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依然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两会在即，议题聚焦保就业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即“两会”）周二（3月4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促进就业相关提案在预热阶段即吸引大量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和另外几位一起就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一事提出或可下调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统筹基金缴费费率，减轻缴费负担，或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动态调整机制，或取消灵活就业人员部分险种的社保参保限制。
该提案一经媒体报道即快速获得大量社会关注，引起诸多好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是要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生活兜底，没有参加社保的人也应该有最低的社会保障，”李东生如此表示。
“灵活就业人员”是中国近两年的新造热词，用于代指没有固定、稳定工作，靠包括但不限于自媒体、做外卖员等职业生活的新职业选择。由于工作不稳定，大部分新兴职业并不提供社会保险服务。
近日，美团和京东两家企业宣布给旗下数百万注册骑手购买社保。尽管出发点站位极高，但落在谁将为社保这份钱买单的实际问题上，社会舆论起了争议，美团股价亦应声下跌。
以外卖骑手为例，新华网报道称仅美团一家外送企业里，外卖骑手的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399万人增至2023年的745万人。根据2023年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8400万人，这个群体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
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形势连年低迷，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针对中年群体的裁员问题、青年毕业生的找工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两会”结束后不久就是毕业季，根据中国教育部预测，2025年春夏之交，将有1222万名高校生毕业，进入社会。此前，中国已经在2024年迎来1179万高校毕业生，这已经被公认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和去年相比还要迎来更多毕业生的2025年就业情况只会更加困难。
2023年，中国毕业生就业率为55.7%，2023年末，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由于统计调查工作的“健全优化”，8月后将不再公布青年失业数据。2024年，中国民间一份招聘平台开出的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55.5%。
四位和BBC对话的应届毕业生以及一位往届毕业生均表示找工作“压力巨大”，并多次强调他们已经按照市场情况下调自己的薪资待遇期望。
“但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我并不确定这个岗位是否是真实的，我需要从这一步开始计算自己‘上岸’的概率，”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应届毕业生小戴这样说。
今年毕业季招聘形势更为严峻
工作岗位缺失
根据上海财政局信息，2022年上半年，中国共有46万家公司倒闭，共有310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注销。与此同时，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国处于失信状态的被执行人数量为841万人，但这个数据在2020年初仅为570万，四年间增加近68%。
这个系列数据背后的意思是，曾经作为社会经济活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小微企业的离场，直接使得大量就业岗位消失。前总理李克强在任时曾系统叙述，过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100万人就业，产业整合后，目前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但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速来说，保就业的经济压力依然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关于“孔乙己的长衫”的讨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兴起。
这个始于中国文人鲁迅小说的词在今时今日被专门用于嘲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肯从事体力行业这件事，侧面鼓励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比如从事外卖员或者生猪水产养殖等。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名牌大学生做餐饮服务员、摆地摊、送外卖的新闻层出不穷，“全职儿女”这样用以掩盖高失业率的新名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待业在家的青年人被粉饰为“全职陪伴父母”，用以降低社会矛盾。
