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公知很忙。
首先，方方日记屡屡上热搜，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到今天为止，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批评。
接着，连岳也上了一次热搜，因为他作为一个曾经的著名公知，竟然隐约地批评了方方。他“反水”了。
不过比起连岳，我想方方是更加困惑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我？
我们公知一贯畅行无阻的那一套理论，被至少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奉为真理、普世价值，竟然不再被90后00后接受了？
竟然还有人反水，开始内讧了？
这是一个2020年的新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
在这背后，是一部中国公知简史。
关于公知的故事，要从一部叫做《河殇》的纪录片说起。
这是中国“公知文化”的根。
这部“先有文稿，后配画面”的6集“纪录片”在批判了“长城”“龙”“中国女排”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的黄河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海洋文明。
我们的文明，永远孕育不出科学和民主。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有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让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今天的95后和00后的童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贫穷和落后的记忆的，我们更熟悉的大背景是“大国崛起”。
所以新一代人很难想象，在70和80年代，中国人全方位地落后于西方，既缺乏资本积累，又没有一流人才，而技术上的差距，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
没有钱、没有人、没有技术，谈何发展？
这种绝望，深刻地印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髓里，是他们人生的母题。
他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或者说，缓解这种绝望。
为什么西方有高楼大厦，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生活条件那么好，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造飞机汽车，我们不行。
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们从文化上，从根儿上，就比不过西方。
我们的黄河，从一开始就没长好，怎么可能比得过密西西比河？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
《河殇》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他所提出的从根源上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的方法，似乎是万能的，足以解释一切——我们的贫穷、落后，以及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
当时文人中间，原本就流行着“伤痕文学”，反思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也不乏许多丑化。今天的《方方日记》，仍然带着明显的“伤痕文学”的影子。
而《河殇》的出现，将自我否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
绝望的知识分子们发现，带给他们痛苦的现实问题，在这个理论里好像都有了解释。
当一个人自我否定到足够的程度之后，他反而就释然了——既然做什么都不会变好，那不如就，跪下吧。
从此以后，这种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叫“殇值”，河殇的“殇”。
殇值越高，则破罐破摔自我否定的程度越高，而其中表达能力高、有一定表现能力的人，就脱颖而出，成为“公知”。
而历经时代变迁，公知也发展出好几种类型，我觉得值得研究。
不过在开始讲公知的故事以前，我还是要最后提醒大家一句：
今日的中国，在经济、技术上已不再是30年前的那个绝望的落后国家，而我们今日的进步，也绝不是由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带来的。
自立和奋斗，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终将改变我们这个国家。
1
跪族型公知
最先有“殇值”的，是那帮子文人。
面对劳动人民，他们本身就有优越感，每天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人设中。
在最初，我们的社会是比较封闭的，他们倒也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论。但在接触西方文化后，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归宿——美国，世界的灯塔，照亮每一个迷茫者的去路。
而我们在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诸如贪污腐败、矿难、食品安全的问题被不断曝出。
面对这些，他们又给自己加上了“为民请命”的剧情。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话术：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吃亏的总是人民，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这一定是体制问题”。
总之，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套入这个“我陷思，定体问”的句式，那一切问题就有了答案。
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同时，当然也要寻找楷模。
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称赞的，当然是美国。
之前我听过一些关于美国国务卿访华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讲述者口中细节满满，真实到你以为他是随行人员一样。
故事里说，美国国务卿来中国访问，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顶楼，400多平的总统套房里。
但美国国务卿觉得太过铺张浪费，坚持住中关村外，每晚10元的十元店。
第二天的早饭也很普通，包子、豆浆、茶叶蛋。
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些片段，出自一篇《美国国务卿在北京的食宿》的文章。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痛心疾首”地问到，“”同样是官员，看看人家美国的官员，再看看中国的官员。到底谁才是人民公仆？”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制度使然。
而文中也充满了对美国国务卿的溢美之词，“克里以他的低调、朴素、谦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把这句话复制到搜索引擎里，发现这故事还有默克尔和奥巴马多个版本。
有趣的是，当他们用充满想象力的思维去臆想关于美国的神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用的是非常中华文明的审美——
勤俭节约、人民公仆，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眼中的“美德”。
