编者按：10月1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深度对谈，标题是《中国Z世代审核员：生存吃饭最重要》，作者为王晓。这篇访谈采访了一名生于1997年，自2020年起开始从事某知名互联网企业内容审核员的陈立佳（化名）。他所在的审核团队，主要负责图文审核，其中政治内容是优先级最高的板块。对于成为审核员的初衷，陈立佳非常坦承，他说纯粹就是为了挣钱吃饭。而对于这份工作的道德争议，陈立佳个人认为，审核员工作无关正义，仅事关生存。
以下是这篇深度访谈的节选内容：
有关政治内容的审核：
Q：这些需要进行审核的内容中，哪个版块优先级最高？
A：肯定是政治安全。
Q：涉政的审核标准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哪些内容可以过审哪些内容无法过审？
A：标准其实和国内的新闻报道一样，哪些内容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在我们这儿就不能过审。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涉及高级政治官员及其家属的内容、涉及共产党黑历史的内容，我们都是要必须删除掉的。还有每年六四的时候，关于六四的信息每年都有人发，我们都要审核掉，甚至临近6月4号的时候，我们都得加班加点的搞。
Q：所以像六四、十一国庆节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作为审核员，你们也要格外谨慎对吗？
A：当然！因为只要到这种时间节点，总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想要加深大众的记忆，时间点一临近，就喜欢发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六四都成为一个民间节日了。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审核规则和审核策略都会临时更改，平时的话是先发后审，敏感时期则是先审后发。
封号的操作：
Q：封账号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
A：不需要流程。只要我觉得他（账号）发的东西有问题，我就可以直接封了，然后把被封账号的名单给他们（公司正式员工）就行了。
Q：只给账号名单吗？没有进一步的审核或者评议之类的流程需要走吗？
A：没有，封号其实很简单，但有时候需要附上封号的理由，比方说哪些是涉六四的，不过是永封还是有期限的封，我都是有权限直接说了算的。
工资与工时：
Q：方便透露一下你做审核员的工资吗？
A：一开始的时候是4300，扣掉税收的话到手在4000左右。待了一年多后，涨到了6800，扣掉五险一金，还剩6000块钱。
Q：作为外包，你们每天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A：一开始说好每天就是工作8个小时，但并没有说工作量是多少，但后来我发现，工作量是不定的，干不完就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所以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开始摸鱼了。
审核员日常接触的“违禁内容”：
Q：你都上报过哪些关键词？
A：比方说蛋孔，就是鸡蛋的蛋，旦炒饭，撒旦的旦，等等，还有“新”“疆”两个字和各种谐音字的组合，非常多，但都很琐碎。
Q：关于新疆劳动集中营的培训是怎么展开的？
A：就是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看完就完事了，什么都没说。因为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真相，而是为了让我们删东西。用意不一样，所以行为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作为螺丝钉的审核员知道这件事是敏感的，相关词汇出现了我们直接删了就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感受和想法。
Q：那“解放军”一词可以提吗？
A：敏感节点时期，提都不能提。甚至歌颂政府、歌颂解放军平乱的也不行。这种审核的重点不在于规训大众如何对事件进行表达和评价，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重要，重点是要通过审核去删除所有信息，然后让大家彻底的遗忘这件事。
Q：在现在的公司你参加过多少次培训？
A：大概7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新疆的劳动集中营的培训，但这种培训都非常水，不能指望从中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公司的意思是，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但是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和一些细节不需要记，甚至忘掉也可以。我相信，公司更希望大家看完就忘掉。
审核员陈立佳的“道德感”：
Q：所以你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更好的拿到工资？
A：是的。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负罪感，因为我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既然做了，我就得把它做好。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寸，这个东西首先是没有普遍性的，这也是我质疑它的地方。另外我觉得这句话是知识分子自己想象出来的，现实中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枪口抬高一寸”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关于柏林墙倒塌的事件吧？士兵整天被教官这样训那样训，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的道德意识早就被消磨完了，怎么可能会发生把枪口抬高一寸的事情。而且士兵一旦悄悄的把枪口抬高了，这种行为如果被长官看见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对于他的下场，又有多少人会在乎？
Q：这种长期的审核或者与所谓“负面”信息为伍的工作，有给你的心理或精神健康带来困扰吗？
