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欧美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和政府为了防控新冠性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而大刀阔斧的进行调整政策之时，日本政府的举措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较为“滞后”。
3月13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表决通过了旨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日本首相在必要时可根据国内疫情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宣布日本进入“紧急状态”。
防控疫情：日本反应“滞后”？
自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之后，不少国家便先后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此抵抗疫情。例如意大利在1月31日便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并拨出款项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2月24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华盛顿特区也在3月11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爆发疫情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却是较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之一。此前载有上百例染病患者的“钻石号邮轮”早在2月3日停靠在了日本横滨港，该国国内的首例患者也于2月13日宣布确诊，截止3月13日东京时间下午3时，日本国内新增新冠病毒确诊案累计确诊为1,395例。然而，与其他国家早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做法不同，日本政府至今还未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除了在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滞后”之外，日本政府并未在日本国内进行大规模的核算检测，还呼吁出现轻度症状的患者不要外出，在家静养。
与韩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防疫措施显得较为消极和滞后，这也让日本政府在推进防疫措施时得到不到法律的支持，相关措施仅停留在政府呼吁的层面。例如安倍政府呼吁学校“停课”，但部分地区的政府和学校并没听从安倍政府的意见，选择照常开学。这显然是中央在疫情防控上的一大法律“短板”。为何素有“豹变”之称的政坛老手安倍晋三会出现如此“纰漏”，是其政府推行政策遭到阻碍？还是他另有考量？
2020年2月13日，安倍晋三（左二）在东京的官邸举行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会议上发表讲话。（AP）
作为日本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内的声望及政治手段不容小觑。此前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涉嫌森友学院非法买卖的丑闻而闹得沸沸扬扬，外界曾一度认为这是安倍和自民党一次巨大的危机，谁曾想，2019年之后该事件便不了了之，安倍的政坛地位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足以说明安倍在日本政坛拥有难以撼动的地位，自民党在日本政府的绝对实权。若安倍和自民党有意通过法案，即便政坛之内出现反对之声，也很难对此法案造成阻碍。
事实上，安倍政府的意愿是影响此法案推进的重要因素。虽然《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已在3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众议院也在3月12日进行表决。但在3月9日的日本国会上安倍晋三对此法案的实施作出了暧昧的表述。他说：“将在充分考虑相关影响的基础上判断是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政府发言人在3月12日坦言，目前阶段，（日本）没有必要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从安倍晋三到发言人的发言足以说明，日本政府对于是否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一事还处于犹豫阶段。要知道，日本目前疫情状况虽然平稳，但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显然是能帮助日本政府整合权力，更好的防控疫情，为何日本政府还对此事如此犹豫？
安倍与自民党的政治私心
作为政坛老手，安倍自然知晓该法案对日本疫情防控的重要性，而他至今迟迟没有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既是对日本现下疫情的考量，也可能存在着政治因素。
实际上，日本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并无先例可循。即便是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期，日本也没有实施国全境紧急状态，仅是震区采取紧急避难的措施；二战之后，日本也没有出现过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换而言之，实施全境状态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政治措施。
而新措施的实施必然会有一定的风险，最凸出的一项便是地区政府和人民的私权问题。在非紧急状态下，日本政府对于各个地区的防疫工作最多只能作出“要求”或“呼吁”，如上文所言的学校停课一事，学校是否停课最终由学校自行决定。一旦日本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意味着日本各地区政府就需要根据中央指示。虽然地方政府和学校可选择不理会中央指示，但因“要求”变成了“指示”，学校若坚持上课将会面临更大压力。譬如家长投诉、媒体报道或政府追责等。这显然会对国民的个人和地区政府权力产生一定限制和束缚。