美国人其实恰恰相反：
超前消费、权力制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思维和美国文化。
在这一阶段，“公知”的问题是，他们根本没去过美国、不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当然，也不仅限于美国，毕竟世界上的国家那么多。
于是，11岁负重20公斤，每天步行100公里的日本小学生出现了；
于是，100年后还能挖出备用零件的德国下水道出现了；
于是，印度惠及10亿人的免费医疗出现了。
任何一个“外国”，只要你敢幻想，它都能比中国好。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方方的日记，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里。
所以她的话通常只说半句——
她只说武汉有很多人去世，却不说武汉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她只说前期政府防疫中的一些问题，却不说和国外相比，我们做得先进的地方。
因为在她所熟悉的时代，只发生过前半件事，没有发生过后半件事。所以当今天的中国已经会发生好事的时候，她的思维方式里，并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后半件事。
她只能选择性忽视，于是就形成了“双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跪得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怎么站起来。
是为“跪族型公知”。
2
当公知走出国门
慢慢的，殇值高的那帮公知，因为对于想象中美好西方的向往，有一些人选择了离开中国。
接着，他们分化成了两种主要类型。
我把他们总结为“卧底型公知”和“喷子型公知”。
先说说第一种，比较简单，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属于跪族，只是因为身处国外，反而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首先，为了体现自己移民的正确，他们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什么“中国没有人权”“中国人素质不高”“中国经济要崩溃”。
他们笔下的中国，一无是处。
而且当时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西方资本全部撤离中国。中国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等等，即将成为泡影。
公知和西方世界，都在等着中国的垮塌。
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那些按照西方自由市场制度发展的亚洲国家都遭受重创。
整个亚洲，只有中国幸免于难。
（图源B站用户“观察者网”《温铁军：中国要如何克服当下的全球化危机？》）
这时，美国觉得不对劲，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中国身上。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美国？公知们怎么能接受得了这个观点。一时间，公知们纷纷绞尽脑汁，驳斥“中国威胁论”。
这时，一本叫做《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出版了。这部巨制的作者，叫章家敦。
请记住“章家敦”这个名字。
我认为，他代表了对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一种公知类型。
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断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章家敦说的是实话，1997年，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比高达三分之一。
一般来说，资本充足率在8%左右时，就会破产。
我们的问题，比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垮掉的国家的问题还严重。
这样一本“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好书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公知们纷纷力挺，国外的媒体也竞相报道，就连美国国会，都邀请章家敦举行听证会。
一时间，“中国药丸”的声音，充斥在国际社会。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中国崩溃论”显然和现实走向完全相反，但是在当时，它的出现却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正所谓“本拉登怒撞双子塔，章家敦巧献崩溃书”，这两大历史事件，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至少给中国争取了10年的发展时间。
当跪族公知走出国门，在国外不遗余力地黑我们的时候，却起到了战略忽悠的效果，成功把美国人忽悠瘸了。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个功劳该记还是要记给他的。
而出国的第二种公知，过得要更惨一些，我称为“喷子型公知”。
艾未未，就是典型的喷子型公知。
在国内的时候，他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比中指，在身上写“Fuck”。
中国干什么，他就喷什么。
2008年奥运会期间，艾未来多次表示批评我们的奥运宣传，“本来以为奥运会能让中国变得更开放，但宣传活动让我恶心”。
汶川大地震期间，艾未未也对抗震救灾工作视而不见，只顾着攻击政府。
不管是什么事情，他总能扯到“制度问题”“没有人权”上来。
2015年，艾未未如愿移居西方文明的另一颗璀璨明珠，德国。
按照常理来说，艾未未终于到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以消停一会儿了。但艾未未偏不。
在移居德国三个月后，艾未未就喷“乐高对艺术家有歧视，不向他出售产品”。
2016年，他喷了丹麦政府。
2017年后，他开始对德国政府“持续输出”——“德国社会不宽容”“德国社会太自我”“德国有种族歧视”。
在艾未未嘴里，这个伊甸园，成了化粪池。
艾未未，代表了一个公知类型：
他们喷的其实不是中国社会，换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会喷，只是他刚好出生在中国罢了。
本质上，我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公知的一个类型，他们可能是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类型。
不过我也不太懂心理学，不敢妄下结论。我们还是叫他“喷子型公知”吧。
3
反水型公知
公知的出现，其实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那时和西方国家，确实有很大差距。
但是发展到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甚至到了美国需要以举国之力来对付我们的一个高科技公司的程度。
这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公知的内部出现了分化。
有一部分公知，反水了。
当然，我觉得这是好现象。说明公知中还是有一些明白人，虽然一度跪下过，但是还是能再站起来。
连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反水”甚至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公知群体内部的口诛笔伐。
连岳曾经是公知最好的模板。
作为《南方周末》的记者和专栏作家，连岳凭着自己的文笔，积累了一批粉丝。不少人把连岳称为“王小波之后最成功的专栏作家”。
2006年，罗永浩邀请连岳成为“牛博网”的博客作者。
