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版权GETTY IMAGEImage caption库卡的工业机器人在未来制造业发展中有着战略意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主要经济体股市动荡。股价大幅下跌，企业估值普遍打了个折。再加上，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封锁”，使企业陷入现金流困境，不乏企业在偿债困难之下待价而沽。
而德国和印度等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出台措施，防止“抄底”的发生，矛头直指中国。 在此背景下，有关“去全球化”是否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的讨论不断升温。
德国和其它欧盟国家认为中国市场没有同等程度地开放，禁止其对战略性领域收购在情理之中。中国则认为，收购是企业行为，而且往往救被收购企业于水火，多方获益。
图片版权GETTY IMAGEImage caption疫情造成全球股市大跌，使不少优质资产估值缩水。
危机中“抄底”
4月8日，德国政府宣布收紧收购政策，以保护国内企业免于遭受非欧盟国家投资者的“有害收购”。
“有害收购”的表述下，如果一笔非欧盟国家收购“可能危害”公共系统或安全，则需要审查；一改此前有“实际危险”才需审查的规定。德国经济部还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的任何10%或以上股权收购需要进行披露，并允许德国对其进行审查。而在此之前，只有在能源、水、电信和国防等领域的投资需要接受审查。
而在对德国企业的收购案中，“非欧盟国家”中，中国占据显要位置。因为疫情陷入经营困境的德国汽车行业格外紧张，有当地媒体认为，已经有吉利和北汽两家中国企业参股的行业翘楚戴姆勒很可能在疫情冲击下被中国企业收购。两者在2019年底已持有总共14.7%戴姆勒股份。
无独有偶，印度也在疫情肆虐后，出台紧急措施，与该国接壤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事先获得政府批准，以阻止在疫情期间投机性地收购和兼并。
此举也被认为直指中国，因为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中，中国资本的存在感最强——中国上汽集团旗下的MG名爵、长城汽车等车企以及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公司，都在印度有大量投资。
包括德国在内，欧盟内部不少国家都对中国资本越来越警惕。英国议员戴维斯（David Davis）近期就表示，英国政府应当寻找各种机制，避免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技术基础转移至中国，包括为该公司寻找一家西方买家。该公司2017年被由中国国新控股支持的投资公司Canyon Bridge收购。
欧盟市场竞争事务与反垄断委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则公开建议，欧盟成员国政府应该适当购入欧洲企业股份，以避免在疫情冲击下被中国资本收购。
欧洲国家阻击中国资本收购，一方面是处于国家安全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不公平”竞争的担忧。
有德国官员表示，中国一方面战略性地购买德国的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又以“歧视性的要求”来避免中国公司被外商收购。德国不应该接受这种双边投资“单行道”的状态。
无数城市为阻止新冠肺炎扩散而颁布“禁足令”甚或“封城”，形成罕见的寂静景象。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黎麟祥教授指出，是否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取决于中国和欧盟在并购上的监管力度是否大致相同。假设中国的一些战略型企业出现财务问题，中国政府是否允许欧盟企业收购？双边壁垒对称吗？
“如果中国政府对外资并购的壁垒比欧盟高，那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有理由不满。”
“在跨境兼并收购中，没有什么市场是毫无限制的。”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岑岭向BBC中文表示，任何兼并收购一定会受到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制约。
岑岭以美国举例，接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拥有各种形式的反收购章程；所有的收购必须通过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审查，完成收购之前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停止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交易。
不过，岑岭也提到一些壁垒之外的客观因素造成外资收购难度大。比如，中国政府市场参与度高，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兼并收购需要获得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更加复杂，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适用于兼并收购的中国法律和欧美法律差别很大等。
图片版权GETTY IMAGEImage caption2011年两会，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参会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与刚刚收购的沃尔沃汽车合影。
政府的影子
防止中国资本“抄底”的担忧由来已久。在疫情袭来之前，德国已经对推着购物车逛欧盟的中国资本警觉。
2016年，中国对德国企业收购力度大增，时任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披露，并购金额比前一年增加了20倍 ，其中三分之二用于收购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中国公司美的斥资292亿元收购德国企业库卡。后者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大巨头之一，战略性价值巨大。
路透援引德国官员称，收购库卡给德国敲响了警钟，凸显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领域的必要性。
中国之后的收购行为就频频受阻。2018年中国国家电网试图收购德国电网运营商50Hertz部分股权，为了阻止该笔交易，德国政府在欧盟内寻找民间投资者，遍寻未果下，只好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出资才阻止中方收购。
中国反驳的声音认为，很多收购是中国民企所为，符合市场规则，尤其对收购标的而言，一些企业在危机之中几乎难以为继，在中国资本和中国市场加持下，却可能焕发新生。其中一例就是，2010年吉利汽车以 18 亿美元的“抄底价”购得沃尔沃。后者在中国市场九年间销量翻倍。
