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抗议者在香港一家购物中心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抗议政府最近逮捕亲民主活动人士的做法。
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可能暂时抑制了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但并没有减弱那里的镇压。北京的中央政府在威胁要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几年后，已在一周的时间里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
4月18日，香港高度政治化的警方逮捕了15名支持民主的政治人士，指控他们为了反对北京对香港事务越来越多的干涉，组织、参与了去年几次规模最大的和平抗议活动。
许多更年轻、更激进的抗议者已经被关进监狱，或在遭逮捕后获释，他们仍生活在再次被捕和受审的忧虑之中。然而，上周的被捕者是被称为“泛民派”的亲民主阵营温和派老手，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自认为是地方政府的忠诚反对派，而这个地方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听命于北京。
此前一天，中央政府驻香港的领导机构中联办宣布，它“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无异于宣告了北京将香港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的意图。
这是对《基本法》不折不扣的违反。《基本法》是管辖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小宪法，旨在保障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在2047年以前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基本法》第22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北京这个宣布的直接后果之一，可能是泛民派的公民党成员郭荣铿被取消在立法会的席位。中联办最近对他发起猛烈抨击，称他在立法会发表冗长演说拖延表决是行为不当，违反了他的就职誓言，尽管立法会的规则允许他那样做。亲政府和亲北京阵营目前拥有立法会70个席位中的41个，但能否在今秋的立法会选举中维持多数席位似乎让人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去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亲民主派表现出色。
同样是在过去的一周，香港政府宣布了主要官员的重大改组。值得注意的是，负责选举事务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新局长将由曾国卫担任。曾是强硬派人士，此前的职务是入境事务处处长，在他任职期间，入境事务处曾禁止某些记者入境。罗智光则被免去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职务：据说，他去年对支持抗议活动的公务员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惹怒了北京。
在某种程度上，这周的攻击与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越来越强硬的做法相一致。但最近的发展实际上是值得注意的。把传统的泛民派当作像分离主义者那样的敌人来对待，这是第一次。北京正在准确的字面意义上违反它自己颁布的《基本法》，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政府通常的做法只是扭曲法律，扭曲法律的精神。
这些新实例表明，这一轮镇压背后有一个具体而紧迫的原因：Covid-19大流行。
这一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在中国暴发，继而肆虐全球，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未能在最初及时分享掌握的所有信息。新冠病毒正在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北京被指责未尽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义务。中国在国际上推动被中国爱国者在网上赞为“战狼外交”的做法，这对北京也没有益处。“战狼外交”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宣传运动，它试图推卸责任，威胁限制关键医疗器材出口。
中央政府感觉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责难，并担心西方大国在经济上与其脱钩，因此似乎认为有必要尽快采取行动，再次把香港变成其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窗口。香港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起过这种作用，至少直到中国向西方开放、上海等内地城市取得了世界级金融和商业中心地位之前。
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与大陆的共产党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英国人把香港的反华活动（包括美国新闻署的广播）控制住，北京就会让英国人在香港赚钱，也不会挑战或瓦解他们对香港的统治权。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后，中国当局不得不自己动手镇压香港的政治反对派，这是个脏活。
多年以来，这个勾当已变得越来越卑鄙。尤其是现在，北京的目标似乎已不是维持香港的稳定，而是更多地控制这个城市。
本周，北京的这种野心意味着要搞掉香港的泛民派领导人。这些人大多是老前辈，对香港民主运动中更新、更年轻、更激进的本土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像81岁的大律师李柱铭和71岁的传媒大亨黎智英这样的人，仍在老一辈人中享有盛名。因此，北京仍将他们视为西方国家的潜在第四纵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采取逮捕行动的几天前，中联办负责人骆惠宁要求按照《基本法》第23规定通过新的国安立法。这将大大削弱香港的政治自由，将香港公民置于共产党中国的严格控制之下。
