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女士说：“当时他开着车追我，我就朝他车的相反方向跑，跑到小巷里，然后我摆脱了他。”她说，当时她吓坏了，在去警局的路上差点迷路。
2023年，Kassrine Huang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来到澳大利亚，并遇到了她年轻的澳洲男友。
黄女士说：“一开始，我只知道他在以前的感情中有创伤。”
随着相处，他们之间的争吵和冲突逐渐增加，黄女士说她感到沮丧和无助。
很多中国女性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来到澳大利亚。但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2021年，一份关于澳大利亚移民和难民妇女安全状况的国家报告发现，与其他居留身份相比，持有临时签证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DFV）的风险可能更高，为40%。
此外，这项由和谐联盟（The Harmony Alliance）和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完成的全国性研究，是第一个涉及移民和难民妇女签证身份的研究。“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是“临时签证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全国倡导小组”在改革蓝图中的第一句话。
近期，澳大利亚政府也表现出了打击性别暴力的决心。
2024年5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召开了全国内阁会议，重点讨论性别暴力问题，并制定了“离开暴力计划”，旨在帮助暴力受害者摆脱虐待关系。
此外，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思（Amanda Rishworth）指出，在澳大利亚，无论签证身份如何，女性都有权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
“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黄女士持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来澳大利亚。
黄女士和她的前男友是通过网上约会认识的。E先生当时是一名养老院护理员。据黄女士说，E先生是一个非常体贴和热情的人。
“我是在网上认识他的，因为他是一名老年护理人员，我当时正打算成为一名护理人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他。”
“一开始，我们就像普通的男女朋友一样相处，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黄女士回忆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黄女士持WHV签证来澳，示意图（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 摄影：Xin Tang）
她的男友患有严重的焦虑症，正在服药。
当他在工作中受伤时，情况突然变得更糟了。
在此期间，E先生对她单独使用手机感到紧张，甚至试图阻止她联系她在工作中认识的其他男性网友。
根据墨尔本人口与全球健康学院的副教授凯伦·布洛克的说法，这种行为已经被视为家庭暴力的权力和控制轮。
权力和控制轮被用作国家家庭暴力热线描述虐待的参考框架。控制她做什么，见谁，和谁说话……等等行为，在权力和控制轮理论框架中被视为对受害者使用隔离手段。
一篇关于在中国移民女性生活中，科技如何与家庭暴力相互作用的论文发现，在数字时代，技术促进的家庭暴力（TFDA）在于通信技术的便利，使施害者能够骚扰、控制和跟踪。文章还指出，TFDA现象在多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女性中普遍存在。
“我真的觉得在家里太压抑了”
澳洲一个夏天的早晨，黄女士早上7点左右去上班。当她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当天的机器出了故障，所以黄女士碰巧休息一天。
黄女士打电话给她的前男友，告诉他她那天有空。E先生叫黄女士回家。
“但我想绕着河走走。我不想这么快就回去。在家里真的觉得太难受了。”
“我只是觉得生活不应该是那样的。”黄女士说。“其实，这是我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交男朋友，但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后来他每隔5分钟左右就给我打一次电话，他说我一定是在外面出轨了，欺骗了他什么的，然后就是大喊大叫。”
黄女士停顿了一下，解释道：“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凯伦·布洛克教授指出，这可能属于情感虐待的范畴。
在澳大利亚，个人安全调查（PSS）包括了一系列的行为，比如“情感虐待”，包括不断打电话、大喊大叫等等。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争吵和冲突，这让黄女士很沮丧，后来她和E先生分手了。
“那天我想我必须搬出去了”
在和E先生吵了一架之后，黄女士决定离开他们的公寓。“那天我想我必须搬出去。”