此外，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在内的部分中国高校开始通过鼓吹“灵活就业”来让数据亮眼。
“以前大家找工作依赖校招或者春秋招，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工作，辅导员要我开一个抖音帐号，然后在我的毕业去向上写了‘灵活就业’，看，一个帐号我就成了有工作的人，没工资也没关系，”一位2023年毕业生这样告诉BBC，出于安全问题考虑，她要求匿名。毕业两年里，她换了两份工作，但都不令她满意，如今她依然是待业状态。
与此同时，腾讯、网易等“大厂”负担起更大的缓解就业压力的责任。
在腾讯本周一的一场关于实习生招聘官方直播里，腾讯高管表示今年腾讯将开出7,000个实习岗位——在直播中，这个数字被称为历年新高。超过3万名观众同时在线的这场直播里，腾讯高管还表示实习生留用转正式工的概率很大，“实习生的留用率连年走高，去年平均达到了60%以上”。
找工作压力由此蔓延到实习压力上，小戴说，现在打开高校“表白墙”等校内资讯平台，只会看到数不尽的找实习和求面试经验的贴文，“刚入学的时候大家还在用这些平台找对象、约会、聊八卦，现在打开只有问绩点和找工作的，太难了，根本找不到”。
招工压力大
“我从大一就开始准备实习、考教师资格证、为就业做准备，这还不够万全吗？”
小戴今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尽管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从秋季学期开始之际找工作，但为了毕业之后“丝滑入职”，他提前很久开始积攒实习工作经历，为了让自己在求职市场里更有竞争力一点。
小戴在整个秋季招聘期间共投出50多份简历，手机萤幕使用时间统计小程序显示他在“BOSS直聘”（中国常用招聘软件）上花费的时间等于他所有社交媒体使用时长的总和。
秋招结束时，他收到了两份工作邀约，但都没有达到他的期望薪资水平：对于一个交大生物技术的本科生，市场早已把他明码标价，他的价值是“最多一万二一个月的医药销售”。
“大学生是贬值的，研究生是不值钱的，”小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电话采访的那头，小戴最常这样重复一段话，并提起就在上周，一家位于深圳的公司给他开出“三千月薪”的“高薪工作”，对方的语气让他认为这家公司觉得小戴签约这家公司势在必得。
“找工作的这个过程让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流水线上机器的一环，我甚至开始怀疑我自己受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了知识，还是为了把自己卖出去一个好价钱。因为很明显，好价钱并不容易。”
同在毕业季的中山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李同学告诉BBC，自去年秋招以来，她陆续向60多家公司投出简历，最终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依然只收到两家公司的offer（工作邀请）。
她的同班同学表示从去年秋招开始，大家就逐渐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南航（南方航空公司）笔试要求我和考研面试一样做双机位，此外还要做测评。小红书上有人数了，这么繁琐的流程都有2000多人进笔试，无人知道到底这个岗位有几个名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招聘，”杨同学这样介绍，同时补充表示这两年签约工作后，单方面毁约冻结招聘、取消聘用的公司不在少数。
小戴的一位学姐去年签约入职位于上海的一家国企，工作两个月后被告知“岗位不再开放”，同时公司威胁她如果走“劳动仲裁”，她作为应届毕业生“胜算不大，以后也没有公司会要一个毕业就仲裁的员工”。
这位学姐由此被迫待业半年，而她这样的案例在小红书上比比皆是。
“如果顺利的话，南航这个考试才是第一轮，结束之后还有群面，单独面试，还有高管面试，面试完了还有2分钟即兴演讲，给我多少呢，开发岗只有税前15（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杨同学补充称，在疫情前，和他同样学历和实习经历背景的开发岗位程序员岗位给应届生开出的薪资标准一般在两万五千元人民币以上。
疫情开放后，中国政府极大鼓励“地摊经济”
考公“上岸”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中国的毕业生里出现了很严重的“赢者通吃”局面，即少量优秀毕业生拿到多个工作邀约，但其它学生可能一个都没有，体现出中国目前结构性失业的局面。
他还指出，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供需总量不匹配的总体性结构失衡问题，也有知识和能力结构错配，后者是更严重和持久的问题。
李同学研究生就读的是新闻学方向，但是毕业后60多份简历都投向产品经理岗位。小戴也放弃了生物相关的技术工种，因为“工资太低”，转而走向教培行业，选择成为一名国际学校教师。
他们都提到自己的同学里，过半数都选择了考不同地区的公务员系统，“考公上岸”。
这在数据上也有体现，2024年，中国报考公务员人数再创新高，首破300万，但招录职位仅有3.96万个，平均约77人竞争一个岗位，其中，一些热门工种甚至出现逾两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
“疫情三年，公司一家一家倒闭，我们只是小人物，干不过时代，考公最稳定了，”小戴这样说。
