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又对中国企业“下黑手”！在此前对小米、华为发起“突击查税”后，这次，印度政府部门又盯上了vivo和中兴通讯。
紧盯中企 印度在焦虑什么？
当地时间5月31日，有外媒报道，印度企业事务部声称收到来自匿名信源的举报，相关中资企业可能存在欺诈等违规行为，将对其审计报告进行认真审查。相关报告可能在7月发布，调查结果也将决定相关“案件”是否会被转移到“专门负责严重商业欺诈”的执法部门进一步处理。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此事，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印方应该依法合规行事，为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印度政府部门就启动了对vivo的调查，以查明其在“所有权架构和财务报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违规行为”，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研究中兴通讯的账簿，并“紧急”提交调查结果。不过到目前为止，调查的具体内容和结果都没有披露。
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城看来，印度打着“调查财务欺诈”的旗号，其实是为其不合理的行为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以执法之名行打压中企之实，进而阻止中方资本进一步深入、开拓印度市场。
赵干城还给出了一个数据：2021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740亿美元，成为印度头号贸易逆差来源，“这或许也是让新德里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印度第一次向中国企业“发难”。去年10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向vivo、OPPO、小米、一加发出通知，要求获取这些手机及其组件的有关数据和细节；调查完成后，今年1月，印度财政部要求小米印度公司补缴高达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亿元）的税款，理由是小米“谎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将资金转移出境。4月，印度执法机构又直接以小米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为由，冻结其约55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8亿元）资金。
“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打击中国投资者的热情，也给全球资本释放了一个错误信号”，赵干城说道。据彭博社5月31日报道，一个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和印度一些本土科技巨头在内的游说团体，此前一天致信印度相关政府部门，认为该国对科技行业使用特许使用费的机制有待完善，他们普遍担心，印度执法部门的做法可能导致相关领域的企业出现“寒蝉效应”。
启动调查的时机有何玄机？
印度方面对vivo和中兴通讯启动调查的时机也十分微妙。当天，中印双方刚刚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4次会议，会议提到，“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和两国外长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降温”，并“尽快举行第16轮军长级会谈”。有舆论指出，印度方面试图将边境纠纷与中印的经贸互动进行整体挂钩，以此给中方施压。
赵干城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军方频频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对中方发起无端指责，包括对中国在领土内推进桥梁建设指手画脚等。
再联系到过去两年多来，印方对中企的态度“阴晴不定”，经常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化。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先后下架了200多款中国APP，同时开始加强对在印中企的“合法合规性调查”。2021年3月，中印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印度官方又称可以“有选择地考虑中国的投资”。而当中印边境谈判在下半年再次陷入僵局时，新德里又以“偷税漏税”、“诈骗”、“偷窃利益”等各类名目，开启针对中企的“税务突袭”等行动。
到了2022年1月，中印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时，印度口风又变了，表示正在考虑放松对部分中国投资的限制。但好景不长，很快，新一轮针对中企的调查再次启动。
根据外媒曝光的数据，截至目前，印度企业事务部已经启动对500多家中国公司账簿的检查程序，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似乎已经成为印度“随时可以打击的对象”。
对此，赵干城认为，印方对中企态度的反复很难说没有搞政治操弄之嫌，至于这一波最新的打压是否和边境谈判有关，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对于印方近期的一些动向，包括是否会祭出新的策略，我们仍需保持密切的观察和警惕。
和中国“产业切割” 莫迪政府能做到吗？
“印度‘格外关注’中企，还需要放在另一个背景下来考量，那就是这两年印方一直在鼓吹的‘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赵干城补充道。
印度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最早起步于2020年，计划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中国替代品，融入西方创新和价值链，并推行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同时鼓励当地企业和外来资本加强印度自主生产能力建设。
据相关报告预测，印度通过推行以上计划，将会减少约20%的中国进口。去年，印度政府又13次发布PLI计划，涉及到多个领域，与此同时，印度还加快了相关国际资源的募集，试图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印度还利用西方对中国在安全方面的焦虑，加大了与美欧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按照印方公布的数据，美国在2021至2022财年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美印贸易额为1194.2美元，中印贸易额为1154.2亿美元。
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31日表示，中印双方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各自公布的贸易数字有所差异。根据中方主管部门数据，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256.6亿美元，中国仍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
赵干城指出，事实证明，尽管莫迪政府大造舆论，给中国企业在印的正常经营活动制造种种障碍，但中印经贸合作仍处于发展的“快车道”，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制造”在印度市场也广受欢迎。
“对华搞‘科技脱钩’和‘产业切割’不符合经济规律，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会受到印度企业的欢迎”，赵干城进一步表示，对于如何处理中印关系，莫迪政府不能执迷不悟，应该回到正常的逻辑思路上来，营造公平、透明、可持续的经贸投资合作环境，进一步扩大双边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印度又对中国企业“下黑手”！在此前对小米、华为发起“突击查税”后，这次，印度政府部门又盯上了vivo和中兴通讯。
