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写了一本《美国与中国如何合二为一》(Chimerica: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me One的作者)，他的主要观点罗列于《美国与金融新世界》（WSJ，10/09/2008）一文。该文列举了美国制造业一些关键数据，1970年代以前，美国制造业的产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创造了全美1/3的就业机会。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德国和日本开始成为制造业巨头，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四小龙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全球化不断发展。降及1990年代，美国仍然在全球的制成品市场占据可观的份额，但却绝非独占鳌头，即使如此，
2010年代出现“中美国（Chimerica）”一词，但即使在那时，美中关系也已经出现阴影。在政治上，中国对亚太地区区域霸权的谋求越来越明显，美国国际战略界有人怀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经济上，则因美国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至中国，美国工业地带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两者在美国引起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是热点，后者除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成为国会热点议题之外，铁锈地带的问题几乎无人关注。
美国智库：G2重在规范中国 不是Chimerica提倡的共享全球治权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首次提出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G2模式（又译为“两国集团”），伯格斯滕首次提出是在2005年，2007中美国概念问世，外部评论者多以为中美国（Chimerica）不过是美国G2模式的另外一种说法。为了以示区别，伯格斯滕于2009年列出他提出G2的理由：1、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为期四年的蓬勃发展期，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相加几乎占了全球的一半；2、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3、它们是最大的两个贸易国；4、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排污国；5、它们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的两端；6、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赤字和债务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顺差国家和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7、它们代表全球两大集团：美国代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目前两者占全球产量的一半。
伯格斯腾要强调的是，他与Chimerica概念有本质区别，他设想的G2并非与中国分享共同治理世界的权力与尊荣。在伯格斯腾看来，中国是一个逃避经济责任的超级经济强国，有必要通过G2这样的双边机制，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奥巴马政府上任后以此术语作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中轴，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此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和认同。
围绕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争论曾达高潮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写了一本《美国与中国如何合二为一》(Chimerica: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me One的作者)，他的主要观点罗列于《美国与金融新世界》（WSJ，10/09/2008）一文。该文列举了美国制造业一些关键数据，1970年代以前，美国制造业的产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创造了全美1/3的就业机会。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德国和日本开始成为制造业巨头，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四小龙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全球化不断发展。降及1990年代，美国仍然在全球的制成品市场占据可观的份额，但却绝非独占鳌头，即使如此，
2018年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有1,300万，约占美国劳动力的10%。
卡拉贝尔特别提到，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加快了这一过程，在2003年-2007年这五年里，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亚洲、中东和俄罗斯，为美欧换回了石油、原材料和廉价的制成品。向产品生产国──尤其是中国──的财富转移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那些否则将难以负担的商品，但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实际上，由于美国的高企业税和欧洲（低）及亚洲（在一些地方根本不征收）企业税率的差别，即使是在美国上市的跨国公司也把利润置于美国之外，从而避免缴纳高额的税款。
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的矛盾：既担心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又认为“中美国”是不可避免的前景，在当时的美国很有代表性。
制造业岗位剧减是事实，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美国一共减少了570万个制造业岗位，占全部制造业岗位的比率为33％。减少岗位所占比例甚至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要高。这段时期，美国的媒体还未彻底政党化，对不同意见容忍度比较高，涉及美国这些大事件的问题能在主流媒体上讨论，《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与《华尔街日报》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不要盲目相信美国制造业的春天》，指出认为美国制造业可以复苏的文章不切实际，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成本优势是美国所没有的，美国不可能在竞争中赢过
中国
。美国不应指望着靠制造业来挽救美国经济，但可以发展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产业、高端制造业的研发等等。
如果说这场争论忽视了什么，那就是不敢挑明中美在制造业上的竞争，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优势。在美国，讨论这问题有政治正确的顾忌，中国从2001年成为世界工厂开始，就一直面临外国NGO（工会组织背景）的验厂审查，“血汗工厂”的恶名一直如影随形，美国论者没有人愿意犯这种政治忌讳，指出这是中国竞争优势。就在这种争论中，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失业与铁锈地带的形成成为现实，并在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大选的重要因素。
人民币汇率曾主导国会中国政策主题
制造业危机的讨论最后必然延伸至中美贸易。这段时期美中之间最大的争议是人民币汇率，这事起因乃是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12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作者是该所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管罗伯特·E·斯科特（Robert E. Scott. ）
2012年报告称，美国与中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在2001至2011年间使超过27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被替换或遭淘汰，而流失岗位中，其中超过210万个（76.9%）是制造业岗位。该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干预汇市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压于低位，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因。斯科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尽管近几年人民币升值，但他认为人民币兑美元至少仍被低估33%。
这个报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很大，从此以后，美国对华交涉的最重大事项，就是人民币汇率，直到特朗普2017年担任总统之后，人民币汇率在国会对华议题中变得不那么重要。十年之后，斯科特在与其他两位作者合作的文章《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失误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减少》中，认为过去二十年，中美不公平贸易、失败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以及最重要的货币操纵（指中国）和美元系统性高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进口量超过出口量——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 500 多万个，工厂倒闭近 7 万家，其中，工作岗位流失最严重的领域包括电脑和电子产品、服装、纺织、金属制品、家具和固定装置、塑料和橡胶以及汽车和汽车配件制造等。结果导致美国那些非大学教育工人失去了高薪和福利优厚的工作，其中黑人、棕色人种和其他有色人种工人受到的损害更严重但被忽视。毫无疑问，最后这句结论又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正确问题，有画蛇添足之嫌。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批评该报告只是一家之言，因其未能将生产率的提高纳入考量；在中国制造产品，可以让美国制造业者用更少的人力生产更多产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总裁Erin Ennis在声明中称：“美国仍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实际上, 我们比原先生产的更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生产得更多。”他还指称美国整体经济因与中国等国家的贸易而受益匪浅。
2007-2013年，是美国经济界与智库关注美国制造业最认真的时期，此后的中国议题范围越来越广。整个情况可概述如下：美国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成效不显——这与美国自2016年开始，陷入国内政争无法自拔、左派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有关。中国则自中美贸易战开始，“千人计划”与“中国制造2025”都不再公开论及，但以“脱虚向实”为主轴的经济结构重构却紧锣密鼓进行，世界将眼光放在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上，不断敦促中国救房市，但中国扶持制造业的努力初见成效，“新三样”成为出口王牌，尤其是电动车的出口，在欧美都引发剧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