2007年，厦门发生了PX事件，连岳用自己的号召力，和政府“刚”了一波。这次事件，也让连岳有了“为民请命”的属性加持。
这件事，也在牛博网上持续报道。而牛博网几次对公众事件的发声，也让它获得了2008年《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
致敬词里写到，“牛博网正在成为一个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一个独立、客观且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见平台。”
除了在公知圈内有名，连岳凭着《我是鸡汤》《我爱问连岳》等几部作品，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爱情、婚姻观。
当时不少人视连岳为人生导师。连岳，出圈了。
各种光环加持的连岳，也开始不遗余力的宣传“民主”“自由”“人权”：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连岳怒斥地震局，声称他们知情不报。
连岳用了一系列“证据”来攻击地震局，比如民间大师的“预测”，再比如日本有“紧急地震快报”，诸如种种。
总之这次不是“国殇”，而是因为不民主自由导致的“人祸”。
网友们顺着连岳的话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把“地震预报”和“地震速报”的概念混淆了。
2013年，连岳又发表文章《笑贫不笑娼是正常的》，公开声称“一个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卖淫嫖娼是一个人不可侵犯的主权”。
当然，这么说不够“有理有据”，要套用固定句式：
“一个有自由的国家，一个公民有权利的国家，一个尊重财产权的国家，一个想繁荣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互相尊重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好国家，色情业必然应该合法化”。
“自由”“权利”“人权”“尊重财产权”“好国家”，看了这些词，我赶紧打开浏览器，搜了这个问题：
美国色情业合法吗？
什么？原来美国只有内华达州批准性交易合法？而且内华达州境内只有少数几个地处偏僻的郊县拥有妓院？
后来我想了想，可能他说的不是灯塔国，因为灯塔国并不“爱好和平”。
2015年，北京发布《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文件其中规定，凡是“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一出，连岳就带头表示反对。条例实施的当天，连岳就发表了一篇《我的禁烟观》。
“一个人的身体，只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付出健康的代价，换取过烟瘾的愉悦，这种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禁烟令，已经侵入私权。虽然政府老干这种事，但错事做多了，不会变对，抢劫一万次，也还是抢劫。”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连岳还对文章的主旨，进行了升华——政府本质就是流氓强盗，不会做好事的。
其实这句话，也就是连岳那些年的真实写照——政府提倡的，我全都反对。
也别和我争辩，别问，问就是民主和自由。
但在最近，当“方方日记”发酵后，连岳却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疫情之后的中国，有两点要反思：一是对那些贡献生产力的企业家好一点，他们才是国之根本，减税降费相当于提升生产力，应该当成长期的国策，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
二是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着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自信一点嘛，做得好，正常人自然会夸你，正常人是多数。
这个作家指谁，一目了然。
在公知们“堕落”“跪舔”骂声中上了热搜的连岳，第二天又在文章中正面回应了一波：
“民主不是更好的体制，它是更坏的体制”
“柏拉图的话是对的，喜好民主并非雅典的光荣，而是雅典的堕落。中国真搞起欧美那种民主，也将堕落”。
这一下，公知们彻底炸锅了。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都不要了，这不是“堕落”，这叫“畜生”。连岳，你赶紧自裁吧。
连岳的观点，显然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先别急，我们不妨来看第二个例子。
和连岳一起“叛变”的，还有乔木。
乔木，当年叫做“北外乔木”，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相比于连岳的言论，乔木的发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2006年从伦敦回国后，乔木就扛起了民主、新闻自由的大旗。
2013年，我国“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升空，乔木在微博喷了一波——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发展什么航天工程。
（图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
2015年，乔木又曝出了“何炅吃空饷”的事情，不少网民的攻击又把乔木往远推了一把。
2017年，乔木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北外辞职，移居美国，做一个干净的人”。
用实际行动来追求理想，虽然我和他立场不同，但我倒也觉得这种决心令人敬佩。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政治学博士不能讲民主宪政，新闻学教授反对新闻自由，柴可夫斯基也奏不出我这悲怆交响曲。”
并且在面对10岁女儿的困惑时，乔木向他的女儿解释，“你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响应号召，战天斗地，结果没有改变社会，只是用反思和写作改变了爸爸。
爸爸做了该做的，即使仍然不能改变什么，但你大了多少会受影响”。
这些言语，也让乔木的“彼岸之行”，多了一丝英雄主义的悲壮。
2017年，在辞职半年后，公知乔木，踏上了去往灯塔国的路。
（图源@乔木DC）
彼岸好脏好乱好快活，此岸好山好水好寂寞。
结果去了美国的乔木发现，有些事情好像和他之前的认知，不大一样。
汽车使用税、年检费、尾气检测费，开个车和中国的名堂一样多。
保险和城市停车费，还远高于中国。
（图源@乔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乔木，一个诚实的公知：到美国才发现，被自己忽悠瘸了！》）
公知们鼓吹“美国看病很便宜”，乔木信了。
但后来他发现，还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同时，他们也买不起房，养不起车。
不过乔木还是有本事的人，在美国也渐渐安稳下来，感受着民主和自由。
2020年，当疫情爆发后，乔木曾短暂回国探亲，在这期间，他还没忘了抨击武汉封城是“肆意侵犯个人权利”。
而他对中国以外地区的疫情防控，充满了信心。
美国是卫生防疫系统公开透明，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安静有序的国家。
但当他回到美国后，渐渐地发现，事情不对了。
在美国NBA停摆、股市狂泻、大学关闭后，乔木惊呼，“美国怎么了？”
接下来的乔木的话，则更让公知们坐立难安——乔木居然还在北京交着医保。
兴许是所见所闻太过于魔幻，身在美国的乔木，也开始写起了《美国疫情日记》。
这一举动，仿佛是在嘲讽方方日记啊！这下，乔木彻底和公知们站在了对立面。
公知们说，“美国有医疗白卡，可以免费看病。”
乔木说，“那是极低收入的人才享有的福利，每年申请、评估，很麻烦”。
公知们说，“美国不洗脑”。
乔木说，“女儿在家自学的第一件事，是站立，手帖胸口，开始宣誓：
"I pledge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for all."