紧盯中企 印度在焦虑什么？
当地时间5月31日，有外媒报道，印度企业事务部声称收到来自匿名信源的举报，相关中资企业可能存在欺诈等违规行为，将对其审计报告进行认真审查。相关报告可能在7月发布，调查结果也将决定相关“案件”是否会被转移到“专门负责严重商业欺诈”的执法部门进一步处理。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此事，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印方应该依法合规行事，为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印度政府部门就启动了对vivo的调查，以查明其在“所有权架构和财务报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违规行为”，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研究中兴通讯的账簿，并“紧急”提交调查结果。不过到目前为止，调查的具体内容和结果都没有披露。
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城看来，印度打着“调查财务欺诈”的旗号，其实是为其不合理的行为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以执法之名行打压中企之实，进而阻止中方资本进一步深入、开拓印度市场。
赵干城还给出了一个数据：2021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740亿美元，成为印度头号贸易逆差来源，“这或许也是让新德里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印度第一次向中国企业“发难”。去年10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向vivo、OPPO、小米、一加发出通知，要求获取这些手机及其组件的有关数据和细节；调查完成后，今年1月，印度财政部要求小米印度公司补缴高达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亿元）的税款，理由是小米“谎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将资金转移出境。4月，印度执法机构又直接以小米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为由，冻结其约55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8亿元）资金。
“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打击中国投资者的热情，也给全球资本释放了一个错误信号”，赵干城说道。据彭博社5月31日报道，一个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和印度一些本土科技巨头在内的游说团体，此前一天致信印度相关政府部门，认为该国对科技行业使用特许使用费的机制有待完善，他们普遍担心，印度执法部门的做法可能导致相关领域的企业出现“寒蝉效应”。
启动调查的时机有何玄机？
印度方面对vivo和中兴通讯启动调查的时机也十分微妙。当天，中印双方刚刚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4次会议，会议提到，“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和两国外长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降温”，并“尽快举行第16轮军长级会谈”。有舆论指出，印度方面试图将边境纠纷与中印的经贸互动进行整体挂钩，以此给中方施压。
赵干城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军方频频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对中方发起无端指责，包括对中国在领土内推进桥梁建设指手画脚等。
再联系到过去两年多来，印方对中企的态度“阴晴不定”，经常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化。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先后下架了200多款中国APP，同时开始加强对在印中企的“合法合规性调查”。2021年3月，中印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印度官方又称可以“有选择地考虑中国的投资”。而当中印边境谈判在下半年再次陷入僵局时，新德里又以“偷税漏税”、“诈骗”、“偷窃利益”等各类名目，开启针对中企的“税务突袭”等行动。
到了2022年1月，中印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时，印度口风又变了，表示正在考虑放松对部分中国投资的限制。但好景不长，很快，新一轮针对中企的调查再次启动。
根据外媒曝光的数据，截至目前，印度企业事务部已经启动对500多家中国公司账簿的检查程序，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似乎已经成为印度“随时可以打击的对象”。
对此，赵干城认为，印方对中企态度的反复很难说没有搞政治操弄之嫌，至于这一波最新的打压是否和边境谈判有关，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对于印方近期的一些动向，包括是否会祭出新的策略，我们仍需保持密切的观察和警惕。
和中国“产业切割” 莫迪政府能做到吗？
“印度‘格外关注’中企，还需要放在另一个背景下来考量，那就是这两年印方一直在鼓吹的‘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赵干城补充道。
印度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最早起步于2020年，计划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中国替代品，融入西方创新和价值链，并推行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同时鼓励当地企业和外来资本加强印度自主生产能力建设。
据相关报告预测，印度通过推行以上计划，将会减少约20%的中国进口。去年，印度政府又13次发布PLI计划，涉及到多个领域，与此同时，印度还加快了相关国际资源的募集，试图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印度还利用西方对中国在安全方面的焦虑，加大了与美欧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按照印方公布的数据，美国在2021至2022财年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美印贸易额为1194.2美元，中印贸易额为1154.2亿美元。
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31日表示，中印双方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各自公布的贸易数字有所差异。根据中方主管部门数据，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256.6亿美元，中国仍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
赵干城指出，事实证明，尽管莫迪政府大造舆论，给中国企业在印的正常经营活动制造种种障碍，但中印经贸合作仍处于发展的“快车道”，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制造”在印度市场也广受欢迎。
“对华搞‘科技脱钩’和‘产业切割’不符合经济规律，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会受到印度企业的欢迎”，赵干城进一步表示，对于如何处理中印关系，莫迪政府不能执迷不悟，应该回到正常的逻辑思路上来，营造公平、透明、可持续的经贸投资合作环境，进一步扩大双边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