黄女士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东西。“因为之前他试图阻止我离开，所以这次我决定干脆拿几样东西就走。”
毫不意外，E先生再次试图阻止。黄女士一路跑出了他们住的房子。
“他开着车追我，我就往他车的反方向跑，跑到巷子里，然后就把他甩掉了。”黄女士说，当时她几乎迷路了，她决定先回到家，然后再次出发，试图找到去警察局的路。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Belinda Fehlberg教授（图片来源：墨尔本大学）
幸运的是，当时是维多利亚州的盛夏时节，晚上7点左右，日落很美，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女士没有手机，没有Wi-Fi，她一个人在公寓附近走来走去，寻找去警察局的路。
“然后真的被我找到了。”
阻止黄女士外出，限制黄女士的行为……墨尔本大学法学院专门研究家庭法的Belinda Fehlberg教授说，如上所述，这些行为也可能构成德卢斯权力和控制轮中提到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
“是的，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被定罪家暴”
“其实我也没觉得这些行为很严重，我只是想让警察来阻止他，好让我顺利搬出去。”黄女士叹了口气。
黄女士表示，她没想到这起事件会被警方定义为“家庭暴力”，她提到她知道一般来说，家庭暴力案件在澳大利亚都会得到严格处理的。“是的，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被判家暴罪。”
有一些持临时签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妇女几乎无法获得与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DFV）相关的信息或法律。她们通常过着与公共服务和信息隔绝的生活，而这使她们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图片来源：iStock）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将情感虐待定义为“当一个人受到某些意在妨碍或控制其行为的行动，导致他们受到情感上的伤害或恐惧。”在2021-2022年个人安全调查（PSS）中，控制受害者使用电话、互联网、汽车，控制受害者去哪里或与谁交谈、跟踪他们的行为等被列为情绪虐待行为一类。在澳大利亚，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暴力，包括伴侣的情感虐待/经济虐待。
正如上文所述，该报告关注的是澳大利亚遭受家庭暴力（DFV）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它表明，家庭暴力中的控制行为（controlling behaviors）是最普遍的伤害和虐待形式，报告中高达91%。
家庭暴力不止这些…
王女士（Effy Wang）是一名华人心理咨询师，目前在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在老年人护理、残疾人、家庭暴力、性侵、多元文化、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都有工作经验。
王女士认为，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还包括精神虐待、经济虐待、通过儿童进行道德绑架，以及一系列的权力和控制行为。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通常是几种暴力的组合在一起。王女士向我介绍。
2021年，Moon Lau刘女士发现存在夫妻共同银行账户中的一些钱不翼而飞。刘女士记得她直接问了她当时的丈夫。
“当时我很着急，但他不解释，只是沉默。”
“这不是第一次了。”
“这么多年，房贷、车贷、水电费、网络费这些日常开销都是我自己付的。”
“我就是觉得自己不愿意再继续养他了。”刘女士说她很失望。
刘女士来自中国广东省。
根据副教授凯伦·布洛克的说法，控制、不让对方知道……或者对家庭的钱做决定，然后保持沉默作为回应……都可能被认为是对伴侣进行经济上的虐待。
凯伦·布洛克副教授（图片来源：网络）
ABS将经济虐待行为分为三类：经济限制行为、经济剥削行为和经济破坏行为。根据ABS的定义，试图控制伴侣对家庭资金的了解或决定属于经济限制行为。
拒绝挣钱养家，不愿意提供足够的钱来支付日常开支，属于经济破坏行为，被列为经济虐待。
在那些遭受过现任伴侣经济虐待的女性中，高达75%的人经历过经济限制行为，34%的人经历过经济破坏行为。
此外，澳洲一些关于DFV的研究也揭示了经济控制普遍存在的情况。在关于移民和难民妇女遭受DFV的调查中显示，这些妇女报告了控制行为，超过50%的妇女报告说，经济虐待是她们遭受家暴经历的一部分。
在“分析移民和难民的安全和地区”项目（ASPIRE项目）中，研究小组报告说，没有一名妇女报告单独发生任何一种单一形式的暴力，这意味着女性同时遭受了多种形式的暴力。
由墨尔本大学、妇女健康多元文化中心和塔斯马尼亚大学开展的ASPIRE项目显示，许多受访者承认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经济虐待，包括无法获得资金、被迫支付所有费用……等。
回到最开始
“我是一个阿姨介绍认识的。”刘女士回忆说：“在2009年，他是我阿姨的邻居，一次偶然看到我的照片，他让我阿姨把我介绍给他。阿姨考虑到我单身很久了，一个人在国外照顾儿子很辛苦，于是我们就认识了。”
