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科学报》报道，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
艾尔沃德称：“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日在中国四地开展联合调查的结果。
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介绍考察组现场调研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改变了新增确诊病例快速攀升的曲线，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数据。两周前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每一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大概都是两千多。当联合考察团结束考察任务的时候，昨天报告的确诊病例是416例，两周之内实现了80%的下降。
他表示，这样的数据下降是切实的。数据在不断地变化，做统计也面临挑战，考察组是通过不同信息的来源，来确定这样的下降是真真切切的。实地学习和考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再一次不容质疑地确认了这种真切数据的下降。
艾尔沃德说，中国的协同优势是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的。比如大型医院进行临时床位的调拨和划动，以便能够使更多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得到救治。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常规的接诊项目被转到以在线方式去提供，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他表示，有一些在国家层面上所采取的鼓励大众去做的一些改变，比如像勤洗手、保持距离等，这种反应的策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中国从最初采取的比较整齐划一的方法，慢慢的转变到基于科学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虑每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其能力，也考虑到病毒传播本身的一些特性，这种微调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艾尔沃德说，“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现在没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们只能拍拍手表示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既然没有药，没有疫苗，那么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
艾尔沃德表示，目前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切勿沾沾自喜，未获全胜，不轻言胜利。虽然病例数目在下降，但人群依然是普遍易感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可能会有反弹风险，当出现反弹时又要快速去进行大规模的应对。目前数字的下降来之不易，采取了大力的措施才带来的，像医院的床位数在增加、呼吸机在购入、疫苗和药物在研发，这些努力都不要停止。就像梁万年教授所谈到的，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依然面临的是巨大的风险，所以切勿沾沾自喜。
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会上通报：
1、关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地点分离出的104株新冠病毒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证实同源性达99.9%，提示病毒尚未发生明显的变异。
2、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根据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数据以及湖北武汉、广东深圳和广州、四川成都等现场考察，联合考察组对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有以下认识。
一是人口学特征。患者平均年龄51岁，30–69岁患者占77.8%，77.5%的病例来自湖北。
二是动物宿主。目前的研究表明，蝙蝠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
三是传播途径。目前认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一些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粪-口传播风险。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在中国这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四是家庭聚集性。从广东和四川的现场考察来看，78%-85%的聚集病例发生在家庭。
五是密切接触者管理。在广东和四川，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几乎对所有已发现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追踪和医学观察，大约1%-5%的密切接触者实验室确诊为阳性。
六是易感性。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病原体，因此，各年龄段人群均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免疫力，普遍容易感染。
梁万年介绍，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动力学分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武汉传播。武汉早期发现的病例大多与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有关。随后，病毒通过接触海鲜市场的人群扩散到社区，形成社区传播。自2020年1月23日起，在武汉及周边城市采取的交通管制等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全国及全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蔓延。
第二种是湖北除武汉外其他地区的传播。在紧邻武汉的湖北孝感、黄冈、荆州和鄂州等地，传播流行强度略低于武汉。该省其他地区，因武汉的交通管制，人口流动减少，其传播动力与全国其他地区更为接近。
第三种是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的传播。武汉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再加上疫情发生时恰逢中国农历春节，人口流动性大，疫情有可能迅速从湖北省扩大到我国其他省区。为了阻断疫情蔓延，全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报告病例与湖北武汉有关，其他省份的社区传播非常有限，大部分为家庭聚集性疫情。
第四种是特殊场所和人群的传播。我们注意到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在医疗机构、监狱等特殊场所。但总的来看，不是影响传播动力学的主要因素。关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感染，据报告，全国共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绝大部分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来自湖北武汉。
据报道，全国共有476家医疗机构3387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确诊病例，1070例临床诊断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医务人员（3062例）来自湖北。
在此次发布会之前，考察组在2月17日赴北京、广东、四川开展调查，22日至23日在湖北开展现场调研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
艾尔沃德称：“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日在中国四地开展联合调查的结果。
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介绍考察组现场调研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改变了新增确诊病例快速攀升的曲线，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数据。两周前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每一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大概都是两千多。当联合考察团结束考察任务的时候，昨天报告的确诊病例是416例，两周之内实现了80%的下降。
他表示，这样的数据下降是切实的。数据在不断地变化，做统计也面临挑战，考察组是通过不同信息的来源，来确定这样的下降是真真切切的。实地学习和考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再一次不容质疑地确认了这种真切数据的下降。
艾尔沃德说，中国的协同优势是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的。比如大型医院进行临时床位的调拨和划动，以便能够使更多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得到救治。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常规的接诊项目被转到以在线方式去提供，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他表示，有一些在国家层面上所采取的鼓励大众去做的一些改变，比如像勤洗手、保持距离等，这种反应的策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中国从最初采取的比较整齐划一的方法，慢慢的转变到基于科学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虑每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其能力，也考虑到病毒传播本身的一些特性，这种微调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艾尔沃德说，“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现在没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们只能拍拍手表示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既然没有药，没有疫苗，那么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
艾尔沃德表示，目前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切勿沾沾自喜，未获全胜，不轻言胜利。虽然病例数目在下降，但人群依然是普遍易感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可能会有反弹风险，当出现反弹时又要快速去进行大规模的应对。目前数字的下降来之不易，采取了大力的措施才带来的，像医院的床位数在增加、呼吸机在购入、疫苗和药物在研发，这些努力都不要停止。就像梁万年教授所谈到的，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依然面临的是巨大的风险，所以切勿沾沾自喜。
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会上通报：
1、关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地点分离出的104株新冠病毒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证实同源性达99.9%，提示病毒尚未发生明显的变异。
2、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根据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数据以及湖北武汉、广东深圳和广州、四川成都等现场考察，联合考察组对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有以下认识。
一是人口学特征。患者平均年龄51岁，30–69岁患者占77.8%，77.5%的病例来自湖北。
二是动物宿主。目前的研究表明，蝙蝠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
三是传播途径。目前认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一些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粪-口传播风险。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在中国这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四是家庭聚集性。从广东和四川的现场考察来看，78%-85%的聚集病例发生在家庭。
五是密切接触者管理。在广东和四川，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几乎对所有已发现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追踪和医学观察，大约1%-5%的密切接触者实验室确诊为阳性。
六是易感性。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病原体，因此，各年龄段人群均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免疫力，普遍容易感染。
梁万年介绍，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动力学分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武汉传播。武汉早期发现的病例大多与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有关。随后，病毒通过接触海鲜市场的人群扩散到社区，形成社区传播。自2020年1月23日起，在武汉及周边城市采取的交通管制等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全国及全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蔓延。
第二种是湖北除武汉外其他地区的传播。在紧邻武汉的湖北孝感、黄冈、荆州和鄂州等地，传播流行强度略低于武汉。该省其他地区，因武汉的交通管制，人口流动减少，其传播动力与全国其他地区更为接近。
第三种是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的传播。武汉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再加上疫情发生时恰逢中国农历春节，人口流动性大，疫情有可能迅速从湖北省扩大到我国其他省区。为了阻断疫情蔓延，全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报告病例与湖北武汉有关，其他省份的社区传播非常有限，大部分为家庭聚集性疫情。
第四种是特殊场所和人群的传播。我们注意到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在医疗机构、监狱等特殊场所。但总的来看，不是影响传播动力学的主要因素。关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感染，据报告，全国共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绝大部分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来自湖北武汉。
据报道，全国共有476家医疗机构3387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确诊病例，1070例临床诊断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医务人员（3062例）来自湖北。
在此次发布会之前，考察组在2月17日赴北京、广东、四川开展调查，22日至23日在湖北开展现场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