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庆日前走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
在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这一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向中国官方所称的英烈们敬献花篮。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历届领导人中，习近平是最重视纪念烈士的。他向俄罗斯学习，透过崇尚英烈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在渲染一种气氛，把中国引诱到一种“准战”的状态；然而，在和平时期鼓励人民牺牲奉献生命，是一种倒行逆施。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30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跟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等多位政治高层，一同出席“烈士纪念日”的仪式活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序曲下，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但这样隆重祭祀烈士的场景，其实在习近平上任之前是没有的。在诸多分析家看来，习近平之所以特别重视，有多种理由，除了巩固政权合法性外，也学习当代俄罗斯在国家改朝换代后，统合沙皇与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为战争在做准备。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致敬默哀。
祭祀与战争
旅美时评人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不外乎祭祀与战争；古代皇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所以祭祀是祭拜自己的祖先或者神灵。战争则是为了扩张势力，要对别人进行掠夺与征服。他说，“这一传统，在某种意义上，算是被习近平给继承了。”
吴祚来表示，习近平注重祭祀，也喜欢战争。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毛额（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有实力来挑战美国与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他想要跟美国分治太平洋，并将台湾、日本等印太区域纳入其势力范围，拥有控制权。
吴祚来表示，但中国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积极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因此对日本、台湾，甚至对印度都采取一种挑衅的政策。而要启动这些战争，就必须有人牺牲。“那牺牲的精神，牺牲的伟大光荣，牺牲之后被纪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所以习近平时代特别重视对先烈的祭祀，然后重视这个在天安门广场这些大型的一个纪念活动，以前都是很少有过的。”他说。
吴祚来表示，习近平鼓励牺牲，觉得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光荣伟大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国家献出生命；但是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每一个人民都是通过尽公民的义务，比如纳税或是参与议政的方式，让国家变得繁荣与强大，而不是通过牺牲，特别是要牺牲人民的生命。
他说：“所以他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方式，把中国引诱到了一种准战状态。整个中国不是冷战状态，而是一种准战状态，所以他就需要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渲染一种气氛。”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席纪念仪式。
鼓励牺牲
吴祚来说，中共认为为党为国牺牲是伟大的，但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牺牲则是可耻的，这样的一种模范价值是来自苏联榜样的无限延伸。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在和平时代鼓励牺牲，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这样的，只有在中国，中共政权学习了苏联，把为国牺牲变成一种日常叙事。
习近平对英烈的重视，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他在上任后的第2年即2014年，就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201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不许网上有对英烈的批评、怀疑或调侃，同年并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2024年9月起，又实施了《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今日中国通过庆典、祭祀和追悼烈士等仪式，为塑造国家合法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其实并不是中共过往一直以来的一个历史状态。
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中共元老毛泽东其实一开始想给人们一种比较开明、开放的形象，所以国军抗日名将张自忠在1950年代初，其实有被北京认定为革命烈士的。但后来北京的政策急速向左转，在极左化下，红色意识形态挂帅。因此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的这30年当中，参加过北伐抗战、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开国的国军烈士，就被排除在中共革命的历史叙事之外。相对地，参加中国共产革命的八路军、新四军、老红军等革命烈士与事迹，则在当时被大量拍成电影和纪录片。此时革命烈士的作用，是被官方用来作为凝聚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宣传素材。
转变历程
徐全表示，换句话说，中国的“烈士”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共产革命和国家献身的烈士，属于中共体系，即红色烈士；另一种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献身的烈士，比如国军抗战烈士。重视烈士，可以塑造政权合法性，也能够凝聚民间社会对官方的认同，更能起到收服海外人心的效果，比如增强东南亚华人、台湾人对中共的向心力。
“但到了1980年代是一个重大转折，中国民间社会开始对英雄烈士的概念大量降温。”徐全说。这主要的原因有3个，第1个是在经历了10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后，人们对于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一种抵触跟反感。 第2个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下，大家一切向“钱”看， 相较于传统的英雄是为集体、为民族、为国家牺牲奉献的人，但此时能够创造资本、展现个人价值的才叫做英雄。 第3个原因是在1980年代以后，尤其2000年之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革命英雄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成就过时的、为官方意识形态背书的一种话语，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并不会得到特别正面的回响。
徐全说，但这种式微与衰弱的革命英雄主义话语，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又起死回生，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为了要巩固其执政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在过去这十多年，中共从一个革命政权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俄罗斯成为中国仿效学习的对象，包括领导人宣誓就职、阅兵、纪念哀悼仪式，以及仪仗队的士兵手捧宪法进场等，这些都是过去中共所没有的。