与此同时，不少政客也担心一旦立法通过，不仅是类似于新冠肺炎的公共卫生事件，今后出现其他事件，此措施极有可能会被多次使用，这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了首相和其内阁政府手中的权杖。
2020年奥运会还有4个多月就开幕了，中国爆发的新冠性病毒让东京奥运会受到了冲击。（AP）
更重要的是，该法案的宣布或许会对安倍和自民党在2021年的首相大选重要影响。安倍的任期将于2021年结束，这也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2021年重新洗牌。从时机上看，举办2020年奥运会并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极有可能是安倍和自民党保住权力规划之一。在为安倍退休后留下了“身后名”的同时也为自民党的后继掌权者铺设道路。
但疫情的来袭或让导致该规划面临搁浅，这也许也是让安倍政府对此法案的推行出现犹豫的原因。
日本与众不同的防疫逻辑
当然，除了政治私心，安倍政府的“滞后”举措也是依据日本时机状况及其民族性所做出的现实考量。无论是日本“滞后”宣布国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还是该政府没有推行大规模检测，呼吁轻度症状民众在家静养的政策，日本社会和民间舆论并没有对此发出过多的批判和指责之声。事实上，日本社会和民间舆论的平静也说明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安倍政府的防疫逻辑。
日本的医疗水平和制度虽然长年居于全球首位，但其医疗资源有限。若日本政府如韩国政府一般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大规模的对出现症状的居民进行检查，这极有可能对让大量的病患涌入医院，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出现短缺和瘫痪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较晚就医的病重患者失去就医时机，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
在亚洲文化中，日本人身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自我责任感特别强。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烦到别人，要顾及他人的感受。
依照他们的文化逻辑，慌乱投医监测，过度的紧张只会为医院、医生以及其他重症人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已经向国内表示，日本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的状况下，高度的自我责任感让他们自发地形成的一个集体共识：“令有限的医疗资源得以优先照顾重病患者”。正是考虑到这样的民族性和日本医疗的现实情况，安倍政府才会在防疫逻辑上与其他国家出现了差异。而这一差异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安倍晋三步步谨慎，审视夺度的特点。在面对危机的情况下，既能及时抓到日本民意的方向，更能“对症下药”，得出一套得以说服民众的合适方案
就在欧美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和政府为了防控新冠性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而大刀阔斧的进行调整政策之时，日本政府的举措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较为“滞后”。
3月13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表决通过了旨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日本首相在必要时可根据国内疫情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宣布日本进入“紧急状态”。
防控疫情：日本反应“滞后”？
自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之后，不少国家便先后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此抵抗疫情。例如意大利在1月31日便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并拨出款项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2月24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华盛顿特区也在3月11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爆发疫情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却是较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之一。此前载有上百例染病患者的“钻石号邮轮”早在2月3日停靠在了日本横滨港，该国国内的首例患者也于2月13日宣布确诊，截止3月13日东京时间下午3时，日本国内新增新冠病毒确诊案累计确诊为1,395例。然而，与其他国家早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做法不同，日本政府至今还未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除了在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滞后”之外，日本政府并未在日本国内进行大规模的核算检测，还呼吁出现轻度症状的患者不要外出，在家静养。
与韩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防疫措施显得较为消极和滞后，这也让日本政府在推进防疫措施时得到不到法律的支持，相关措施仅停留在政府呼吁的层面。例如安倍政府呼吁学校“停课”，但部分地区的政府和学校并没听从安倍政府的意见，选择照常开学。这显然是中央在疫情防控上的一大法律“短板”。为何素有“豹变”之称的政坛老手安倍晋三会出现如此“纰漏”，是其政府推行政策遭到阻碍？还是他另有考量？
2020年2月13日，安倍晋三（左二）在东京的官邸举行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会议上发表讲话。（AP）
