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协议。（2023年3月21日）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冻结了整整三年，在今年两会之后，中国政坛似乎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且急于以元首外交的方式打开孤立局面。这是中国元首在走向终身主席的历史时刻踏入莫斯科的基本背景。 当然，莫斯科或许自诩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是这次普习峰会并不是莫斯科向北京的加冕，而是相反。北京自称面对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试图重塑中俄关系的主导地位，却更像回到了1956年的历史漩涡里。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中俄峰会结束之后，虽然更多的评论集中在中俄以促和谈、以“三不原则”的名义掩盖两国非正式结盟、以联俄抗美的方式进行长久对抗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战略企图。但是，在这些难以否认的现实考量背后，对中国来说，或许有着更深的历史因素，那或许才是这次访问为中国元首更看重的象征意义。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习近平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2023年3月21日） 中俄声明凸显北京的期望与担忧 如果仔细解读中俄联合声明，就能发现北京更在乎的只是两点： 第一，中俄关系的差序已经颠倒。在强调不同于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的同时，这种关系是所谓注重“中国的繁荣稳定、俄罗斯的强大成功”，并且辅以中国对俄经济的全面参与，表明目前俄罗斯的相对弱势，且正需要以俄的能源等帮助维持中国的繁荣，而中国的稳定又有赖于俄罗斯以及普京能够在这场战争中支撑下去。相对朝鲜战争苏联老大哥的地位而言，甚至相对1990年代江泽民对苏联军工可能帮助中国军事现代化寄予期许的意义，都算是一个颠覆。 第二，更重要的，中俄双方的纽带，也是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中国政府至今不肯承认其侵略性质的关键，在于这一联合声明强调的借口——所谓正当的安全利益。他们言必称联合国宪章，却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安全利益为共同诉求，代表了中俄双方对这场侵略战争的一致态度。而且联合声明特别提及所谓防范颜色革命，如果考虑到乌克兰2004年第一次橙色革命对所有后共国家的冲击，那么，俄罗斯在其后对乌克兰的不断干预以及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便更为清晰。中国同样如此，害怕的是橙色革命模式的颜色革命对中共政权的冲击。这是中国领导人过去十年加强个人集权并且破坏共和制谋求终身制的一个基本借口，也是中俄两国元首最大的恐惧和共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中俄联合声明明确反对美国和整个民主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原则”，准备携手继续对战后联合国秩序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以中俄两国共享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为条件。不能理解联合国体制内部发生的这种自我破坏倾向，就不能理解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所装饰的维护人权和联合国宪章的辞藻的用意，也不能理解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声。 莫斯科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摆放出售习近平与普京的俄罗斯套娃。（2023年3月21日） 中俄争老大，历史再重演 对中俄关系孰为老大哥的霸权心态和相互间对安全的共同担忧，这种关联几乎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和升级，那是中苏政权共同面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动荡。尤其是面对匈牙利人民的反抗，中共曾经经历了短暂的犹豫，例如在苏共中央1956年10月30日的声明之后，中共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第一次谴责了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这更多的指向波兰问题，表明对哥穆尔卡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尊重。但随后，中共在和平解决还是军事干预的选择两难中，比赫鲁晓夫更为激进地支持了武装干预，将纳吉政府和匈牙利人民的起义视为反革命。 随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调出席了1957年1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党大会，并且在1月16日作为匈牙利事件之后第一个到达的外国领导人参加了匈牙利的工人党大会。欧洲惊呼中国介入到了欧洲事务，中国也从此开始了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竞争，直到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结束。 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来说，斯大林的神话被戳破是最大的危险，不仅意味着附属的中共神话的破产，而且是中共权威和正当性的丧失，从而带来当时在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人民起义。这种起义在1989年的中国终于发生了，在后共时代则演变成发端于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这种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危险，如同梦魇般始终缠绕着中共统治集团，甚至也是曾经的共产阵营内部互相竞争其镇压模式优越性的动力所在，互相争夺阵营的老大地位、争夺马列主义的正统性、并且互相批判兄弟国家为修正主义。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习近平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2023年3月21日） 北京将中俄带入与西方的新冷战 今天在莫斯科发生的一幕，与周恩来1957年1月在莫斯科、戴着钢盔进入布达佩斯的情景何其相似，却又少了几分英勇，多了几分机会主义，也多了几分霸权或者沙文主义。毕竟，从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事爆发至今，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和西方阵营的空前团结，苏联式沙文主义的军事干预遇到了真正的失败，也将威权阵营的危机彻底暴露出来，中共党内的理性声音逐渐抬头，对元首无上限的亲俄倾向起到了牵制作用，也让这次中俄莫斯科峰会变成一个不孤独的互助联盟，也将元首个人的面子外交，和官僚集团对俄、欧、美的四方平衡带入其中。 如此，方能解释为何迟迟捱到俄乌战争爆发十三个月、战线陷入僵局之际，中国才正式介入这场侵略战争的调停，将其一贯的虚伪中立变为所谓“十二条”立场声明以及最新的中俄联合声明，俨然以摘桃子的轻松姿态坐享俄乌战争的地缘政治收益。中共统治集团的官僚们正在从“中俄七十年”的历史中学习到1956年的经验，并且转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战略。 也因此，在两国领导人交换角色和地位的同时，在双方努力维持俄罗斯和中国威权政权的安全利益的同时，尽管双方除了元首之外的精英和大众们仍然互不信任，中国正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冷战的漩涡，将中俄双方都带入与西方民主世界长久对抗的新冷战。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协议。（2023年3月21日）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冻结了整整三年，在今年两会之后，中国政坛似乎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且急于以元首外交的方式打开孤立局面。这是中国元首在走向终身主席的历史时刻踏入莫斯科的基本背景。