徐全说：“因为俄罗斯跟中国面临了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
中国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仪式上。
学习俄罗斯
他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全盘否定苏联，加上经济不振，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苏联派和沙皇派的意识形态对立。2000年普京上台后，他以沙皇俄国时代的旗帜为国旗，以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国国歌；在全社会和军中大力倡导与进行苏联红军击败纳粹德国历史荣誉的爱国教育。所以在俄罗斯每年的红场阅兵式中，都可以看到受阅部队会同时高举今日的东正教十字军旗和苏联时代的镰刀锤子红色军旗。“他基本上采取了共同继承，然后互不否定的一个方式，融汇到了今天新俄罗斯的历史当中。”徐全说。
徐全表示，对应到中国，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中共解放军受阅部队所举的军旗也包含抗战时期的军旗番号，象征传承了抗战时期的光荣，甚至中共军队的老兵和国军的老兵也都一同参加阅兵式，这种做法就是从俄罗斯学来的。他说，这种形式美学的背后，就是一种历史合法性向现实合法性过渡的话语建构。中共想向海内外以及中国内部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不同历史观的中国人、海外华人的正朔。这对于巩固北京的合法性、凝聚不同抗战史观民众对中共的认同，确实有效用。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015年习近平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谈话。习近平提到8个抗战时期的将领，其中4个来自中共，4个来自国军；然后在接续提到的八路军、新四军等4个英雄模范群体中，有3个来自中共，另外一个800壮士来自国民党军。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席献花篮的纪念仪式。
主动统合
徐全表示，也就是说，大家对于中华民国存在在中国大陆38年以及对于8年抗战或有不同看法，但现在的北京官方不再被动，而是采取主动出击，用统合性的叙述塑造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话语。
他说：“北京当局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学习俄罗斯的做法，用这种统合的方式来让这个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全部都融汇到官方的历史叙述当中，以达到官方对于社会整体的管制、管控。”
任何的祭祀仪式都是透过重复的动作来唤起历史记忆，目的是对当下的现实产生认同。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就属习近平最重视国家级祭典。
吴祚来表示，毛时代清明祭扫的对象主要是中共的烈士，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烈士不仅不受祭扫，许多烈士陵园都遭到红卫兵摧毁。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以改革开放为基调，所以“红色的东西就被隐藏下来了 ”，邓不做祭祀活动，也不立纪念碑，改成种树。
他说，江泽民时代也是种树，没有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宏大的祭祀活动，当时的国之大事仍是“闷声发大财”。到了胡锦涛时代的祭祀活动则有两个面向，一个是通过每逢10月1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以示“正统”；第二个面向则是“统战”，对陕西黄帝陵进行盛大的公祭，并带动了全国各地祭祀历史人物的热潮。
吴祚来说，胡锦涛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统战海外华人，增加所谓的民族凝聚力，特别是想统战台湾的政界要人，比如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就曾率团到黄帝陵谒陵祭祖，2005年西安小学生表演的“连爷爷，您回来啦”，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庆日前走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
在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这一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向中国官方所称的英烈们敬献花篮。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历届领导人中，习近平是最重视纪念烈士的。他向俄罗斯学习，透过崇尚英烈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在渲染一种气氛，把中国引诱到一种“准战”的状态；然而，在和平时期鼓励人民牺牲奉献生命，是一种倒行逆施。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30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跟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等多位政治高层，一同出席“烈士纪念日”的仪式活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序曲下，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但这样隆重祭祀烈士的场景，其实在习近平上任之前是没有的。在诸多分析家看来，习近平之所以特别重视，有多种理由，除了巩固政权合法性外，也学习当代俄罗斯在国家改朝换代后，统合沙皇与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为战争在做准备。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致敬默哀。
祭祀与战争
旅美时评人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不外乎祭祀与战争；古代皇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所以祭祀是祭拜自己的祖先或者神灵。战争则是为了扩张势力，要对别人进行掠夺与征服。他说，“这一传统，在某种意义上，算是被习近平给继承了。”
吴祚来表示，习近平注重祭祀，也喜欢战争。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毛额（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有实力来挑战美国与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他想要跟美国分治太平洋，并将台湾、日本等印太区域纳入其势力范围，拥有控制权。
吴祚来表示，但中国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积极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因此对日本、台湾，甚至对印度都采取一种挑衅的政策。而要启动这些战争，就必须有人牺牲。“那牺牲的精神，牺牲的伟大光荣，牺牲之后被纪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所以习近平时代特别重视对先烈的祭祀，然后重视这个在天安门广场这些大型的一个纪念活动，以前都是很少有过的。”他说。
吴祚来表示，习近平鼓励牺牲，觉得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光荣伟大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国家献出生命；但是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每一个人民都是通过尽公民的义务，比如纳税或是参与议政的方式，让国家变得繁荣与强大，而不是通过牺牲，特别是要牺牲人民的生命。
他说：“所以他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方式，把中国引诱到了一种准战状态。整个中国不是冷战状态，而是一种准战状态，所以他就需要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渲染一种气氛。”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席纪念仪式。
鼓励牺牲
