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和元州街一带走，地铺食店密密麻麻，不少都是新开张的快餐外卖店，专卖“净餸饭”或“两餸饭”（即每个盒饭，可选一或两款餸菜）。不同时段设有不同收费，指定时段十港元就可买到两盒“净餸饭”，未许就被卖光。 服务于这一带的社工告诉笔者，疫情下，这类专卖店越开越多，原因是基层市民收入不稳，净餸饭、两餸饭价钱实惠，又能最快填饱肚子，于是这些外卖店就应运而生。 食店地铺旁，常看到一些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推着手推车，弯着腰在垃圾桶边把捡来的纸皮一叠一叠整理好放上手推车，再送到纸皮回收店。一公斤的废纸可以换来五毛到一元港元，不少人为了提升回收价，会用水浸湿纸皮，增加其重量。香港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老人在酒楼送点心、开小巴、开的士、捡纸皮铝罐或在街上扫垃圾等，几乎随处可见。 一个从回收站回来的老人，在唐楼边点数着这天赚到的钱，小心翼翼放进口袋，然后转身走进了唐楼，消失在昏暗的走道里。 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唐楼，部分已有数十年历史。唐楼的大门狭窄，部分铁闸没有上锁。梯道灯光暗淡，梯边堆满了各种杂物垃圾，日久失修令墙身严重破损。走上唐楼，电线凌乱交杂，平均每户单位外都有四五个门铃。里面住着的是“㓥房”户……“㓥房”存安全隐忧，如定时炸弹 “㓥房”是香港不适切住屋的一种。“㓥”是粤语方言，意思是宰杀，引申为分割的意思。业主会将一个普通的住宅单位，分隔成多个独立单位出租，平均每个房间不到一百呎，也就是不足九平方米的空间。 深水埗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更是“㓥房”的重灾区。社工说，区内近九成唐楼的楼龄都在三十年或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没有法团。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业主纷纷将单位分割出租，少的分割三到五间房，多的甚至有超过十间房。 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20年至2021年初，“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委托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楼龄达15年或以上的楼宇中，有29897个屋宇单位被用作“㓥房”，共提供超过10万间“㓥房”，估计有约22.6万人居于其中。除了旧区旧楼有“㓥房”，工业大厦、天台屋、后巷、隧道、寮屋等，都存在“㓥房”问题。 笔者曾到访一间危楼“㓥房”单位，墙身已几乎裂开，甚至从屋内可以看到日光从裂缝中透进。单位里住着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她紧张地提醒笔者，千万不要走近那栋墙，深怕墙壁会随时塌下。 除了建筑残旧及居住环境狭小恶劣，“㓥房”住户面对的处境，还包括电力及消防安全、卫生问题等等。由于大部分“㓥房”改装工程未受当局监管，供电系统等安全问题更犹如定时炸弹。 笔者拍摄的一处“㓥房”贵、小、劣，“上楼”遥遥无期 “㓥房”单位贵、小、劣，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老婆婆隔壁的“㓥房”单位，住着新移民到港的一家三口。不到一百呎的房间，大约只有八平方米，基本上只够容纳一张床。那张“床”，既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又是儿子做功课的“书桌”，同时还是母亲缝衣服的“工作台”。 四户人家共用一间洗手间和厨房。算上水费、电费，月租要5000港元，平均呎租与半山及九龙的豪华住宅相约。讽刺的是，付着豪宅的呎租，住户所处的，却是拥挤得如巴掌大的狭小空间。 冬冷夏热，社区组织协会去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受访“㓥房”单位的室内温度都高于室外，当中天台屋及笼屋的最高室内温度，更高达37、38摄氏度，比室外气温高出5、6度。 “豪宅租金”还买不来安心。违章加建的“㓥房”，存在楼宇结构安全隐患。由于多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很多住户会直接在自己的“㓥房”房间内煮食，空气流通问题存疑，万一失火更难逃生。在很多唐楼，原本用作逃生通道的后楼梯，都被纳入“㓥房”单位中；一旦发生火灾，其他“㓥房”户就无处可逃，过去就曾因为这样而发生不少悲剧。 香港还存在一种“棺材房”，这是一种大小只够躺卧在里面的居所，无法站立，人睡在里面，就像躺在棺材里。这些“棺材房”，居住空间只有大约十五平方呎，不足2平方米，高度更不到三呎（约0.9米）。长期卷缩，令部分长者住户身体出现劳损，头也慢慢抬不起来。 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的数据，截至去年9月底，符合资格而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9年，而且还需符合一系列相关条件。因此，就算“㓥房”或“棺材房”居住环境恶劣，但其住户要符合资格入住公屋，还要轮候很长一段时间。还有调查显示，不少“㓥房”户及“棺材房”住户每月需用超过一半收入支付租金，部分长者在轮候公屋期间过世，还有近七成五“㓥房”儿童生活在贫穷线下。香港“贫穷人口”创新高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1月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数据显示，香港在政策介入前，2020年贫穷人口有165.3万，贫穷率达23.6％，比前年增加16.2万人，创2009年有纪录以来新高，平均更从每5人中有1人“贫穷”到约4人中就有1人“穷”。 