A：没有。如果你是指政治性抑郁的话，也没有。说实话，我工作期间唯一的压力来源是，出了错怎么办？我非常害怕自己在工作中会出错，也就是害怕没审核掉那些不好的内容。而且据我观察，我周边的同事也都没有那些负面情绪。大家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的，因为这些话题跟我们的生活又不贴近，甚至我有同事无比热爱毛主席，在有些人看来，他们是在帮着国家平乱、在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政治性的抑郁和焦虑。
Q：所以还是会有东西能让你产生负罪感的？
A：是的。比方说新冠肺炎还有郑州大水，还有包括一个叫江雪的人写的《长安十日》，删这些我真的有负罪感。但是这些是很明显的东西，我不删别人也会删掉，这些东西太张扬了，我想放都放不了。
Q：你有“负罪感”的表现是什么？
A：就是不想干这行了，但周边的人会开导我说，我不删也会有其他人删，而且朋友们还会反问我，问我不干这个还能干啥？大家都知道生存最重要，道德这东西是在生存获得保障后才能存在的。
但即使这样，2021年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年，西安的事和郑州大水的事都发生在那一年，那时候我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我那会儿非常想离开这家公司，再也不干政治审核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所以后来涉政审核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矛盾的事，一方面我干起来确实轻车熟路，能让我吃饱饭，但另一方面确实……很痛苦。尤其是当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我的负罪感就会更加强烈。
Q：那你会觉得自己悲情吗？以及如果让你跳出来的话，以旁观者的视角，你会怎么评价审核员这一职业？
A：确实很可悲。跳出来评价这一群体的话，我只能说这是一群为了吃饭、为了生存的人。真的就是简单的为了吃饭而已，没有太复杂的其他东西。对于所谓的“正义”与否的问题，真的没有人会深究，饭都吃不上了，还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可以说这是底层人的无奈也好、悲哀也好，因为对底层人来说，哪有那么多选择权。
所以我从来不认可对这份工作的道德批判，道德批判不应该嫁接给那些中产吗？为什么要甩给底层人民？我现在反倒想问一下，审核员的职位是谁设计的？我们就是打工而已，这绝对不是这份工作的问题，而是设置这个工作的人的问题。所以应该把矛头对准问题的源头，而不是我们这些执行的人，毕竟螺丝钉是取之不尽的，没有我们，还会有其他人。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挺好的，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地位，决定了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能把过多的社会责任转嫁给普通人，普通人生存已经很艰难了，可承担不起那么多的期望。
编者按：10月1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深度对谈，标题是《中国Z世代审核员：生存吃饭最重要》，作者为王晓。这篇访谈采访了一名生于1997年，自2020年起开始从事某知名互联网企业内容审核员的陈立佳（化名）。他所在的审核团队，主要负责图文审核，其中政治内容是优先级最高的板块。对于成为审核员的初衷，陈立佳非常坦承，他说纯粹就是为了挣钱吃饭。而对于这份工作的道德争议，陈立佳个人认为，审核员工作无关正义，仅事关生存。
以下是这篇深度访谈的节选内容：
有关政治内容的审核：
Q：这些需要进行审核的内容中，哪个版块优先级最高？
A：肯定是政治安全。
Q：涉政的审核标准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哪些内容可以过审哪些内容无法过审？
A：标准其实和国内的新闻报道一样，哪些内容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在我们这儿就不能过审。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涉及高级政治官员及其家属的内容、涉及共产党黑历史的内容，我们都是要必须删除掉的。还有每年六四的时候，关于六四的信息每年都有人发，我们都要审核掉，甚至临近6月4号的时候，我们都得加班加点的搞。
Q：所以像六四、十一国庆节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作为审核员，你们也要格外谨慎对吗？
A：当然！因为只要到这种时间节点，总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想要加深大众的记忆，时间点一临近，就喜欢发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六四都成为一个民间节日了。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审核规则和审核策略都会临时更改，平时的话是先发后审，敏感时期则是先审后发。
封号的操作：
Q：封账号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
A：不需要流程。只要我觉得他（账号）发的东西有问题，我就可以直接封了，然后把被封账号的名单给他们（公司正式员工）就行了。
Q：只给账号名单吗？没有进一步的审核或者评议之类的流程需要走吗？
A：没有，封号其实很简单，但有时候需要附上封号的理由，比方说哪些是涉六四的，不过是永封还是有期限的封，我都是有权限直接说了算的。
工资与工时：
Q：方便透露一下你做审核员的工资吗？
A：一开始的时候是4300，扣掉税收的话到手在4000左右。待了一年多后，涨到了6800，扣掉五险一金，还剩6000块钱。
Q：作为外包，你们每天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A：一开始说好每天就是工作8个小时，但并没有说工作量是多少，但后来我发现，工作量是不定的，干不完就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所以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开始摸鱼了。
审核员日常接触的“违禁内容”：
Q：你都上报过哪些关键词？