吴祚来说，中共认为为党为国牺牲是伟大的，但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牺牲则是可耻的，这样的一种模范价值是来自苏联榜样的无限延伸。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在和平时代鼓励牺牲，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这样的，只有在中国，中共政权学习了苏联，把为国牺牲变成一种日常叙事。
习近平对英烈的重视，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他在上任后的第2年即2014年，就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201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不许网上有对英烈的批评、怀疑或调侃，同年并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2024年9月起，又实施了《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今日中国通过庆典、祭祀和追悼烈士等仪式，为塑造国家合法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其实并不是中共过往一直以来的一个历史状态。
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中共元老毛泽东其实一开始想给人们一种比较开明、开放的形象，所以国军抗日名将张自忠在1950年代初，其实有被北京认定为革命烈士的。但后来北京的政策急速向左转，在极左化下，红色意识形态挂帅。因此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的这30年当中，参加过北伐抗战、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开国的国军烈士，就被排除在中共革命的历史叙事之外。相对地，参加中国共产革命的八路军、新四军、老红军等革命烈士与事迹，则在当时被大量拍成电影和纪录片。此时革命烈士的作用，是被官方用来作为凝聚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宣传素材。
转变历程
徐全表示，换句话说，中国的“烈士”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共产革命和国家献身的烈士，属于中共体系，即红色烈士；另一种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献身的烈士，比如国军抗战烈士。重视烈士，可以塑造政权合法性，也能够凝聚民间社会对官方的认同，更能起到收服海外人心的效果，比如增强东南亚华人、台湾人对中共的向心力。
“但到了1980年代是一个重大转折，中国民间社会开始对英雄烈士的概念大量降温。”徐全说。这主要的原因有3个，第1个是在经历了10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后，人们对于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一种抵触跟反感。 第2个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下，大家一切向“钱”看， 相较于传统的英雄是为集体、为民族、为国家牺牲奉献的人，但此时能够创造资本、展现个人价值的才叫做英雄。 第3个原因是在1980年代以后，尤其2000年之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革命英雄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成就过时的、为官方意识形态背书的一种话语，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并不会得到特别正面的回响。
徐全说，但这种式微与衰弱的革命英雄主义话语，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又起死回生，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为了要巩固其执政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在过去这十多年，中共从一个革命政权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俄罗斯成为中国仿效学习的对象，包括领导人宣誓就职、阅兵、纪念哀悼仪式，以及仪仗队的士兵手捧宪法进场等，这些都是过去中共所没有的。
徐全说：“因为俄罗斯跟中国面临了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
中国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仪式上。
学习俄罗斯
他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全盘否定苏联，加上经济不振，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苏联派和沙皇派的意识形态对立。2000年普京上台后，他以沙皇俄国时代的旗帜为国旗，以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国国歌；在全社会和军中大力倡导与进行苏联红军击败纳粹德国历史荣誉的爱国教育。所以在俄罗斯每年的红场阅兵式中，都可以看到受阅部队会同时高举今日的东正教十字军旗和苏联时代的镰刀锤子红色军旗。“他基本上采取了共同继承，然后互不否定的一个方式，融汇到了今天新俄罗斯的历史当中。”徐全说。
徐全表示，对应到中国，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中共解放军受阅部队所举的军旗也包含抗战时期的军旗番号，象征传承了抗战时期的光荣，甚至中共军队的老兵和国军的老兵也都一同参加阅兵式，这种做法就是从俄罗斯学来的。他说，这种形式美学的背后，就是一种历史合法性向现实合法性过渡的话语建构。中共想向海内外以及中国内部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不同历史观的中国人、海外华人的正朔。这对于巩固北京的合法性、凝聚不同抗战史观民众对中共的认同，确实有效用。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015年习近平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谈话。习近平提到8个抗战时期的将领，其中4个来自中共，4个来自国军；然后在接续提到的八路军、新四军等4个英雄模范群体中，有3个来自中共，另外一个800壮士来自国民党军。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席献花篮的纪念仪式。
主动统合
徐全表示，也就是说，大家对于中华民国存在在中国大陆38年以及对于8年抗战或有不同看法，但现在的北京官方不再被动，而是采取主动出击，用统合性的叙述塑造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话语。
他说：“北京当局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学习俄罗斯的做法，用这种统合的方式来让这个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全部都融汇到官方的历史叙述当中，以达到官方对于社会整体的管制、管控。”
任何的祭祀仪式都是透过重复的动作来唤起历史记忆，目的是对当下的现实产生认同。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就属习近平最重视国家级祭典。
吴祚来表示，毛时代清明祭扫的对象主要是中共的烈士，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烈士不仅不受祭扫，许多烈士陵园都遭到红卫兵摧毁。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以改革开放为基调，所以“红色的东西就被隐藏下来了 ”，邓不做祭祀活动，也不立纪念碑，改成种树。
他说，江泽民时代也是种树，没有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宏大的祭祀活动，当时的国之大事仍是“闷声发大财”。到了胡锦涛时代的祭祀活动则有两个面向，一个是通过每逢10月1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以示“正统”；第二个面向则是“统战”，对陕西黄帝陵进行盛大的公祭，并带动了全国各地祭祀历史人物的热潮。
吴祚来说，胡锦涛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统战海外华人，增加所谓的民族凝聚力，特别是想统战台湾的政界要人，比如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就曾率团到黄帝陵谒陵祭祖，2005年西安小学生表演的“连爷爷，您回来啦”，就是一个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