香港政府上一次试图通过国安法是在2003年，那次努力以大败告终，并引发了创纪录的街头抗议活动，最终导致行政长官下台。因此，如果林郑月娥政府希望在今年再次推动这项立法，或许甚至是在今秋的立法会选举之前的话，当局就需要储备尽可能多的正式法律武器，瞄准政治反对派。这就让北京有了践踏《基本法》第22条的强烈愿望，这条法律禁止内地机构干涉香港事务。
中央政府对采取这一措施的辩护可谓聪明过头：由于在1997年《基本法》生效之前，中联办就已经在香港存在——那时是秘密的、以新华社的名义——因此中央政府声称，中联办不受其现行法律的限制。北京显然很匆忙，不再顾得上逻辑的严密。
中国政府甚至似乎并不担心，它在香港采取压制手段可能会削弱这座城市对它的价值。也许这是因为，北京设法安抚了似乎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镇府出动坦克镇压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的民主示威者）最愤怒的政府，让它们或它们的企业获得中国国内市场份额或其他经济利益。
这正是人们担心中国为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控制，可能会考虑在某个时候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手段的原因。
除了天安门事件，还有一个被称为“二二八事件”的先例，即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大屠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不久，把台湾的控制权还给了中国。但当时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试图对台湾岛行使权力时，却遭遇当地政界人士的强大阻力，以及台湾人出乎意料的强烈亲日情绪的阻挠。
一场涉及非法出售烟草的街头小贩的混战导致其中一人被政府特工开枪打死后，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了。国民党政府随后从大陆调兵来台恢复秩序，杀死了大约一万人。
去年，随着香港警方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采取更加暴力手段的做法愈演愈烈，加上北京方面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好斗，并扩大驻港部队的规模，一些人担心，中央政府可能会考虑派军队平息骚乱。军事镇压的做法当时曾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牵强或误导，但现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削弱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情况下，动用军队似乎是一个更言之有理的可能性。
即使不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或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重演，北京废除香港尚存自由的决心已毫无疑问，就像中国在西藏和新疆所做的那样，确保香港只是名义上的自治。
上周五，抗议者在香港一家购物中心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抗议政府最近逮捕亲民主活动人士的做法。
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可能暂时抑制了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但并没有减弱那里的镇压。北京的中央政府在威胁要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几年后，已在一周的时间里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
4月18日，香港高度政治化的警方逮捕了15名支持民主的政治人士，指控他们为了反对北京对香港事务越来越多的干涉，组织、参与了去年几次规模最大的和平抗议活动。
许多更年轻、更激进的抗议者已经被关进监狱，或在遭逮捕后获释，他们仍生活在再次被捕和受审的忧虑之中。然而，上周的被捕者是被称为“泛民派”的亲民主阵营温和派老手，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自认为是地方政府的忠诚反对派，而这个地方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听命于北京。
此前一天，中央政府驻香港的领导机构中联办宣布，它“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无异于宣告了北京将香港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的意图。
这是对《基本法》不折不扣的违反。《基本法》是管辖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小宪法，旨在保障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在2047年以前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基本法》第22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北京这个宣布的直接后果之一，可能是泛民派的公民党成员郭荣铿被取消在立法会的席位。中联办最近对他发起猛烈抨击，称他在立法会发表冗长演说拖延表决是行为不当，违反了他的就职誓言，尽管立法会的规则允许他那样做。亲政府和亲北京阵营目前拥有立法会70个席位中的41个，但能否在今秋的立法会选举中维持多数席位似乎让人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去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亲民主派表现出色。
同样是在过去的一周，香港政府宣布了主要官员的重大改组。值得注意的是，负责选举事务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新局长将由曾国卫担任。曾是强硬派人士，此前的职务是入境事务处处长，在他任职期间，入境事务处曾禁止某些记者入境。罗智光则被免去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职务：据说，他去年对支持抗议活动的公务员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惹怒了北京。