A：比方说蛋孔，就是鸡蛋的蛋，旦炒饭，撒旦的旦，等等，还有“新”“疆”两个字和各种谐音字的组合，非常多，但都很琐碎。
Q：关于新疆劳动集中营的培训是怎么展开的？
A：就是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看完就完事了，什么都没说。因为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真相，而是为了让我们删东西。用意不一样，所以行为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作为螺丝钉的审核员知道这件事是敏感的，相关词汇出现了我们直接删了就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感受和想法。
Q：那“解放军”一词可以提吗？
A：敏感节点时期，提都不能提。甚至歌颂政府、歌颂解放军平乱的也不行。这种审核的重点不在于规训大众如何对事件进行表达和评价，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重要，重点是要通过审核去删除所有信息，然后让大家彻底的遗忘这件事。
Q：在现在的公司你参加过多少次培训？
A：大概7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新疆的劳动集中营的培训，但这种培训都非常水，不能指望从中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公司的意思是，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但是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和一些细节不需要记，甚至忘掉也可以。我相信，公司更希望大家看完就忘掉。
审核员陈立佳的“道德感”：
Q：所以你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更好的拿到工资？
A：是的。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负罪感，因为我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既然做了，我就得把它做好。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寸，这个东西首先是没有普遍性的，这也是我质疑它的地方。另外我觉得这句话是知识分子自己想象出来的，现实中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枪口抬高一寸”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关于柏林墙倒塌的事件吧？士兵整天被教官这样训那样训，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的道德意识早就被消磨完了，怎么可能会发生把枪口抬高一寸的事情。而且士兵一旦悄悄的把枪口抬高了，这种行为如果被长官看见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对于他的下场，又有多少人会在乎？
Q：这种长期的审核或者与所谓“负面”信息为伍的工作，有给你的心理或精神健康带来困扰吗？
A：没有。如果你是指政治性抑郁的话，也没有。说实话，我工作期间唯一的压力来源是，出了错怎么办？我非常害怕自己在工作中会出错，也就是害怕没审核掉那些不好的内容。而且据我观察，我周边的同事也都没有那些负面情绪。大家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的，因为这些话题跟我们的生活又不贴近，甚至我有同事无比热爱毛主席，在有些人看来，他们是在帮着国家平乱、在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政治性的抑郁和焦虑。
Q：所以还是会有东西能让你产生负罪感的？
A：是的。比方说新冠肺炎还有郑州大水，还有包括一个叫江雪的人写的《长安十日》，删这些我真的有负罪感。但是这些是很明显的东西，我不删别人也会删掉，这些东西太张扬了，我想放都放不了。
Q：你有“负罪感”的表现是什么？
A：就是不想干这行了，但周边的人会开导我说，我不删也会有其他人删，而且朋友们还会反问我，问我不干这个还能干啥？大家都知道生存最重要，道德这东西是在生存获得保障后才能存在的。
但即使这样，2021年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年，西安的事和郑州大水的事都发生在那一年，那时候我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我那会儿非常想离开这家公司，再也不干政治审核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所以后来涉政审核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矛盾的事，一方面我干起来确实轻车熟路，能让我吃饱饭，但另一方面确实……很痛苦。尤其是当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我的负罪感就会更加强烈。
Q：那你会觉得自己悲情吗？以及如果让你跳出来的话，以旁观者的视角，你会怎么评价审核员这一职业？
A：确实很可悲。跳出来评价这一群体的话，我只能说这是一群为了吃饭、为了生存的人。真的就是简单的为了吃饭而已，没有太复杂的其他东西。对于所谓的“正义”与否的问题，真的没有人会深究，饭都吃不上了，还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可以说这是底层人的无奈也好、悲哀也好，因为对底层人来说，哪有那么多选择权。
所以我从来不认可对这份工作的道德批判，道德批判不应该嫁接给那些中产吗？为什么要甩给底层人民？我现在反倒想问一下，审核员的职位是谁设计的？我们就是打工而已，这绝对不是这份工作的问题，而是设置这个工作的人的问题。所以应该把矛头对准问题的源头，而不是我们这些执行的人，毕竟螺丝钉是取之不尽的，没有我们，还会有其他人。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挺好的，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地位，决定了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能把过多的社会责任转嫁给普通人，普通人生存已经很艰难了，可承担不起那么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