虽然如此，但中国政府在民企主导的收购案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岑岭介绍，吉利收购沃尔沃或许是企业行为，但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得收购贷款，前两者为国有商业银行，后两者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因此肯定得到中国政府支持。
“中国的现状是，即便私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绝大多数金融机构背后都能够看到国有资本的影子。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够从国内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跨国兼并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国有资本进入交易，就很难完全排除交易过程中政府的影响。”
政府的影子同时也是中国企业不易被收购的原因。黎麟祥认为，在中国市场国有企业的高度参与，使这些企业可能会得到政府的一些隐性补贴，比如低息银行贷款。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一些企业即使无利可图，也能够抵御被外国企业收购。
资本去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收购案开始变得会空前复杂。比如，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近期收购以色列芯片设计公司Mellanox。这起收购不仅需要美国和以色列的政府的首肯，由于英伟达在欧盟和中国的业务规模庞大，这起收购也必须得到中国和欧盟的批准。
然而，英伟达宣布收购时，恰逢中美贸易战，收购案卡在中国政府批准的一关。直至今年4月16日，英伟达才对外宣布已获得中国批准，历时超过一年的收购行为才宣告成功。
涉及多国审批的背景下，政治因素一旦发挥作用，跨国兼并将被轻易打断。
不过，岑岭提醒，反全球化不是什么新话题。当新兴经济体依赖全球化崛起，挑战和试图改变现有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时，反全球化就会抬头。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到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无一例外。
反全球化既然已在贸易领域发生，在资本领域也会同时发生。“因为两者具有替代性。”岑岭举例，比如中国企业可以在国内生产，把产品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卖给德国消费者；或者收购一个德国企业，在德国生产，绕过贸易壁垒，然后把产品卖给德国消费者。
反全球化的后果可能是“多输”结局。岑岭表示，对中国而言，未来几年外贸和投资将面对很多困难，并可能转化为国内问题；对全球而言，将会失去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生产者面对更高成本，消费者承担更高价格；对美国而言，美元作为国际汇兑的基准货币，如果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大下降，各国为什么还有持有大量美金作为储备？如果各国要把大量美元“还”给美国，美国能够生产什么产品来“赎回”美元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反全球化的声音也绝对不会停止。”岑岭建议，中国应该降低壁垒，增加沟通合作；而欧美各国应该仔细想一想，真把中国排除在跨国贸易和投资之外，欧美生产者是否准备好接受更高成本，同时失去中国14亿人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是否准备好接受更贵的产品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高失业率？
图片版权GETTY IMAGEImage caption库卡的工业机器人在未来制造业发展中有着战略意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主要经济体股市动荡。股价大幅下跌，企业估值普遍打了个折。再加上，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封锁”，使企业陷入现金流困境，不乏企业在偿债困难之下待价而沽。
而德国和印度等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出台措施，防止“抄底”的发生，矛头直指中国。 在此背景下，有关“去全球化”是否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的讨论不断升温。
德国和其它欧盟国家认为中国市场没有同等程度地开放，禁止其对战略性领域收购在情理之中。中国则认为，收购是企业行为，而且往往救被收购企业于水火，多方获益。
图片版权GETTY IMAGEImage caption疫情造成全球股市大跌，使不少优质资产估值缩水。
危机中“抄底”
4月8日，德国政府宣布收紧收购政策，以保护国内企业免于遭受非欧盟国家投资者的“有害收购”。
“有害收购”的表述下，如果一笔非欧盟国家收购“可能危害”公共系统或安全，则需要审查；一改此前有“实际危险”才需审查的规定。德国经济部还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的任何10%或以上股权收购需要进行披露，并允许德国对其进行审查。而在此之前，只有在能源、水、电信和国防等领域的投资需要接受审查。
而在对德国企业的收购案中，“非欧盟国家”中，中国占据显要位置。因为疫情陷入经营困境的德国汽车行业格外紧张，有当地媒体认为，已经有吉利和北汽两家中国企业参股的行业翘楚戴姆勒很可能在疫情冲击下被中国企业收购。两者在2019年底已持有总共14.7%戴姆勒股份。
无独有偶，印度也在疫情肆虐后，出台紧急措施，与该国接壤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事先获得政府批准，以阻止在疫情期间投机性地收购和兼并。
此举也被认为直指中国，因为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中，中国资本的存在感最强——中国上汽集团旗下的MG名爵、长城汽车等车企以及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公司，都在印度有大量投资。
包括德国在内，欧盟内部不少国家都对中国资本越来越警惕。英国议员戴维斯（David Davis）近期就表示，英国政府应当寻找各种机制，避免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技术基础转移至中国，包括为该公司寻找一家西方买家。该公司2017年被由中国国新控股支持的投资公司Canyon Bridge收购。
欧盟市场竞争事务与反垄断委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则公开建议，欧盟成员国政府应该适当购入欧洲企业股份，以避免在疫情冲击下被中国资本收购。
欧洲国家阻击中国资本收购，一方面是处于国家安全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不公平”竞争的担忧。
有德国官员表示，中国一方面战略性地购买德国的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又以“歧视性的要求”来避免中国公司被外商收购。德国不应该接受这种双边投资“单行道”的状态。
无数城市为阻止新冠肺炎扩散而颁布“禁足令”甚或“封城”，形成罕见的寂静景象。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黎麟祥教授指出，是否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取决于中国和欧盟在并购上的监管力度是否大致相同。假设中国的一些战略型企业出现财务问题，中国政府是否允许欧盟企业收购？双边壁垒对称吗？