在某种程度上，这周的攻击与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越来越强硬的做法相一致。但最近的发展实际上是值得注意的。把传统的泛民派当作像分离主义者那样的敌人来对待，这是第一次。北京正在准确的字面意义上违反它自己颁布的《基本法》，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政府通常的做法只是扭曲法律，扭曲法律的精神。
这些新实例表明，这一轮镇压背后有一个具体而紧迫的原因：Covid-19大流行。
这一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在中国暴发，继而肆虐全球，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未能在最初及时分享掌握的所有信息。新冠病毒正在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北京被指责未尽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义务。中国在国际上推动被中国爱国者在网上赞为“战狼外交”的做法，这对北京也没有益处。“战狼外交”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宣传运动，它试图推卸责任，威胁限制关键医疗器材出口。
中央政府感觉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责难，并担心西方大国在经济上与其脱钩，因此似乎认为有必要尽快采取行动，再次把香港变成其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窗口。香港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起过这种作用，至少直到中国向西方开放、上海等内地城市取得了世界级金融和商业中心地位之前。
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与大陆的共产党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英国人把香港的反华活动（包括美国新闻署的广播）控制住，北京就会让英国人在香港赚钱，也不会挑战或瓦解他们对香港的统治权。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后，中国当局不得不自己动手镇压香港的政治反对派，这是个脏活。
多年以来，这个勾当已变得越来越卑鄙。尤其是现在，北京的目标似乎已不是维持香港的稳定，而是更多地控制这个城市。
本周，北京的这种野心意味着要搞掉香港的泛民派领导人。这些人大多是老前辈，对香港民主运动中更新、更年轻、更激进的本土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像81岁的大律师李柱铭和71岁的传媒大亨黎智英这样的人，仍在老一辈人中享有盛名。因此，北京仍将他们视为西方国家的潜在第四纵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采取逮捕行动的几天前，中联办负责人骆惠宁要求按照《基本法》第23规定通过新的国安立法。这将大大削弱香港的政治自由，将香港公民置于共产党中国的严格控制之下。
香港政府上一次试图通过国安法是在2003年，那次努力以大败告终，并引发了创纪录的街头抗议活动，最终导致行政长官下台。因此，如果林郑月娥政府希望在今年再次推动这项立法，或许甚至是在今秋的立法会选举之前的话，当局就需要储备尽可能多的正式法律武器，瞄准政治反对派。这就让北京有了践踏《基本法》第22条的强烈愿望，这条法律禁止内地机构干涉香港事务。
中央政府对采取这一措施的辩护可谓聪明过头：由于在1997年《基本法》生效之前，中联办就已经在香港存在——那时是秘密的、以新华社的名义——因此中央政府声称，中联办不受其现行法律的限制。北京显然很匆忙，不再顾得上逻辑的严密。
中国政府甚至似乎并不担心，它在香港采取压制手段可能会削弱这座城市对它的价值。也许这是因为，北京设法安抚了似乎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镇府出动坦克镇压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的民主示威者）最愤怒的政府，让它们或它们的企业获得中国国内市场份额或其他经济利益。
这正是人们担心中国为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控制，可能会考虑在某个时候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手段的原因。
除了天安门事件，还有一个被称为“二二八事件”的先例，即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大屠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不久，把台湾的控制权还给了中国。但当时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试图对台湾岛行使权力时，却遭遇当地政界人士的强大阻力，以及台湾人出乎意料的强烈亲日情绪的阻挠。
一场涉及非法出售烟草的街头小贩的混战导致其中一人被政府特工开枪打死后，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了。国民党政府随后从大陆调兵来台恢复秩序，杀死了大约一万人。
去年，随着香港警方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采取更加暴力手段的做法愈演愈烈，加上北京方面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好斗，并扩大驻港部队的规模，一些人担心，中央政府可能会考虑派军队平息骚乱。军事镇压的做法当时曾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牵强或误导，但现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削弱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情况下，动用军队似乎是一个更言之有理的可能性。
即使不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或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重演，北京废除香港尚存自由的决心已毫无疑问，就像中国在西藏和新疆所做的那样，确保香港只是名义上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