就业依然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两会在即，议题聚焦保就业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即“两会”）周二（3月4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促进就业相关提案在预热阶段即吸引大量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和另外几位一起就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一事提出或可下调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统筹基金缴费费率，减轻缴费负担，或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动态调整机制，或取消灵活就业人员部分险种的社保参保限制。
该提案一经媒体报道即快速获得大量社会关注，引起诸多好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是要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生活兜底，没有参加社保的人也应该有最低的社会保障，”李东生如此表示。
“灵活就业人员”是中国近两年的新造热词，用于代指没有固定、稳定工作，靠包括但不限于自媒体、做外卖员等职业生活的新职业选择。由于工作不稳定，大部分新兴职业并不提供社会保险服务。
近日，美团和京东两家企业宣布给旗下数百万注册骑手购买社保。尽管出发点站位极高，但落在谁将为社保这份钱买单的实际问题上，社会舆论起了争议，美团股价亦应声下跌。
以外卖骑手为例，新华网报道称仅美团一家外送企业里，外卖骑手的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399万人增至2023年的745万人。根据2023年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8400万人，这个群体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
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形势连年低迷，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针对中年群体的裁员问题、青年毕业生的找工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两会”结束后不久就是毕业季，根据中国教育部预测，2025年春夏之交，将有1222万名高校生毕业，进入社会。此前，中国已经在2024年迎来1179万高校毕业生，这已经被公认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和去年相比还要迎来更多毕业生的2025年就业情况只会更加困难。
2023年，中国毕业生就业率为55.7%，2023年末，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由于统计调查工作的“健全优化”，8月后将不再公布青年失业数据。2024年，中国民间一份招聘平台开出的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55.5%。
四位和BBC对话的应届毕业生以及一位往届毕业生均表示找工作“压力巨大”，并多次强调他们已经按照市场情况下调自己的薪资待遇期望。
“但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我并不确定这个岗位是否是真实的，我需要从这一步开始计算自己‘上岸’的概率，”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应届毕业生小戴这样说。
今年毕业季招聘形势更为严峻
工作岗位缺失
根据上海财政局信息，2022年上半年，中国共有46万家公司倒闭，共有310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注销。与此同时，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国处于失信状态的被执行人数量为841万人，但这个数据在2020年初仅为570万，四年间增加近68%。
这个系列数据背后的意思是，曾经作为社会经济活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小微企业的离场，直接使得大量就业岗位消失。前总理李克强在任时曾系统叙述，过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100万人就业，产业整合后，目前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但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速来说，保就业的经济压力依然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关于“孔乙己的长衫”的讨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兴起。
这个始于中国文人鲁迅小说的词在今时今日被专门用于嘲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肯从事体力行业这件事，侧面鼓励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比如从事外卖员或者生猪水产养殖等。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名牌大学生做餐饮服务员、摆地摊、送外卖的新闻层出不穷，“全职儿女”这样用以掩盖高失业率的新名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待业在家的青年人被粉饰为“全职陪伴父母”，用以降低社会矛盾。