当然，莫斯科或许自诩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是这次普习峰会并不是莫斯科向北京的加冕，而是相反。北京自称面对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试图重塑中俄关系的主导地位，却更像回到了1956年的历史漩涡里。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中俄峰会结束之后，虽然更多的评论集中在中俄以促和谈、以“三不原则”的名义掩盖两国非正式结盟、以联俄抗美的方式进行长久对抗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战略企图。但是，在这些难以否认的现实考量背后，对中国来说，或许有着更深的历史因素，那或许才是这次访问为中国元首更看重的象征意义。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习近平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2023年3月21日）
中俄声明凸显北京的期望与担忧
如果仔细解读中俄联合声明，就能发现北京更在乎的只是两点：
第一，中俄关系的差序已经颠倒。在强调不同于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的同时，这种关系是所谓注重“中国的繁荣稳定、俄罗斯的强大成功”，并且辅以中国对俄经济的全面参与，表明目前俄罗斯的相对弱势，且正需要以俄的能源等帮助维持中国的繁荣，而中国的稳定又有赖于俄罗斯以及普京能够在这场战争中支撑下去。相对朝鲜战争苏联老大哥的地位而言，甚至相对1990年代江泽民对苏联军工可能帮助中国军事现代化寄予期许的意义，都算是一个颠覆。
第二，更重要的，中俄双方的纽带，也是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中国政府至今不肯承认其侵略性质的关键，在于这一联合声明强调的借口——所谓正当的安全利益。他们言必称联合国宪章，却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安全利益为共同诉求，代表了中俄双方对这场侵略战争的一致态度。而且联合声明特别提及所谓防范颜色革命，如果考虑到乌克兰2004年第一次橙色革命对所有后共国家的冲击，那么，俄罗斯在其后对乌克兰的不断干预以及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便更为清晰。中国同样如此，害怕的是橙色革命模式的颜色革命对中共政权的冲击。这是中国领导人过去十年加强个人集权并且破坏共和制谋求终身制的一个基本借口，也是中俄两国元首最大的恐惧和共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中俄联合声明明确反对美国和整个民主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原则”，准备携手继续对战后联合国秩序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以中俄两国共享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为条件。不能理解联合国体制内部发生的这种自我破坏倾向，就不能理解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所装饰的维护人权和联合国宪章的辞藻的用意，也不能理解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声。
莫斯科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摆放出售习近平与普京的俄罗斯套娃。（2023年3月21日）
中俄争老大，历史再重演
对中俄关系孰为老大哥的霸权心态和相互间对安全的共同担忧，这种关联几乎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和升级，那是中苏政权共同面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动荡。尤其是面对匈牙利人民的反抗，中共曾经经历了短暂的犹豫，例如在苏共中央1956年10月30日的声明之后，中共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第一次谴责了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这更多的指向波兰问题，表明对哥穆尔卡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尊重。但随后，中共在和平解决还是军事干预的选择两难中，比赫鲁晓夫更为激进地支持了武装干预，将纳吉政府和匈牙利人民的起义视为反革命。
随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调出席了1957年1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党大会，并且在1月16日作为匈牙利事件之后第一个到达的外国领导人参加了匈牙利的工人党大会。欧洲惊呼中国介入到了欧洲事务，中国也从此开始了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竞争，直到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结束。
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来说，斯大林的神话被戳破是最大的危险，不仅意味着附属的中共神话的破产，而且是中共权威和正当性的丧失，从而带来当时在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人民起义。这种起义在1989年的中国终于发生了，在后共时代则演变成发端于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这种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危险，如同梦魇般始终缠绕着中共统治集团，甚至也是曾经的共产阵营内部互相竞争其镇压模式优越性的动力所在，互相争夺阵营的老大地位、争夺马列主义的正统性、并且互相批判兄弟国家为修正主义。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习近平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2023年3月21日）
北京将中俄带入与西方的新冷战
今天在莫斯科发生的一幕，与周恩来1957年1月在莫斯科、戴着钢盔进入布达佩斯的情景何其相似，却又少了几分英勇，多了几分机会主义，也多了几分霸权或者沙文主义。毕竟，从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事爆发至今，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和西方阵营的空前团结，苏联式沙文主义的军事干预遇到了真正的失败，也将威权阵营的危机彻底暴露出来，中共党内的理性声音逐渐抬头，对元首无上限的亲俄倾向起到了牵制作用，也让这次中俄莫斯科峰会变成一个不孤独的互助联盟，也将元首个人的面子外交，和官僚集团对俄、欧、美的四方平衡带入其中。
如此，方能解释为何迟迟捱到俄乌战争爆发十三个月、战线陷入僵局之际，中国才正式介入这场侵略战争的调停，将其一贯的虚伪中立变为所谓“十二条”立场声明以及最新的中俄联合声明，俨然以摘桃子的轻松姿态坐享俄乌战争的地缘政治收益。中共统治集团的官僚们正在从“中俄七十年”的历史中学习到1956年的经验，并且转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战略。
也因此，在两国领导人交换角色和地位的同时，在双方努力维持俄罗斯和中国威权政权的安全利益的同时，尽管双方除了元首之外的精英和大众们仍然互不信任，中国正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冷战的漩涡，将中俄双方都带入与西方民主世界长久对抗的新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