“另外，我当时也考虑到离过婚的女人通常在国内都不太容易找到对象，他对我和儿子都很好。”刘女士回忆道。
于是，两人的关系逐渐加深。
“后来，我们结婚了。”
网络示意图（图片来源：iStock）
至于选择跨国婚姻的原因，刘女士承认：“其实我嫁给他的时候，他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车，但他对我和儿子都很好。”刘女士说，结婚后，他们一直分居，直到2013年，刘女士和前夫正式定居澳大利亚，成为临时居民。
ASPIRE项目发现，大多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通常从获得临时签证开始，直到他们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然后这种签证身份会对移民女性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刘女士与前夫于2021年正式离婚。共有财产已经分割，但一直与前夫就女儿的抚养安排存在争议。
“我拿走了大部分共同财产，没想到他又和我争抚养权，平分全部财产。”刘女士说。
在ASPIRE项目中，描述了受害者遭受经济虐待后的几个情况，即法律程序的高昂费用;通过施暴者拒绝支付子女抚养费而导致的持续经济危机……等等。这些情况不仅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也影响了她们在夫妻、情侣关系中所生的孩子。
关于法律援助，刘女士表示她不符合资格。她说:“只有那些没有经济收入的女性才有资格获得援助。”
与此同时，刘女士表示，她必须努力争取更多的家长权利（parental arrangements）。“澳大利亚的律师费太高了。”到目前为止，刘女士在这次离婚中已经花费了高达15万澳元的律师费。
“虽然我的收入还可以，但仍然很难支撑这么高的律师费”，“不得不借钱去打，但抚养权必须要争取。”刘女士透露。
在维州法律援助署（VLA）的网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一些人申请资助时，VLA会使用经济审查来决定他们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最重要的是，经济审查会优先考虑最需要援助的人。对于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人，VLA说，他们可能会继续寻找改善法律援助服务的方法。
然而，也有澳大利亚的非营利组织看到了法律服务的局限性。全国临时签证妇女遭受暴力问题倡导小组建议提供专门资金，帮助临时签证妇女遭受暴力侵害。
女性的公共机构经历
黄女士表示，她所遇到的官方机构都非常友善，乐于助人。
“我在晚上7点左右到达警察局。一名女警察问她感觉怎么样，让她先解释一下整个事件。因此，黄女士应警方要求作了陈述。民警迅速准备了一些相关文件，并叫E先生到派出所来。
黄女士说，她在警察局感觉到了尊重。
警察认真地对黄女士说：“如果你不想见他，可以到隔壁房间去等，你不会看到他的。”
黄女士当晚没有在派出所见到她的前男友，她只是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等着。
后来，两名警察陪同黄女士回到她的住所取她的东西。当晚，警方和社工还精心地为黄女士安排了住所。
“我还挺意外的，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可以在这家酒店住一个星期。”
黄女士表示，她没想到警方会将这起事件定义为“家庭暴力”，她知道在澳大利亚，情感虐待等情况会被定义为家庭暴力。“是的，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被判家暴。”
澳洲莫纳什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女性对官方机构（如警察局）态度评价的调查，这项调查研究从公平对待、倾听她们的意见、尊重她们的权利等指标来评估，结果显示，大多数女性对警察持积极的态度。
在官方和公共服务部门（包括警察和社工）的帮助下，黄女士成功逃离了这段有毒的关系。但对刘女士来说，她面临的是漫长的司法程序。
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育儿之战
“我从家事法庭（Family Court）的第一次判决书中拿到了女儿72%的抚育安排权利。”
“我们离婚时女儿9岁，现在11岁了。”刘女士回忆道。刘女士承认，她对儿童保护处（Child Protection）的工作并不满意，她觉得家事法庭的效率有点慢。“有时候会很不耐烦，但没有办法，住在这里你必须遵守这里的法律，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刘女士说。
据刘女士介绍，在2021年，裁判法院家庭暴力保护科向她发出了第一份干预令（IVO）。根据干预令的规定，刘女士不能在已规定时间内与女儿联系或相处。“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女儿了。”然而，在律师辩护和警方调查后，干预令被推翻。
当儿童保护组织介入时，他们也发现刘女士作为母亲并没有什么问题。
2023年，刘女士第二次面临干预令，“从2023年5月到2024年2月，我真的有半年多没见过我的女儿了。”
这一次，干预令让刘太大吃一惊。
2023年5月底，儿童保护处的两名职员突然到访刘女士家，与她讨论女儿的安全问题。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称他们接到举报，刘女士的女儿手臂和脚上有瘀伤。
