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养老模式基本构成“9073”，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
养儿防老的思想在国内根深蒂固，随着父母的老去，在身体羸弱和经济匮乏之下的老人，对成年儿女的依赖自然更多，但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成年子女陷入经济拮据，老人的生活也间接受到影响。
随着3亿老人社会的到来，重度老龄化不断加深，传统上的家庭养老受到挑战，也无形之中考验着我国的养老金体系。
而养老金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养老金资源分布不均，许多地区的农民养老金只有区区百元，对比城镇职工，差异巨大。
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老人获取财富的渠道受限，加之养老金资源的分布不均，马太效应显现，养老问题正变得愈来愈重要。
首先，我国养老金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即今天年轻人上班缴纳的养老金，名义上是自己未来养老的储蓄金，但从操作上，它是现在退休群体每月领取的资金来源。
而养老金面临紧缺，也早有讨论。
早在2019年，社科院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里就提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养老金），在2028年之后将收不抵支，年度缺口将达到1181.3亿元，并在2050年扩大近100倍至11.28万亿元。
而养老金累计存余情况也并不乐观，它在2027年累计达到峰值6.99万亿元，随后逐年减少，可能在2035年消耗殆尽。
事实上，关于养老金收不抵支，最早出现在2014年。
人社部数据显示，当年我国养老金缺口1321亿元，并且已经在逐年扩大。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养老挑战，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并不多。
要么增加缴费基数，把成本均匀地分摊到每个在职员工身上；要么延迟退休年龄，降低每个退休群体领取养老金的年限。
增加缴费基数，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
以北京上海为例，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京沪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涨幅度明显加快。按照最新调整方案，对于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为例，在北京每月最低缴费为1364.2元，在上海则为1476.8元。
灵活就业，是近几年我国就业群体涨幅最大的，它们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自媒体从业者。
养老保险缴费的原则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从短期来看，养老保费上涨，当然会增加部分群体的缴费负担，但长期来看，个人退休后能领取的养老金也将水涨船高。
但问题在于，在宏观经济增速较高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长期主义者，但宏观经济一旦面临不确定性，长期主义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且在短期内，保费上涨对个体的感受，反而是最负面的。
这意味着，愿意缴费的人越来越少，且企业缴费的成本也在上涨。
7月31日，京沪两地公布了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方案，其中北京缴费基数下限上涨至6821元，涨幅高达7.8%；上海则上涨至7384元，涨幅为1%，值得注意的是，此前3年上海涨幅都超过了9%，这次涨幅微弱，或许反映的是愿意缴费的人变少了。
养老保险上涨，不管是对灵活就业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以北京灵活就业者为例，按缴费基数下限缴纳养老保险，2016年这个数字只有566元，但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64.2元，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还多。
而在上海，一位灵活就业者缴纳养老保险，最低金额也高达1476.8元。在长期主义下，联想到未来可能的65岁领取养老保险，缴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缴费意愿也就越低。
除了灵活就业者，企业职工的缴费成本也在上涨。
以北京企业为例，按照最新方案，员工养老保险负担将从506.8元上涨至545.68元，公司养老保险负担从1012.16元上涨至1091.36元，在企业人力成本上涨之下，缴纳社保成了“技术活”。
51社保发布《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显示，2023年，选择统一按最低下限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企业占比23.1%，按固定工资部分、不算奖金来缴纳社保的企业占比24.9%，仅28.9%的企业当年社保基数完全合规。
今年3月底，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在接受经济观察网专访时就表示，因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之比）下降的压力非常大。
目前，国内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40%，五年前约为44%，15年前约为50%，这意味着，今天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在未来退休后和自己的工资相比，越来越低了。