（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校长每天广播领誓，每周五次。”
公知说，“美国一夜之间出动35艘医疗船，搭建216座方舱医院。”
乔木说，“只有一艘停泊在曼哈顿的92号码头。”
（图源微信公众号“天下传播”）
公知说，“美国人的生活根本没受什么影响，国内媒体在妖魔化欧美。”
乔木说，“邻居因疫情蔓延没有收入，敲门问能否蹭下他的WiFi。”
总之，公知鼓吹什么，乔木就打脸什么。
但对此，公知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在美国的是乔木，不是他们。
作为曾经的公知，乔木的每一篇日记，都打在了公知们的软肋。
曾经的帽子不好使了，公知们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人身攻击了。
乔木倒也坦然，不仅声援连岳，还表示自己成为了“自干五”。
连岳不是第一个“反水”的，乔木也不是唯一的“叛徒”。
我大胆预测一下，今年，将被称为“公知反水元年”。
未来，中国公知的历史，将是一部前赴后继反水的历史。
而所谓“殇值”，即将结束它的表演，退出历史舞台。
尾声
一个大家需要警醒的细节是，公知的分化，未必是因为如今中国的自干五和小粉红在互联网上的强势。
其中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
因为国力变强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到国外，看看真实的美国。
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攻自破。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度认为，美国的空气是香甜的，美国的月亮比较圆。
（中国的月亮，有时候也是圆的）
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
到华盛顿，大家都去参观博物馆，我因为有点不舒服，留在了大巴上，和在美国待了15年的中国大巴司机闲聊。
在他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这样的美国：
他在国内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小文员，到美国后，待了15年，一直待在唐人街，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说一句。
他开客车，妻子在中餐馆洗盘子，日常开销是够的，但就是处处被人看不起。
好在女儿过几年就要成年了，他的苦日子也就熬出头了，准备退休。退休的最大愿望，是回老家山东去。
只是15年没回去，现在山东的朋友也不认识几个了，回去反而变成人生地不熟，想回却不知怎么回。
我至今无法忘记他因为连日出车而疲惫不堪的脸，还有他谈起想回老家山东时眼中闪烁的光芒。
我坐在大巴车上，看着窗外华盛顿雄伟的博物馆，还有这个美国首都街头穿着体面西装、行色匆匆的美国白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英文课本上所说的 cultural shock，也就是互联网上人们所说的三观尽碎。
我也想到高中历史课本上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
美国十分强大，但仍是一个物欲横流、贫富差异巨大的复杂社会。
当年的历史课上，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句话酸得不行。但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那是第一次，我对于我在国内所听说的关于美国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我想有过轻度“反水”经历的人，都曾有过这样一个怀疑人生的“顿悟”时刻。
也许是你从上海浦东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发现美国机场破破烂烂的那一刻；
也许是你来到伦敦，发现地铁里不通手机信号的那一刻；
也许是你在巴黎老佛爷被抢了钱包的那一刻；
也许是外国政府一系列“群体抗疫”迷之操作，却还在抹黑中国抗疫的那一刻。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我们走出国门，经历过“顿悟”时刻之后，我们就重新认识了西方社会，反过来，也重新认识了中国。
所以，我不认为方方是一个坏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可怜人。
是的，她住在2000万的豪宅里，而我住在小出租房里，但是我仍然敢同情她。
因为不管她多么有钱，她的精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70年代的绝望里，停留在伤痕文学里。她的伤痕，从未愈合。
而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新一代人如今正在见证的，是一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的中国的新的历史。
我至今也不认为美国是坏的，它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它的人民，用200多年的自立和奋斗，让一个新组建的国家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独一份的。无论将来这个国家是否会消亡，美国所获得的成就，是不朽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美国的历史，就会知道，美国的成功，是建立在自立和奋斗的基础上，他们与对手进行了无数残酷而坚决的战斗，才有今日的荣光。
而绝不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上，也绝不是建立在向对手投降以苟延残喘的基础上。
我们要学习美国人做了什么，而不是学他们说了什么。嘴巴会骗人，但是身体是很诚实的。
我们也应该像美国人一样，用自立和奋斗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与对手进行坚决而残酷的斗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按照历史记录来推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5000年、文明从未断绝的国家。我们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至少是全地球最高的。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失败，但是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奋斗者不朽。
>2020年，公知很忙。
首先，方方日记屡屡上热搜，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到今天为止，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批评。
接着，连岳也上了一次热搜，因为他作为一个曾经的著名公知，竟然隐约地批评了方方。他“反水”了。
不过比起连岳，我想方方是更加困惑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我？
我们公知一贯畅行无阻的那一套理论，被至少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奉为真理、普世价值，竟然不再被90后00后接受了？
竟然还有人反水，开始内讧了？
这是一个2020年的新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
在这背后，是一部中国公知简史。
关于公知的故事，要从一部叫做《河殇》的纪录片说起。
这是中国“公知文化”的根。