“在女儿向工作人员解释她身上的瘀伤和伤口是在学校造成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后，直到今年2月，我仍然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女儿。”
在此期间，刘女士对儿童保护处的运作感到不满，后来决定致电申诉专员，要求儿童保护处必须进行内部调查。
“没有法院的命令，他们不能禁止我在公共场所见我的孩子。我有权单独去看我的孩子。他们必须安排一个中间人在场，或者安排一个安全的房子让我去看孩子，而儿童保护处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选择给了我的前夫，这显然是违反规定的。”
“是啊，我心里觉得挺焦虑不安的。”刘女士说：“但是平时我也有工作要忙，所以没必要太担心，我能做的就是走法律程序。”
根据ASPIRE计划，刘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所有和家庭法律系统打过交道的女性都抱怨处理时间过长。
刘女士亦不满儿童保护处的效率。
儿童保护处本应在28个工作日内对决定进行审查，但却推迟了几天。在此期间，刘女士曾四次通过短讯及电邮要求儿童保护处就调查结果作出决定。
刘女士说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我还是希望他们的效率能高一点，我记得当时好长时间都没见到女儿，所以有点着急。”
事实上，在维多利亚州，一些公共服务面临高需求和缺乏资金的情况不仅发生在DFV服务中，还发生在与法院支持、法律援助、住房服务和儿童保护的合作中。
目前，刘女士还在和前夫争夺家事法庭上育儿责任的分配问题，最新的育儿令还在审理中。
根据Belinda Fehlberg教授的说法，家庭法在2024年5月6日发生了变化，立法不再鼓励分担父母责任或分担时间。法院将考虑6个因素来做出养育责任的决定，分别是安全、孩子的意见、对孩子的好处、孩子在发展/心理/情感/文化方面的需求……
“家丑不可外扬”
当受访者盛女士和她的朋友在悉尼旅行时，他们碰巧遇到了一对中国夫妇之间的家庭暴力案件。在盛女士朋友公寓的走廊上，一名醉酒的中国男子暴力殴打了他怀有身孕的妻子。
据盛女士称，他们听到一声巨响，然后透过门上的猫眼看到一名疑似醉酒男子正在殴打一名孕妇。该男子抓住该女子的头部，在地上猛击了大约10分钟。这名女子在家暴过程中基本没有反抗，一直让丈夫不要再打她。“我的孩子还在肚子里，孩子还在这里，”她说，“不然邻居会报警的。”
盛女士和她的朋友们曾经问过这位女士是否需要帮助，但她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下他们。当警察赶到时，在澳大利亚警方带走中国男子的同时，这名女子也在阻挠，甚至跪着求警察不要带走她的丈夫。
盛女士目睹男子袭击孕妻（图片来源：供图）
“他们很可能在澳大利亚工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这个男人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这可能是女性不愿意向警方报案的原因。”当盛女士被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盛女士回答。
盛女士说，如果她和她的朋友遇到这种事情，他们肯定会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中国文化崇尚“家丑不外露”，这让女性不敢求助，或者拒绝求助。“还有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是存在的，中国人都知道，‘家丑外扬’……”王女士提到，一些中国女性经常拒绝在人际网络中披露家暴，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的声誉，或者羞于谈论自己被家暴的经历。
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中国移民女性中，许多遭受DFV的女性也持类似观点。
ASPIRE项目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这是所有女性的共同情况——不管她们是否有移民和难民背景，因为尴尬或羞耻而拒绝求助，想要秘密解决。
同样，一些持有临时签证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在经历了DFV后非常不愿意表露。这些受访者中有一半表示，他们之所以没有举报家暴经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私人/个人/家庭事务。报告中还列出了保护施暴者不受惩罚/担心被抛弃/没有经济收入和其他资源来生存等其他原因。
可获得的支援有限
由于签证身份的限制，许多临时签证持有者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来自官方公共服务的重要支持，比如卫生、住房、医疗保险等。
就像那位被丈夫虐待的中国孕妇，在丈夫被警察带走后，她可能会面临经济困难、住房不安全或缺乏稳定性住房、临时签证被取消、后续医疗、在国外抑郁等困难。对于一个在国外怀孕的中国移民来说，这些困难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不用说这么多压力汇聚在一起的情况了。
经济困难
被虐待的中国孕妇很可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还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普遍不理想。