这还意味着，仅靠养老金要想实现养老，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尽管我们缴纳的养老金越来越多了，不管是灵活就业者还是企业职工，养老金涨幅明显，但由于老龄化的加剧，退休老人越来越多，反过来还导致了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下降，如何平衡在职员工缴费成本和退休群体领取养老金高低，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根据社科院的预估，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在眼下养老金不断上涨之下，覆盖养老金支出依然较为困难，延迟退休或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今年关于延迟退休的呼声也非常高，按照《决定》中的时间线，是在2029年，这也意味着我们会在2029年彻底迎来延迟退休，不管是渐进式还一步到位，延迟退休带来的减少领取养老金年限，是非常可观的。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领取养老金年限是减少了，但老年人的再就业如何保障？尽管在宏观上这可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不会影响到养老金的存续，反过来还会有利于养老金长期发展。
但在微观上，延迟退休意味着60岁以上个人还要面临就业、失业、求职的窘迫，这在今天这样一个预期的职场环境下，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养老金的发放关乎整个老龄化社会的存续，但延迟退休在微观上，又考验着现如今依然恶劣的职场环境。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深度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理论上他们可以依靠养老金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实际上养老金面临着重大考验，且这部分人还未富先老，在不靠养老金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我国的人口结构今天已经和发达国家很接近，但在经济水平上，差异巨大；我们的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未富先老，这意味着养老金对老年人的裨益，反而是最高的。
过去人口红利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如今的老龄化社会，可能也会成为拖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这一点在隔壁的日本已经叙事了三十年之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在养老金体系之内，几乎就没有农民的位置。
如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养老金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元，尽管数字上看，这部分农民老人在养老金系统内，但他们和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工资比起来，差异高达数十倍。
而农民，恰恰又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缺乏理财能力，也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仅靠体力种植瓜果蔬菜，一年的经济效益只有数千元，根本难以填补养老收入。
要想健全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仅靠养老金可能是不够的。
在开源节流之下，除了养老金之外，我们的老龄化社会，恐怕还需要在其他方面付出更大的成本，例如医疗和公共设施。
这些都是一个老龄化社会里，所必需存在的东西，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养老模式基本构成“9073”，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
养儿防老的思想在国内根深蒂固，随着父母的老去，在身体羸弱和经济匮乏之下的老人，对成年儿女的依赖自然更多，但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成年子女陷入经济拮据，老人的生活也间接受到影响。
随着3亿老人社会的到来，重度老龄化不断加深，传统上的家庭养老受到挑战，也无形之中考验着我国的养老金体系。
而养老金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养老金资源分布不均，许多地区的农民养老金只有区区百元，对比城镇职工，差异巨大。
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老人获取财富的渠道受限，加之养老金资源的分布不均，马太效应显现，养老问题正变得愈来愈重要。
首先，我国养老金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即今天年轻人上班缴纳的养老金，名义上是自己未来养老的储蓄金，但从操作上，它是现在退休群体每月领取的资金来源。
而养老金面临紧缺，也早有讨论。
早在2019年，社科院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里就提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养老金），在2028年之后将收不抵支，年度缺口将达到1181.3亿元，并在2050年扩大近100倍至11.28万亿元。
而养老金累计存余情况也并不乐观，它在2027年累计达到峰值6.99万亿元，随后逐年减少，可能在2035年消耗殆尽。
事实上，关于养老金收不抵支，最早出现在2014年。
人社部数据显示，当年我国养老金缺口1321亿元，并且已经在逐年扩大。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养老挑战，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并不多。
要么增加缴费基数，把成本均匀地分摊到每个在职员工身上；要么延迟退休年龄，降低每个退休群体领取养老金的年限。
增加缴费基数，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
以北京上海为例，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京沪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涨幅度明显加快。按照最新调整方案，对于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为例，在北京每月最低缴费为1364.2元，在上海则为1476.8元。
灵活就业，是近几年我国就业群体涨幅最大的，它们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自媒体从业者。
养老保险缴费的原则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从短期来看，养老保费上涨，当然会增加部分群体的缴费负担，但长期来看，个人退休后能领取的养老金也将水涨船高。