这部“先有文稿，后配画面”的6集“纪录片”在批判了“长城”“龙”“中国女排”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的黄河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海洋文明。
我们的文明，永远孕育不出科学和民主。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有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让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今天的95后和00后的童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贫穷和落后的记忆的，我们更熟悉的大背景是“大国崛起”。
所以新一代人很难想象，在70和80年代，中国人全方位地落后于西方，既缺乏资本积累，又没有一流人才，而技术上的差距，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
没有钱、没有人、没有技术，谈何发展？
这种绝望，深刻地印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髓里，是他们人生的母题。
他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或者说，缓解这种绝望。
为什么西方有高楼大厦，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生活条件那么好，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造飞机汽车，我们不行。
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们从文化上，从根儿上，就比不过西方。
我们的黄河，从一开始就没长好，怎么可能比得过密西西比河？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
《河殇》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他所提出的从根源上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的方法，似乎是万能的，足以解释一切——我们的贫穷、落后，以及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
当时文人中间，原本就流行着“伤痕文学”，反思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也不乏许多丑化。今天的《方方日记》，仍然带着明显的“伤痕文学”的影子。
而《河殇》的出现，将自我否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
绝望的知识分子们发现，带给他们痛苦的现实问题，在这个理论里好像都有了解释。
当一个人自我否定到足够的程度之后，他反而就释然了——既然做什么都不会变好，那不如就，跪下吧。
从此以后，这种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叫“殇值”，河殇的“殇”。
殇值越高，则破罐破摔自我否定的程度越高，而其中表达能力高、有一定表现能力的人，就脱颖而出，成为“公知”。
而历经时代变迁，公知也发展出好几种类型，我觉得值得研究。
不过在开始讲公知的故事以前，我还是要最后提醒大家一句：
今日的中国，在经济、技术上已不再是30年前的那个绝望的落后国家，而我们今日的进步，也绝不是由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带来的。
自立和奋斗，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终将改变我们这个国家。
1
跪族型公知
最先有“殇值”的，是那帮子文人。
面对劳动人民，他们本身就有优越感，每天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人设中。
在最初，我们的社会是比较封闭的，他们倒也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论。但在接触西方文化后，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归宿——美国，世界的灯塔，照亮每一个迷茫者的去路。
而我们在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诸如贪污腐败、矿难、食品安全的问题被不断曝出。
面对这些，他们又给自己加上了“为民请命”的剧情。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话术：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吃亏的总是人民，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这一定是体制问题”。
总之，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套入这个“我陷思，定体问”的句式，那一切问题就有了答案。
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同时，当然也要寻找楷模。
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称赞的，当然是美国。
之前我听过一些关于美国国务卿访华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讲述者口中细节满满，真实到你以为他是随行人员一样。
故事里说，美国国务卿来中国访问，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顶楼，400多平的总统套房里。
但美国国务卿觉得太过铺张浪费，坚持住中关村外，每晚10元的十元店。
第二天的早饭也很普通，包子、豆浆、茶叶蛋。
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些片段，出自一篇《美国国务卿在北京的食宿》的文章。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痛心疾首”地问到，“”同样是官员，看看人家美国的官员，再看看中国的官员。到底谁才是人民公仆？”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制度使然。
而文中也充满了对美国国务卿的溢美之词，“克里以他的低调、朴素、谦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把这句话复制到搜索引擎里，发现这故事还有默克尔和奥巴马多个版本。
有趣的是，当他们用充满想象力的思维去臆想关于美国的神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用的是非常中华文明的审美——
勤俭节约、人民公仆，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眼中的“美德”。
美国人其实恰恰相反：
超前消费、权力制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思维和美国文化。
在这一阶段，“公知”的问题是，他们根本没去过美国、不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当然，也不仅限于美国，毕竟世界上的国家那么多。
于是，11岁负重20公斤，每天步行100公里的日本小学生出现了；
于是，100年后还能挖出备用零件的德国下水道出现了；
于是，印度惠及10亿人的免费医疗出现了。
任何一个“外国”，只要你敢幻想，它都能比中国好。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方方的日记，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里。