香港贫穷线的制定方法，主要采用“相对贫穷”概念框架，即按不同家庭人数的全港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厘定贫穷线。以1人家庭为例，2020年贫穷线为每月收入少于4400港元，而约有58.4万名老年人生活在这条“线”以下。 这是个怎样的概念？曾有调查显示，以一个盒饭平均40港元、地铁两站来回10港元一天计算，一个月开销都要近3000港元，这还不包括水电煤等其他开支。 随着香港人口持续高龄化，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2019年全港人口约751万，65岁以上长者占132万人，逾85岁则有约21.7万人；统计处的人口推算更显示，2033年香港长者所占的人口比例将达27%，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由2003年的38岁上升至49岁。 长者在香港难安老，有年逾80的长者为生存，退休多年仍每天打几份工赚钱，也有人等安老宿位“等到死”。缺乏完善退休保障计划及长远医疗护理服务，致大批长者陷入贫穷无助之中。 另一方面，报告指出，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香港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劳工市场急剧恶化、失业率明显上升等问题，对香港基层家庭打击尤为严重，而家庭收入下降也令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急挫5.6%。其中，长者贫穷、在职贫穷、青年贫穷及儿童贫穷人数均有上升。新增的16.2万贫穷人口中，29.3%来自在职住户，48.4%来自失业住户，合共占78%。 不过，报告同时强调，如果将政府恒常及非恒常现金项目计算在内，当局合共令93.7万贫穷人口脱贫，贫穷率减幅更达13.4%，降至7.9%。恒常现金政策项目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长者生活津贴、在职家庭津贴、教育津贴等；非恒常项目则包括特区政府早前推出的一次性逆周期措施，例如一万港元现金发放计划及防疫抗疫基金等。 香港特区政府2020年推出全民派一万港元及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总额涉及3000亿港元，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约11%。在计及所有选定项目的政策介入后，香港的贫穷人数仍有55.4万人，但与前一年相比，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已分别减少8.8万人及下跌1.3%。 换言之，165.3万贫穷人口是个“概念”贫穷，如果把这些政策介入数据计算在内，扶贫确实有一定成效。仅是发放一万港元现金就将贫穷率拉低 3.8%，约涉及26.7万人，对基层市民而言，解决了燃眉之急，帮扶了一大把。 香港街头捡纸箱的老人（资料图/港媒） 再从短期政策层面来看。虽然扶贫政策介入后，同年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必然会下降，但不难发现，过去这些年，无论是政策介入前还是恒常现金政策介入后，香港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同比数据都呈上升趋势，贫富悬殊情况越趋严重。 由此可见，特区政府“非恒常政策介入”成不少港人“脱贫”的关键，治标不治本。贫穷人口未能透过自身能力及恒常途径脱贫，只能依靠政府一次性的介入措施纾困；一旦当局没有非恒常政策介入，抑或非恒常支援金消耗完，不少人又会重新掉进“贫穷网”。 非恒常政策介入是“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措施，只能纾缓当前的问题，但未能助基层可持续脱离贫穷，当局应认清这个事实。 这还涉及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长远扶贫规划政策。 要精准扶贫，应从计算方法改革开始。目前，香港贫穷线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资产因素。例如，2020年有18.5万名居于非综援住户的“贫穷长者”，但当中有近五成、即8.6万人属“低收入、高资产”人士（即收入低但坐拥物业等资产人士）。“长者贫穷”一词或被过度消费，数字难以反映实况。当局应聚焦关注纳入资产因素后仍属贫穷人士的需求，把政策对准真正的贫穷人士。 同时还要把真正贫穷人口再作细分，检视各类人士的需要。例如，找出不同类型贫穷人士问题的根源，重新检视及优化就业市场和劳工保障制度政策的不足等，再制订短中长期减贫目标。 虽说“数字贫穷”只是个参考值，但贫穷问题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扶贫不能长期单靠非恒常政策介入。要真正有为解决贫穷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核心，对各种贫穷问题的挑战进行全面宏观的政策研究，了解贫穷问题的全貌，再透过制订更可持续的扶贫政策规划，让市民真正安居乐业。 1月12日上午，香港第七届立法会第一次会议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上提出政策局架构重组的建议，其中包括分拆运输及房屋局。重组后的房屋局将处理房屋政策，包括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协助市民尽快“上楼”，并密切监察私人住宅市场的情况等。