此外，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在内的部分中国高校开始通过鼓吹“灵活就业”来让数据亮眼。
“以前大家找工作依赖校招或者春秋招，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工作，辅导员要我开一个抖音帐号，然后在我的毕业去向上写了‘灵活就业’，看，一个帐号我就成了有工作的人，没工资也没关系，”一位2023年毕业生这样告诉BBC，出于安全问题考虑，她要求匿名。毕业两年里，她换了两份工作，但都不令她满意，如今她依然是待业状态。
与此同时，腾讯、网易等“大厂”负担起更大的缓解就业压力的责任。
在腾讯本周一的一场关于实习生招聘官方直播里，腾讯高管表示今年腾讯将开出7,000个实习岗位——在直播中，这个数字被称为历年新高。超过3万名观众同时在线的这场直播里，腾讯高管还表示实习生留用转正式工的概率很大，“实习生的留用率连年走高，去年平均达到了60%以上”。
找工作压力由此蔓延到实习压力上，小戴说，现在打开高校“表白墙”等校内资讯平台，只会看到数不尽的找实习和求面试经验的贴文，“刚入学的时候大家还在用这些平台找对象、约会、聊八卦，现在打开只有问绩点和找工作的，太难了，根本找不到”。
招工压力大
“我从大一就开始准备实习、考教师资格证、为就业做准备，这还不够万全吗？”
小戴今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尽管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从秋季学期开始之际找工作，但为了毕业之后“丝滑入职”，他提前很久开始积攒实习工作经历，为了让自己在求职市场里更有竞争力一点。
小戴在整个秋季招聘期间共投出50多份简历，手机萤幕使用时间统计小程序显示他在“BOSS直聘”（中国常用招聘软件）上花费的时间等于他所有社交媒体使用时长的总和。
秋招结束时，他收到了两份工作邀约，但都没有达到他的期望薪资水平：对于一个交大生物技术的本科生，市场早已把他明码标价，他的价值是“最多一万二一个月的医药销售”。
“大学生是贬值的，研究生是不值钱的，”小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电话采访的那头，小戴最常这样重复一段话，并提起就在上周，一家位于深圳的公司给他开出“三千月薪”的“高薪工作”，对方的语气让他认为这家公司觉得小戴签约这家公司势在必得。
“找工作的这个过程让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流水线上机器的一环，我甚至开始怀疑我自己受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了知识，还是为了把自己卖出去一个好价钱。因为很明显，好价钱并不容易。”
同在毕业季的中山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李同学告诉BBC，自去年秋招以来，她陆续向60多家公司投出简历，最终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依然只收到两家公司的offer（工作邀请）。
她的同班同学表示从去年秋招开始，大家就逐渐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南航（南方航空公司）笔试要求我和考研面试一样做双机位，此外还要做测评。小红书上有人数了，这么繁琐的流程都有2000多人进笔试，无人知道到底这个岗位有几个名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招聘，”杨同学这样介绍，同时补充表示这两年签约工作后，单方面毁约冻结招聘、取消聘用的公司不在少数。
小戴的一位学姐去年签约入职位于上海的一家国企，工作两个月后被告知“岗位不再开放”，同时公司威胁她如果走“劳动仲裁”，她作为应届毕业生“胜算不大，以后也没有公司会要一个毕业就仲裁的员工”。
这位学姐由此被迫待业半年，而她这样的案例在小红书上比比皆是。
“如果顺利的话，南航这个考试才是第一轮，结束之后还有群面，单独面试，还有高管面试，面试完了还有2分钟即兴演讲，给我多少呢，开发岗只有税前15（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杨同学补充称，在疫情前，和他同样学历和实习经历背景的开发岗位程序员岗位给应届生开出的薪资标准一般在两万五千元人民币以上。
疫情开放后，中国政府极大鼓励“地摊经济”
考公“上岸”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中国的毕业生里出现了很严重的“赢者通吃”局面，即少量优秀毕业生拿到多个工作邀约，但其它学生可能一个都没有，体现出中国目前结构性失业的局面。
他还指出，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供需总量不匹配的总体性结构失衡问题，也有知识和能力结构错配，后者是更严重和持久的问题。
李同学研究生就读的是新闻学方向，但是毕业后60多份简历都投向产品经理岗位。小戴也放弃了生物相关的技术工种，因为“工资太低”，转而走向教培行业，选择成为一名国际学校教师。
他们都提到自己的同学里，过半数都选择了考不同地区的公务员系统，“考公上岸”。
这在数据上也有体现，2024年，中国报考公务员人数再创新高，首破300万，但招录职位仅有3.96万个，平均约77人竞争一个岗位，其中，一些热门工种甚至出现逾两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
“疫情三年，公司一家一家倒闭，我们只是小人物，干不过时代，考公最稳定了，”小戴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