所以她的话通常只说半句——
她只说武汉有很多人去世，却不说武汉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她只说前期政府防疫中的一些问题，却不说和国外相比，我们做得先进的地方。
因为在她所熟悉的时代，只发生过前半件事，没有发生过后半件事。所以当今天的中国已经会发生好事的时候，她的思维方式里，并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后半件事。
她只能选择性忽视，于是就形成了“双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跪得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怎么站起来。
是为“跪族型公知”。
2
当公知走出国门
慢慢的，殇值高的那帮公知，因为对于想象中美好西方的向往，有一些人选择了离开中国。
接着，他们分化成了两种主要类型。
我把他们总结为“卧底型公知”和“喷子型公知”。
先说说第一种，比较简单，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属于跪族，只是因为身处国外，反而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首先，为了体现自己移民的正确，他们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什么“中国没有人权”“中国人素质不高”“中国经济要崩溃”。
他们笔下的中国，一无是处。
而且当时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西方资本全部撤离中国。中国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等等，即将成为泡影。
公知和西方世界，都在等着中国的垮塌。
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那些按照西方自由市场制度发展的亚洲国家都遭受重创。
整个亚洲，只有中国幸免于难。
（图源B站用户“观察者网”《温铁军：中国要如何克服当下的全球化危机？》）
这时，美国觉得不对劲，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中国身上。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美国？公知们怎么能接受得了这个观点。一时间，公知们纷纷绞尽脑汁，驳斥“中国威胁论”。
这时，一本叫做《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出版了。这部巨制的作者，叫章家敦。
请记住“章家敦”这个名字。
我认为，他代表了对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一种公知类型。
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断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章家敦说的是实话，1997年，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比高达三分之一。
一般来说，资本充足率在8%左右时，就会破产。
我们的问题，比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垮掉的国家的问题还严重。
这样一本“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好书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公知们纷纷力挺，国外的媒体也竞相报道，就连美国国会，都邀请章家敦举行听证会。
一时间，“中国药丸”的声音，充斥在国际社会。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中国崩溃论”显然和现实走向完全相反，但是在当时，它的出现却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正所谓“本拉登怒撞双子塔，章家敦巧献崩溃书”，这两大历史事件，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至少给中国争取了10年的发展时间。
当跪族公知走出国门，在国外不遗余力地黑我们的时候，却起到了战略忽悠的效果，成功把美国人忽悠瘸了。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个功劳该记还是要记给他的。
而出国的第二种公知，过得要更惨一些，我称为“喷子型公知”。
艾未未，就是典型的喷子型公知。
在国内的时候，他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比中指，在身上写“Fuck”。
中国干什么，他就喷什么。
2008年奥运会期间，艾未来多次表示批评我们的奥运宣传，“本来以为奥运会能让中国变得更开放，但宣传活动让我恶心”。
汶川大地震期间，艾未未也对抗震救灾工作视而不见，只顾着攻击政府。
不管是什么事情，他总能扯到“制度问题”“没有人权”上来。
2015年，艾未未如愿移居西方文明的另一颗璀璨明珠，德国。
按照常理来说，艾未未终于到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以消停一会儿了。但艾未未偏不。
在移居德国三个月后，艾未未就喷“乐高对艺术家有歧视，不向他出售产品”。
2016年，他喷了丹麦政府。
2017年后，他开始对德国政府“持续输出”——“德国社会不宽容”“德国社会太自我”“德国有种族歧视”。
在艾未未嘴里，这个伊甸园，成了化粪池。
艾未未，代表了一个公知类型：
他们喷的其实不是中国社会，换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会喷，只是他刚好出生在中国罢了。
本质上，我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公知的一个类型，他们可能是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类型。
不过我也不太懂心理学，不敢妄下结论。我们还是叫他“喷子型公知”吧。
3
反水型公知
公知的出现，其实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那时和西方国家，确实有很大差距。
但是发展到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甚至到了美国需要以举国之力来对付我们的一个高科技公司的程度。
这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公知的内部出现了分化。
有一部分公知，反水了。
当然，我觉得这是好现象。说明公知中还是有一些明白人，虽然一度跪下过，但是还是能再站起来。
连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反水”甚至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公知群体内部的口诛笔伐。
连岳曾经是公知最好的模板。
作为《南方周末》的记者和专栏作家，连岳凭着自己的文笔，积累了一批粉丝。不少人把连岳称为“王小波之后最成功的专栏作家”。
2006年，罗永浩邀请连岳成为“牛博网”的博客作者。
2007年，厦门发生了PX事件，连岳用自己的号召力，和政府“刚”了一波。这次事件，也让连岳有了“为民请命”的属性加持。
这件事，也在牛博网上持续报道。而牛博网几次对公众事件的发声，也让它获得了2008年《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
致敬词里写到，“牛博网正在成为一个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一个独立、客观且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见平台。”