作为日本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内的声望及政治手段不容小觑。此前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涉嫌森友学院非法买卖的丑闻而闹得沸沸扬扬，外界曾一度认为这是安倍和自民党一次巨大的危机，谁曾想，2019年之后该事件便不了了之，安倍的政坛地位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足以说明安倍在日本政坛拥有难以撼动的地位，自民党在日本政府的绝对实权。若安倍和自民党有意通过法案，即便政坛之内出现反对之声，也很难对此法案造成阻碍。
事实上，安倍政府的意愿是影响此法案推进的重要因素。虽然《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已在3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众议院也在3月12日进行表决。但在3月9日的日本国会上安倍晋三对此法案的实施作出了暧昧的表述。他说：“将在充分考虑相关影响的基础上判断是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政府发言人在3月12日坦言，目前阶段，（日本）没有必要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从安倍晋三到发言人的发言足以说明，日本政府对于是否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一事还处于犹豫阶段。要知道，日本目前疫情状况虽然平稳，但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显然是能帮助日本政府整合权力，更好的防控疫情，为何日本政府还对此事如此犹豫？
安倍与自民党的政治私心
作为政坛老手，安倍自然知晓该法案对日本疫情防控的重要性，而他至今迟迟没有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既是对日本现下疫情的考量，也可能存在着政治因素。
实际上，日本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并无先例可循。即便是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期，日本也没有实施国全境紧急状态，仅是震区采取紧急避难的措施；二战之后，日本也没有出现过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换而言之，实施全境状态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政治措施。
而新措施的实施必然会有一定的风险，最凸出的一项便是地区政府和人民的私权问题。在非紧急状态下，日本政府对于各个地区的防疫工作最多只能作出“要求”或“呼吁”，如上文所言的学校停课一事，学校是否停课最终由学校自行决定。一旦日本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意味着日本各地区政府就需要根据中央指示。虽然地方政府和学校可选择不理会中央指示，但因“要求”变成了“指示”，学校若坚持上课将会面临更大压力。譬如家长投诉、媒体报道或政府追责等。这显然会对国民的个人和地区政府权力产生一定限制和束缚。
与此同时，不少政客也担心一旦立法通过，不仅是类似于新冠肺炎的公共卫生事件，今后出现其他事件，此措施极有可能会被多次使用，这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了首相和其内阁政府手中的权杖。
2020年奥运会还有4个多月就开幕了，中国爆发的新冠性病毒让东京奥运会受到了冲击。（AP）
更重要的是，该法案的宣布或许会对安倍和自民党在2021年的首相大选重要影响。安倍的任期将于2021年结束，这也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2021年重新洗牌。从时机上看，举办2020年奥运会并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极有可能是安倍和自民党保住权力规划之一。在为安倍退休后留下了“身后名”的同时也为自民党的后继掌权者铺设道路。
但疫情的来袭或让导致该规划面临搁浅，这也许也是让安倍政府对此法案的推行出现犹豫的原因。
日本与众不同的防疫逻辑
当然，除了政治私心，安倍政府的“滞后”举措也是依据日本时机状况及其民族性所做出的现实考量。无论是日本“滞后”宣布国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还是该政府没有推行大规模检测，呼吁轻度症状民众在家静养的政策，日本社会和民间舆论并没有对此发出过多的批判和指责之声。事实上，日本社会和民间舆论的平静也说明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安倍政府的防疫逻辑。
日本的医疗水平和制度虽然长年居于全球首位，但其医疗资源有限。若日本政府如韩国政府一般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大规模的对出现症状的居民进行检查，这极有可能对让大量的病患涌入医院，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出现短缺和瘫痪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较晚就医的病重患者失去就医时机，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
在亚洲文化中，日本人身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自我责任感特别强。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烦到别人，要顾及他人的感受。
依照他们的文化逻辑，慌乱投医监测，过度的紧张只会为医院、医生以及其他重症人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已经向国内表示，日本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的状况下，高度的自我责任感让他们自发地形成的一个集体共识：“令有限的医疗资源得以优先照顾重病患者”。正是考虑到这样的民族性和日本医疗的现实情况，安倍政府才会在防疫逻辑上与其他国家出现了差异。而这一差异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安倍晋三步步谨慎，审视夺度的特点。在面对危机的情况下，既能及时抓到日本民意的方向，更能“对症下药”，得出一套得以说服民众的合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