但问题在于，在宏观经济增速较高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长期主义者，但宏观经济一旦面临不确定性，长期主义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且在短期内，保费上涨对个体的感受，反而是最负面的。
这意味着，愿意缴费的人越来越少，且企业缴费的成本也在上涨。
7月31日，京沪两地公布了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方案，其中北京缴费基数下限上涨至6821元，涨幅高达7.8%；上海则上涨至7384元，涨幅为1%，值得注意的是，此前3年上海涨幅都超过了9%，这次涨幅微弱，或许反映的是愿意缴费的人变少了。
养老保险上涨，不管是对灵活就业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以北京灵活就业者为例，按缴费基数下限缴纳养老保险，2016年这个数字只有566元，但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64.2元，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还多。
而在上海，一位灵活就业者缴纳养老保险，最低金额也高达1476.8元。在长期主义下，联想到未来可能的65岁领取养老保险，缴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缴费意愿也就越低。
除了灵活就业者，企业职工的缴费成本也在上涨。
以北京企业为例，按照最新方案，员工养老保险负担将从506.8元上涨至545.68元，公司养老保险负担从1012.16元上涨至1091.36元，在企业人力成本上涨之下，缴纳社保成了“技术活”。
51社保发布《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显示，2023年，选择统一按最低下限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企业占比23.1%，按固定工资部分、不算奖金来缴纳社保的企业占比24.9%，仅28.9%的企业当年社保基数完全合规。
今年3月底，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在接受经济观察网专访时就表示，因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之比）下降的压力非常大。
目前，国内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40%，五年前约为44%，15年前约为50%，这意味着，今天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在未来退休后和自己的工资相比，越来越低了。
这还意味着，仅靠养老金要想实现养老，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尽管我们缴纳的养老金越来越多了，不管是灵活就业者还是企业职工，养老金涨幅明显，但由于老龄化的加剧，退休老人越来越多，反过来还导致了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下降，如何平衡在职员工缴费成本和退休群体领取养老金高低，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根据社科院的预估，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在眼下养老金不断上涨之下，覆盖养老金支出依然较为困难，延迟退休或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今年关于延迟退休的呼声也非常高，按照《决定》中的时间线，是在2029年，这也意味着我们会在2029年彻底迎来延迟退休，不管是渐进式还一步到位，延迟退休带来的减少领取养老金年限，是非常可观的。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领取养老金年限是减少了，但老年人的再就业如何保障？尽管在宏观上这可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不会影响到养老金的存续，反过来还会有利于养老金长期发展。
但在微观上，延迟退休意味着60岁以上个人还要面临就业、失业、求职的窘迫，这在今天这样一个预期的职场环境下，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养老金的发放关乎整个老龄化社会的存续，但延迟退休在微观上，又考验着现如今依然恶劣的职场环境。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深度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理论上他们可以依靠养老金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实际上养老金面临着重大考验，且这部分人还未富先老，在不靠养老金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我国的人口结构今天已经和发达国家很接近，但在经济水平上，差异巨大；我们的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未富先老，这意味着养老金对老年人的裨益，反而是最高的。
过去人口红利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如今的老龄化社会，可能也会成为拖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这一点在隔壁的日本已经叙事了三十年之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在养老金体系之内，几乎就没有农民的位置。
如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养老金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元，尽管数字上看，这部分农民老人在养老金系统内，但他们和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工资比起来，差异高达数十倍。
而农民，恰恰又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缺乏理财能力，也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仅靠体力种植瓜果蔬菜，一年的经济效益只有数千元，根本难以填补养老收入。
要想健全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仅靠养老金可能是不够的。
在开源节流之下，除了养老金之外，我们的老龄化社会，恐怕还需要在其他方面付出更大的成本，例如医疗和公共设施。
这些都是一个老龄化社会里，所必需存在的东西，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