沿着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和元州街一带走，地铺食店密密麻麻，不少都是新开张的快餐外卖店，专卖“净餸饭”或“两餸饭”（即每个盒饭，可选一或两款餸菜）。不同时段设有不同收费，指定时段十港元就可买到两盒“净餸饭”，未许就被卖光。
服务于这一带的社工告诉笔者，疫情下，这类专卖店越开越多，原因是基层市民收入不稳，净餸饭、两餸饭价钱实惠，又能最快填饱肚子，于是这些外卖店就应运而生。
食店地铺旁，常看到一些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推着手推车，弯着腰在垃圾桶边把捡来的纸皮一叠一叠整理好放上手推车，再送到纸皮回收店。一公斤的废纸可以换来五毛到一元港元，不少人为了提升回收价，会用水浸湿纸皮，增加其重量。香港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老人在酒楼送点心、开小巴、开的士、捡纸皮铝罐或在街上扫垃圾等，几乎随处可见。
一个从回收站回来的老人，在唐楼边点数着这天赚到的钱，小心翼翼放进口袋，然后转身走进了唐楼，消失在昏暗的走道里。
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唐楼，部分已有数十年历史。唐楼的大门狭窄，部分铁闸没有上锁。梯道灯光暗淡，梯边堆满了各种杂物垃圾，日久失修令墙身严重破损。走上唐楼，电线凌乱交杂，平均每户单位外都有四五个门铃。里面住着的是“㓥房”户……
“㓥房”存安全隐忧，如定时炸弹
“㓥房”是香港不适切住屋的一种。“㓥”是粤语方言，意思是宰杀，引申为分割的意思。业主会将一个普通的住宅单位，分隔成多个独立单位出租，平均每个房间不到一百呎，也就是不足九平方米的空间。
深水埗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更是“㓥房”的重灾区。社工说，区内近九成唐楼的楼龄都在三十年或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没有法团。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业主纷纷将单位分割出租，少的分割三到五间房，多的甚至有超过十间房。
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20年至2021年初，“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委托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楼龄达15年或以上的楼宇中，有29897个屋宇单位被用作“㓥房”，共提供超过10万间“㓥房”，估计有约22.6万人居于其中。除了旧区旧楼有“㓥房”，工业大厦、天台屋、后巷、隧道、寮屋等，都存在“㓥房”问题。
笔者曾到访一间危楼“㓥房”单位，墙身已几乎裂开，甚至从屋内可以看到日光从裂缝中透进。单位里住着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她紧张地提醒笔者，千万不要走近那栋墙，深怕墙壁会随时塌下。
除了建筑残旧及居住环境狭小恶劣，“㓥房”住户面对的处境，还包括电力及消防安全、卫生问题等等。由于大部分“㓥房”改装工程未受当局监管，供电系统等安全问题更犹如定时炸弹。
笔者拍摄的一处“㓥房”
贵、小、劣，“上楼”遥遥无期
“㓥房”单位贵、小、劣，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老婆婆隔壁的“㓥房”单位，住着新移民到港的一家三口。不到一百呎的房间，大约只有八平方米，基本上只够容纳一张床。那张“床”，既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又是儿子做功课的“书桌”，同时还是母亲缝衣服的“工作台”。
四户人家共用一间洗手间和厨房。算上水费、电费，月租要5000港元，平均呎租与半山及九龙的豪华住宅相约。讽刺的是，付着豪宅的呎租，住户所处的，却是拥挤得如巴掌大的狭小空间。
冬冷夏热，社区组织协会去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受访“㓥房”单位的室内温度都高于室外，当中天台屋及笼屋的最高室内温度，更高达37、38摄氏度，比室外气温高出5、6度。
“豪宅租金”还买不来安心。违章加建的“㓥房”，存在楼宇结构安全隐患。由于多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很多住户会直接在自己的“㓥房”房间内煮食，空气流通问题存疑，万一失火更难逃生。在很多唐楼，原本用作逃生通道的后楼梯，都被纳入“㓥房”单位中；一旦发生火灾，其他“㓥房”户就无处可逃，过去就曾因为这样而发生不少悲剧。
香港还存在一种“棺材房”，这是一种大小只够躺卧在里面的居所，无法站立，人睡在里面，就像躺在棺材里。这些“棺材房”，居住空间只有大约十五平方呎，不足2平方米，高度更不到三呎（约0.9米）。长期卷缩，令部分长者住户身体出现劳损，头也慢慢抬不起来。
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的数据，截至去年9月底，符合资格而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9年，而且还需符合一系列相关条件。因此，就算“㓥房”或“棺材房”居住环境恶劣，但其住户要符合资格入住公屋，还要轮候很长一段时间。还有调查显示，不少“㓥房”户及“棺材房”住户每月需用超过一半收入支付租金，部分长者在轮候公屋期间过世，还有近七成五“㓥房”儿童生活在贫穷线下。
香港“贫穷人口”创新高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1月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数据显示，香港在政策介入前，2020年贫穷人口有165.3万，贫穷率达23.6％，比前年增加16.2万人，创2009年有纪录以来新高，平均更从每5人中有1人“贫穷”到约4人中就有1人“穷”。
