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管理人员孟晚舟的欢迎委员会做好充分准备：从标语字幕的颜色到如何报道这次协议的命令，国营媒体在执行严格的指令。 当局命令各公司在大楼上展示“欢迎孟晚舟回家”的标语。 其他人命令媒体客观准确报道，但总体对孟晚舟返回的情况报道采取“低调和缩水”的方式。 美国《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揭露了国家媒体指令的细节。从2010年以来，这个独立的新闻网站发表了中国当局向国营媒体单位发布的数百份指令。 从7月份河南水灾的报道-“把报道的重点转到灾后复原”-到2020年的地摊交易-“请不要继续炒作”-到国内外的疫情努力，分析人士说，这些公布的指令突显国家新闻审查的严格有时又是奇怪的性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中国分析员达特（Angeli Datt）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指令的确有帮助，因为如此之多的新闻审查外界是不知道的，”“中共依然希望试图让其看似尽可能的有机和自然。它不希望展现国家的高压手段，即使高压手段存在，即使民众知道这些指令的存在。” 分析人士说，北京注重细节很说明问题。它展示政府对媒体的全方位控制，即使是在看似无害的议题上。 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对美国之音说，言论自由在中国受保护。 使馆发言人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致力于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报道，在增进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受到充分保护。”红线 人权观察中国分析员王亚秋说，这些公布的指令让人“从内部了解系统的运作方式”。 王亚秋说，这个系统有两个主要的领域：自我审查和政府强制的审查。 她对美国之音说，压制往往在临时安排的基础上工作，“没有明确的规则”。 达特说，模糊的方式可能是故意的。 达特说，“政治红线从来都是故意模糊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何时越过了红线，你在做可能会越过红线的任何事时都会更加犹豫。” 在中国国营媒体工作过的记者有类似的看法，表示编辑记者们经常避免他们认为可能是敏感的议题，防止陷入麻烦。 尽管他们在报道不那么政治敏感的新闻时有些自由，但记者们说总体而言，控制似乎近年来加强了。 英国华裔记者郑礼先(Tony Cheng)2011年到2020年在中国央视工作。他之前为半岛电视台英文节目和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记者。他说刚到央视时有很多自由。 郑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普通话组说，“我在中东广泛旅行，做了很多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了不起的报道，”“但我在过去四年中感到新闻控制越来越严。” 中国开始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工程时，“东南亚国家的报道突然容易成为敏感议题。” 郑礼先最近在泰国首都曼谷担任自由撰稿记者。他说央视故意忽略了来自东南亚的有些报道。 缅甸罗兴亚人种族灭绝、泰国动荡、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在泰国发展和香港抗议等人权议题都被排除。 美国之音向央视两名媒体联系人发出要求评论的电邮都没有回音。 记者奥狄（Michael Ottey）说，他2014年开始在《中国日报》担任了两年编辑，对国营媒体的运作有更好的了解。 当时他和一名中国编辑共同工作。记者们说这名编辑是“把关人”或是确定某些议题是否过于敏感时必须请教的人。 奥狄现在是《洛杉矶时报》的助理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整天都批评敌人，但你不能批评你的朋友。” 但北京的朋友和敌人的名单经常变动，所以《中国日报》经常临时进行自我审查。 奥狄说，《中国日报》经常在中共上层寻找根据政府当时的立场什么人或事可以或不可以批评的信号。 奥狄说，“老实说，这很像给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这不是真正的新闻。这更像是‘让我们照顾中国政府的形象。’” 《中国日报》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评论要求。 《纽约时报》北京记者站负责人迈尔斯（Steven Lee Myers）说，中国当局“确定一个叙事-这就是他们谈论的真相。” 迈尔斯指出，中国对新疆所谓“反恐作战”的报道方式就是证明。美国和其他国家指责中国在当地大规模侵犯人权，关押了一百多万维吾尔人。 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他们要求民众接受的僵化的正统观念。” 他是2020年被中国驱逐的大约12名美国记者之一，以报复美国对媒体签证的控制。 中国颁布了维吾尔待遇有关指称的报道指令，包括2020年3月要求媒体避免报道“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的工作安排。” 澳大利亚一家智库之前说，估计有8万维吾尔人在向外国公司供货的工厂被强迫劳动。然后，中国当局就发出了这些指令。 自由之家的达特说，这些指令和中国严格的新闻审查即显示权力，也显示北京的担忧。 达特说，“这些泄露的指令的确有助于显示国家控制媒体、限制报道内容的方式，”“它体现了共产党的不安全感。”