“如果中国政府对外资并购的壁垒比欧盟高，那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有理由不满。”
“在跨境兼并收购中，没有什么市场是毫无限制的。”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岑岭向BBC中文表示，任何兼并收购一定会受到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制约。
岑岭以美国举例，接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拥有各种形式的反收购章程；所有的收购必须通过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审查，完成收购之前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停止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交易。
不过，岑岭也提到一些壁垒之外的客观因素造成外资收购难度大。比如，中国政府市场参与度高，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兼并收购需要获得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更加复杂，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适用于兼并收购的中国法律和欧美法律差别很大等。
图片版权GETTY IMAGEImage caption2011年两会，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参会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与刚刚收购的沃尔沃汽车合影。
政府的影子
防止中国资本“抄底”的担忧由来已久。在疫情袭来之前，德国已经对推着购物车逛欧盟的中国资本警觉。
2016年，中国对德国企业收购力度大增，时任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披露，并购金额比前一年增加了20倍 ，其中三分之二用于收购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中国公司美的斥资292亿元收购德国企业库卡。后者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大巨头之一，战略性价值巨大。
路透援引德国官员称，收购库卡给德国敲响了警钟，凸显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领域的必要性。
中国之后的收购行为就频频受阻。2018年中国国家电网试图收购德国电网运营商50Hertz部分股权，为了阻止该笔交易，德国政府在欧盟内寻找民间投资者，遍寻未果下，只好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出资才阻止中方收购。
中国反驳的声音认为，很多收购是中国民企所为，符合市场规则，尤其对收购标的而言，一些企业在危机之中几乎难以为继，在中国资本和中国市场加持下，却可能焕发新生。其中一例就是，2010年吉利汽车以 18 亿美元的“抄底价”购得沃尔沃。后者在中国市场九年间销量翻倍。
虽然如此，但中国政府在民企主导的收购案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岑岭介绍，吉利收购沃尔沃或许是企业行为，但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得收购贷款，前两者为国有商业银行，后两者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因此肯定得到中国政府支持。
“中国的现状是，即便私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绝大多数金融机构背后都能够看到国有资本的影子。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够从国内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跨国兼并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国有资本进入交易，就很难完全排除交易过程中政府的影响。”
政府的影子同时也是中国企业不易被收购的原因。黎麟祥认为，在中国市场国有企业的高度参与，使这些企业可能会得到政府的一些隐性补贴，比如低息银行贷款。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一些企业即使无利可图，也能够抵御被外国企业收购。
资本去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收购案开始变得会空前复杂。比如，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近期收购以色列芯片设计公司Mellanox。这起收购不仅需要美国和以色列的政府的首肯，由于英伟达在欧盟和中国的业务规模庞大，这起收购也必须得到中国和欧盟的批准。
然而，英伟达宣布收购时，恰逢中美贸易战，收购案卡在中国政府批准的一关。直至今年4月16日，英伟达才对外宣布已获得中国批准，历时超过一年的收购行为才宣告成功。
涉及多国审批的背景下，政治因素一旦发挥作用，跨国兼并将被轻易打断。
不过，岑岭提醒，反全球化不是什么新话题。当新兴经济体依赖全球化崛起，挑战和试图改变现有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时，反全球化就会抬头。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到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无一例外。
反全球化既然已在贸易领域发生，在资本领域也会同时发生。“因为两者具有替代性。”岑岭举例，比如中国企业可以在国内生产，把产品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卖给德国消费者；或者收购一个德国企业，在德国生产，绕过贸易壁垒，然后把产品卖给德国消费者。
反全球化的后果可能是“多输”结局。岑岭表示，对中国而言，未来几年外贸和投资将面对很多困难，并可能转化为国内问题；对全球而言，将会失去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生产者面对更高成本，消费者承担更高价格；对美国而言，美元作为国际汇兑的基准货币，如果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大下降，各国为什么还有持有大量美金作为储备？如果各国要把大量美元“还”给美国，美国能够生产什么产品来“赎回”美元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反全球化的声音也绝对不会停止。”岑岭建议，中国应该降低壁垒，增加沟通合作；而欧美各国应该仔细想一想，真把中国排除在跨国贸易和投资之外，欧美生产者是否准备好接受更高成本，同时失去中国14亿人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是否准备好接受更贵的产品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高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