除了在公知圈内有名，连岳凭着《我是鸡汤》《我爱问连岳》等几部作品，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爱情、婚姻观。
当时不少人视连岳为人生导师。连岳，出圈了。
各种光环加持的连岳，也开始不遗余力的宣传“民主”“自由”“人权”：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连岳怒斥地震局，声称他们知情不报。
连岳用了一系列“证据”来攻击地震局，比如民间大师的“预测”，再比如日本有“紧急地震快报”，诸如种种。
总之这次不是“国殇”，而是因为不民主自由导致的“人祸”。
网友们顺着连岳的话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把“地震预报”和“地震速报”的概念混淆了。
2013年，连岳又发表文章《笑贫不笑娼是正常的》，公开声称“一个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卖淫嫖娼是一个人不可侵犯的主权”。
当然，这么说不够“有理有据”，要套用固定句式：
“一个有自由的国家，一个公民有权利的国家，一个尊重财产权的国家，一个想繁荣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互相尊重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好国家，色情业必然应该合法化”。
“自由”“权利”“人权”“尊重财产权”“好国家”，看了这些词，我赶紧打开浏览器，搜了这个问题：
美国色情业合法吗？
什么？原来美国只有内华达州批准性交易合法？而且内华达州境内只有少数几个地处偏僻的郊县拥有妓院？
后来我想了想，可能他说的不是灯塔国，因为灯塔国并不“爱好和平”。
2015年，北京发布《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文件其中规定，凡是“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一出，连岳就带头表示反对。条例实施的当天，连岳就发表了一篇《我的禁烟观》。
“一个人的身体，只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付出健康的代价，换取过烟瘾的愉悦，这种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禁烟令，已经侵入私权。虽然政府老干这种事，但错事做多了，不会变对，抢劫一万次，也还是抢劫。”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连岳还对文章的主旨，进行了升华——政府本质就是流氓强盗，不会做好事的。
其实这句话，也就是连岳那些年的真实写照——政府提倡的，我全都反对。
也别和我争辩，别问，问就是民主和自由。
但在最近，当“方方日记”发酵后，连岳却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疫情之后的中国，有两点要反思：一是对那些贡献生产力的企业家好一点，他们才是国之根本，减税降费相当于提升生产力，应该当成长期的国策，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
二是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着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自信一点嘛，做得好，正常人自然会夸你，正常人是多数。
这个作家指谁，一目了然。
在公知们“堕落”“跪舔”骂声中上了热搜的连岳，第二天又在文章中正面回应了一波：
“民主不是更好的体制，它是更坏的体制”
“柏拉图的话是对的，喜好民主并非雅典的光荣，而是雅典的堕落。中国真搞起欧美那种民主，也将堕落”。
这一下，公知们彻底炸锅了。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都不要了，这不是“堕落”，这叫“畜生”。连岳，你赶紧自裁吧。
连岳的观点，显然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先别急，我们不妨来看第二个例子。
和连岳一起“叛变”的，还有乔木。
乔木，当年叫做“北外乔木”，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相比于连岳的言论，乔木的发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2006年从伦敦回国后，乔木就扛起了民主、新闻自由的大旗。
2013年，我国“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升空，乔木在微博喷了一波——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发展什么航天工程。
（图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
2015年，乔木又曝出了“何炅吃空饷”的事情，不少网民的攻击又把乔木往远推了一把。
2017年，乔木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北外辞职，移居美国，做一个干净的人”。
用实际行动来追求理想，虽然我和他立场不同，但我倒也觉得这种决心令人敬佩。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政治学博士不能讲民主宪政，新闻学教授反对新闻自由，柴可夫斯基也奏不出我这悲怆交响曲。”
并且在面对10岁女儿的困惑时，乔木向他的女儿解释，“你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响应号召，战天斗地，结果没有改变社会，只是用反思和写作改变了爸爸。
爸爸做了该做的，即使仍然不能改变什么，但你大了多少会受影响”。
这些言语，也让乔木的“彼岸之行”，多了一丝英雄主义的悲壮。
2017年，在辞职半年后，公知乔木，踏上了去往灯塔国的路。
（图源@乔木DC）
彼岸好脏好乱好快活，此岸好山好水好寂寞。
结果去了美国的乔木发现，有些事情好像和他之前的认知，不大一样。
汽车使用税、年检费、尾气检测费，开个车和中国的名堂一样多。
保险和城市停车费，还远高于中国。
（图源@乔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乔木，一个诚实的公知：到美国才发现，被自己忽悠瘸了！》）
公知们鼓吹“美国看病很便宜”，乔木信了。
但后来他发现，还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同时，他们也买不起房，养不起车。
（图源@乔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乔木，一个诚实的公知：到美国才发现，被自己忽悠瘸了！》）
不过乔木还是有本事的人，在美国也渐渐安稳下来，感受着民主和自由。
2020年，当疫情爆发后，乔木曾短暂回国探亲，在这期间，他还没忘了抨击武汉封城是“肆意侵犯个人权利”。
而他对中国以外地区的疫情防控，充满了信心。
美国是卫生防疫系统公开透明，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安静有序的国家。
但当他回到美国后，渐渐地发现，事情不对了。
在美国NBA停摆、股市狂泻、大学关闭后，乔木惊呼，“美国怎么了？”
接下来的乔木的话，则更让公知们坐立难安——乔木居然还在北京交着医保。
兴许是所见所闻太过于魔幻，身在美国的乔木，也开始写起了《美国疫情日记》。
这一举动，仿佛是在嘲讽方方日记啊！这下，乔木彻底和公知们站在了对立面。
公知们说，“美国有医疗白卡，可以免费看病。”
乔木说，“那是极低收入的人才享有的福利，每年申请、评估，很麻烦”。
公知们说，“美国不洗脑”。
乔木说，“女儿在家自学的第一件事，是站立，手帖胸口，开始宣誓：
"I pledge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for all."