华为管理人员孟晚舟的欢迎委员会做好充分准备：从标语字幕的颜色到如何报道这次协议的命令，国营媒体在执行严格的指令。
当局命令各公司在大楼上展示“欢迎孟晚舟回家”的标语。
其他人命令媒体客观准确报道，但总体对孟晚舟返回的情况报道采取“低调和缩水”的方式。
美国《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揭露了国家媒体指令的细节。从2010年以来，这个独立的新闻网站发表了中国当局向国营媒体单位发布的数百份指令。
从7月份河南水灾的报道-“把报道的重点转到灾后复原”-到2020年的地摊交易-“请不要继续炒作”-到国内外的疫情努力，分析人士说，这些公布的指令突显国家新闻审查的严格有时又是奇怪的性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中国分析员达特（Angeli Datt）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指令的确有帮助，因为如此之多的新闻审查外界是不知道的，”“中共依然希望试图让其看似尽可能的有机和自然。它不希望展现国家的高压手段，即使高压手段存在，即使民众知道这些指令的存在。”
分析人士说，北京注重细节很说明问题。它展示政府对媒体的全方位控制，即使是在看似无害的议题上。
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对美国之音说，言论自由在中国受保护。
使馆发言人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致力于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报道，在增进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受到充分保护。”
红线
人权观察中国分析员王亚秋说，这些公布的指令让人“从内部了解系统的运作方式”。
王亚秋说，这个系统有两个主要的领域：自我审查和政府强制的审查。
她对美国之音说，压制往往在临时安排的基础上工作，“没有明确的规则”。
达特说，模糊的方式可能是故意的。
达特说，“政治红线从来都是故意模糊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何时越过了红线，你在做可能会越过红线的任何事时都会更加犹豫。”
在中国国营媒体工作过的记者有类似的看法，表示编辑记者们经常避免他们认为可能是敏感的议题，防止陷入麻烦。
尽管他们在报道不那么政治敏感的新闻时有些自由，但记者们说总体而言，控制似乎近年来加强了。
英国华裔记者郑礼先(Tony Cheng)2011年到2020年在中国央视工作。他之前为半岛电视台英文节目和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记者。他说刚到央视时有很多自由。
郑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普通话组说，“我在中东广泛旅行，做了很多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了不起的报道，”“但我在过去四年中感到新闻控制越来越严。”
中国开始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工程时，“东南亚国家的报道突然容易成为敏感议题。”
郑礼先最近在泰国首都曼谷担任自由撰稿记者。他说央视故意忽略了来自东南亚的有些报道。
缅甸罗兴亚人种族灭绝、泰国动荡、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在泰国发展和香港抗议等人权议题都被排除。
美国之音向央视两名媒体联系人发出要求评论的电邮都没有回音。
记者奥狄（Michael Ottey）说，他2014年开始在《中国日报》担任了两年编辑，对国营媒体的运作有更好的了解。
当时他和一名中国编辑共同工作。记者们说这名编辑是“把关人”或是确定某些议题是否过于敏感时必须请教的人。
奥狄现在是《洛杉矶时报》的助理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整天都批评敌人，但你不能批评你的朋友。”
但北京的朋友和敌人的名单经常变动，所以《中国日报》经常临时进行自我审查。
奥狄说，《中国日报》经常在中共上层寻找根据政府当时的立场什么人或事可以或不可以批评的信号。
奥狄说，“老实说，这很像给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这不是真正的新闻。这更像是‘让我们照顾中国政府的形象。’”
《中国日报》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评论要求。
《纽约时报》北京记者站负责人迈尔斯（Steven Lee Myers）说，中国当局“确定一个叙事-这就是他们谈论的真相。”
迈尔斯指出，中国对新疆所谓“反恐作战”的报道方式就是证明。美国和其他国家指责中国在当地大规模侵犯人权，关押了一百多万维吾尔人。
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他们要求民众接受的僵化的正统观念。”
他是2020年被中国驱逐的大约12名美国记者之一，以报复美国对媒体签证的控制。
中国颁布了维吾尔待遇有关指称的报道指令，包括2020年3月要求媒体避免报道“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的工作安排。”
澳大利亚一家智库之前说，估计有8万维吾尔人在向外国公司供货的工厂被强迫劳动。然后，中国当局就发出了这些指令。
自由之家的达特说，这些指令和中国严格的新闻审查即显示权力，也显示北京的担忧。
达特说，“这些泄露的指令的确有助于显示国家控制媒体、限制报道内容的方式，”“它体现了共产党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