香港贫穷线的制定方法，主要采用“相对贫穷”概念框架，即按不同家庭人数的全港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厘定贫穷线。以1人家庭为例，2020年贫穷线为每月收入少于4400港元，而约有58.4万名老年人生活在这条“线”以下。
这是个怎样的概念？曾有调查显示，以一个盒饭平均40港元、地铁两站来回10港元一天计算，一个月开销都要近3000港元，这还不包括水电煤等其他开支。
随着香港人口持续高龄化，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2019年全港人口约751万，65岁以上长者占132万人，逾85岁则有约21.7万人；统计处的人口推算更显示，2033年香港长者所占的人口比例将达27%，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由2003年的38岁上升至49岁。
长者在香港难安老，有年逾80的长者为生存，退休多年仍每天打几份工赚钱，也有人等安老宿位“等到死”。缺乏完善退休保障计划及长远医疗护理服务，致大批长者陷入贫穷无助之中。
另一方面，报告指出，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香港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劳工市场急剧恶化、失业率明显上升等问题，对香港基层家庭打击尤为严重，而家庭收入下降也令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急挫5.6%。其中，长者贫穷、在职贫穷、青年贫穷及儿童贫穷人数均有上升。新增的16.2万贫穷人口中，29.3%来自在职住户，48.4%来自失业住户，合共占78%。
不过，报告同时强调，如果将政府恒常及非恒常现金项目计算在内，当局合共令93.7万贫穷人口脱贫，贫穷率减幅更达13.4%，降至7.9%。恒常现金政策项目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长者生活津贴、在职家庭津贴、教育津贴等；非恒常项目则包括特区政府早前推出的一次性逆周期措施，例如一万港元现金发放计划及防疫抗疫基金等。
香港特区政府2020年推出全民派一万港元及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总额涉及3000亿港元，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约11%。在计及所有选定项目的政策介入后，香港的贫穷人数仍有55.4万人，但与前一年相比，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已分别减少8.8万人及下跌1.3%。
换言之，165.3万贫穷人口是个“概念”贫穷，如果把这些政策介入数据计算在内，扶贫确实有一定成效。仅是发放一万港元现金就将贫穷率拉低 3.8%，约涉及26.7万人，对基层市民而言，解决了燃眉之急，帮扶了一大把。
香港街头捡纸箱的老人（资料图/港媒）
再从短期政策层面来看。虽然扶贫政策介入后，同年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必然会下降，但不难发现，过去这些年，无论是政策介入前还是恒常现金政策介入后，香港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同比数据都呈上升趋势，贫富悬殊情况越趋严重。
由此可见，特区政府“非恒常政策介入”成不少港人“脱贫”的关键，治标不治本。贫穷人口未能透过自身能力及恒常途径脱贫，只能依靠政府一次性的介入措施纾困；一旦当局没有非恒常政策介入，抑或非恒常支援金消耗完，不少人又会重新掉进“贫穷网”。
非恒常政策介入是“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措施，只能纾缓当前的问题，但未能助基层可持续脱离贫穷，当局应认清这个事实。
这还涉及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长远扶贫规划政策。
要精准扶贫，应从计算方法改革开始。目前，香港贫穷线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资产因素。例如，2020年有18.5万名居于非综援住户的“贫穷长者”，但当中有近五成、即8.6万人属“低收入、高资产”人士（即收入低但坐拥物业等资产人士）。“长者贫穷”一词或被过度消费，数字难以反映实况。当局应聚焦关注纳入资产因素后仍属贫穷人士的需求，把政策对准真正的贫穷人士。
同时还要把真正贫穷人口再作细分，检视各类人士的需要。例如，找出不同类型贫穷人士问题的根源，重新检视及优化就业市场和劳工保障制度政策的不足等，再制订短中长期减贫目标。
虽说“数字贫穷”只是个参考值，但贫穷问题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扶贫不能长期单靠非恒常政策介入。要真正有为解决贫穷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核心，对各种贫穷问题的挑战进行全面宏观的政策研究，了解贫穷问题的全貌，再透过制订更可持续的扶贫政策规划，让市民真正安居乐业。
1月12日上午，香港第七届立法会第一次会议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上提出政策局架构重组的建议，其中包括分拆运输及房屋局。重组后的房屋局将处理房屋政策，包括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协助市民尽快“上楼”，并密切监察私人住宅市场的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