（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校长每天广播领誓，每周五次。”
公知说，“美国一夜之间出动35艘医疗船，搭建216座方舱医院。”
乔木说，“只有一艘停泊在曼哈顿的92号码头。”
（图源微信公众号“天下传播”）
公知说，“美国人的生活根本没受什么影响，国内媒体在妖魔化欧美。”
乔木说，“邻居因疫情蔓延没有收入，敲门问能否蹭下他的WiFi。”
总之，公知鼓吹什么，乔木就打脸什么。
但对此，公知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在美国的是乔木，不是他们。
作为曾经的公知，乔木的每一篇日记，都打在了公知们的软肋。
曾经的帽子不好使了，公知们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人身攻击了。
乔木倒也坦然，不仅声援连岳，还表示自己成为了“自干五”。
连岳不是第一个“反水”的，乔木也不是唯一的“叛徒”。
我大胆预测一下，今年，将被称为“公知反水元年”。
未来，中国公知的历史，将是一部前赴后继反水的历史。
而所谓“殇值”，即将结束它的表演，退出历史舞台。
尾声
一个大家需要警醒的细节是，公知的分化，未必是因为如今中国的自干五和小粉红在互联网上的强势。
其中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
因为国力变强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到国外，看看真实的美国。
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攻自破。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度认为，美国的空气是香甜的，美国的月亮比较圆。
（中国的月亮，有时候也是圆的）
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
到华盛顿，大家都去参观博物馆，我因为有点不舒服，留在了大巴上，和在美国待了15年的中国大巴司机闲聊。
在他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这样的美国：
他在国内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小文员，到美国后，待了15年，一直待在唐人街，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说一句。
他开客车，妻子在中餐馆洗盘子，日常开销是够的，但就是处处被人看不起。
好在女儿过几年就要成年了，他的苦日子也就熬出头了，准备退休。退休的最大愿望，是回老家山东去。
只是15年没回去，现在山东的朋友也不认识几个了，回去反而变成人生地不熟，想回却不知怎么回。
我至今无法忘记他因为连日出车而疲惫不堪的脸，还有他谈起想回老家山东时眼中闪烁的光芒。
我坐在大巴车上，看着窗外华盛顿雄伟的博物馆，还有这个美国首都街头穿着体面西装、行色匆匆的美国白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英文课本上所说的 cultural shock，也就是互联网上人们所说的三观尽碎。
我也想到高中历史课本上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
美国十分强大，但仍是一个物欲横流、贫富差异巨大的复杂社会。
当年的历史课上，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句话酸得不行。但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那是第一次，我对于我在国内所听说的关于美国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我想有过轻度“反水”经历的人，都曾有过这样一个怀疑人生的“顿悟”时刻。
也许是你从上海浦东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发现美国机场破破烂烂的那一刻；
也许是你来到伦敦，发现地铁里不通手机信号的那一刻；
也许是你在巴黎老佛爷被抢了钱包的那一刻；
也许是外国政府一系列“群体抗疫”迷之操作，却还在抹黑中国抗疫的那一刻。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我们走出国门，经历过“顿悟”时刻之后，我们就重新认识了西方社会，反过来，也重新认识了中国。
所以，我不认为方方是一个坏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可怜人。
是的，她住在2000万的豪宅里，而我住在小出租房里，但是我仍然敢同情她。
因为不管她多么有钱，她的精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70年代的绝望里，停留在伤痕文学里。她的伤痕，从未愈合。
而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新一代人如今正在见证的，是一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的中国的新的历史。
我至今也不认为美国是坏的，它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它的人民，用200多年的自立和奋斗，让一个新组建的国家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独一份的。无论将来这个国家是否会消亡，美国所获得的成就，是不朽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美国的历史，就会知道，美国的成功，是建立在自立和奋斗的基础上，他们与对手进行了无数残酷而坚决的战斗，才有今日的荣光。
而绝不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上，也绝不是建立在向对手投降以苟延残喘的基础上。
我们要学习美国人做了什么，而不是学他们说了什么。嘴巴会骗人，但是身体是很诚实的。
我们也应该像美国人一样，用自立和奋斗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与对手进行坚决而残酷的斗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按照历史记录来推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5000年、文明从未断绝的国家。我们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至少是全地球最高的。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失败，但是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奋斗者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