和谐联盟（The Harmony Alliance）完成的关于移民和难民妇女的就业白皮书显示，移民和难民背景的妇女在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参与率较低。澳大利亚的雇主普遍不太愿意雇用没有永久居留权的人，这导致许多临时签证持有者转向临时、短期的工作，这往往导致收入不稳定和经济困难。
遭受家暴的移民女性缺乏经济独立，也是她们不愿报警或寻求帮助的原因之一。在蒙纳士研究团队所做的报告中，如前所述，没有经济收入可能是她们不愿寻求帮助的因素之一。
即使像刘女士一样，在澳洲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离婚后的后续诉讼费用仍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数额。
对于中国孕妇来说，如果能够降低获得官方补助的难度将极大地改善她的生活。而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公共补助如中心链接（Centrelink）和特别福利（Special Benefit），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在居住方面的限制。
目前，申请中心链接支付临时签证身份有许多限制，例如新抵达居民等待期(NARWP：newly arrived resident's waiting period)的限制，这些时间范围为4年/ 2年/ 1年，以及一些临时签证持有人只能申请部分付款的居住要求。
至于特别福利的申请，很明显只有少数几种类型的临时签证符合资格。
这些限制也导致许多要求改进的呼声，例如，在新抵达居民等待期（NARWP），经历过家庭暴力（DFV）的妇女可以享有与难民相同的豁免；扩大对中心链接支付和医疗保险支持的全方位要求。
签证限制
在ASPIRE项目中，也提到了签证和移民的挑战以及其他障碍，这使得寻求帮助变得非常困难。
在澳洲工作的心理咨询师王女士透露，在工作中，她也接触过一些中国移民妇女，她们因签证和移民问题而拒绝透露自己遭受家暴或是亲密伴侣暴力。
“关于签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一些遭受家暴的中国女性的签证仍是待处理中状态。她们害怕自己的签证会因为关系破裂而被取消，她们可能不得不返回中国，所以她们总是不愿意报告家庭暴力。”王女士说。
关于临时签证遭遇暴力的全国妇女倡导小组在其改革蓝图中也提到了签证和移民问题。有一些遭受家暴的临时签证持有人如果向警方报告家暴，将面临签证取消或被拒绝的风险。
他们建议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一种新的临时签证（3年），这不仅为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时间，而且确保受害者为安全问题做出必要的安排。如果案件与儿童有关，则可以进一步延长。
住房问题
在ASPIRE项目中提到，公共住房服务对寻求帮助的妇女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
根据ASPIRE项目的调查，一些女性可以在短期住所中停留两三天，但她们必须面对很多困难，如沟通障碍和缺乏正确的信息，这使她们感到压力。当一些人被安置在一个较长的避难所或庇护所时，由于签证的限制，她们可能无法申请住房服务。
维多利亚州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服务有一些限定性条件，其中一个标准是身份证明（Proof of Identity），而且必须累计到100分。
（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 摄影：Xin Tang）
一些持有临时签证的移民妇女作为配偶想要获得永久居留权必须等待四年，这是新到达居民的等待期限（NARWP），才能获得公共财政支持，她们需要收入才能获得公共住房资格，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有些移民妇女因为家庭暴力离开家后无家可归，找不到长期的家，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施虐者身边。
“家暴这个话题需要更多的研究。它不会因为没有研究就不存在。有些人觉得，在他们成为受害者之前，他们与自己无关。但它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除了犯罪者。”
当我与王女士的采访接近尾声时，她如此说道。
黄女士说：“当时他开着车追我，我就朝他车的相反方向跑，跑到小巷里，然后我摆脱了他。”她说，当时她吓坏了，在去警局的路上差点迷路。
2023年，Kassrine Huang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来到澳大利亚，并遇到了她年轻的澳洲男友。
黄女士说：“一开始，我只知道他在以前的感情中有创伤。”
随着相处，他们之间的争吵和冲突逐渐增加，黄女士说她感到沮丧和无助。
很多中国女性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来到澳大利亚。但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2021年，一份关于澳大利亚移民和难民妇女安全状况的国家报告发现，与其他居留身份相比，持有临时签证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DFV）的风险可能更高，为40%。
此外，这项由和谐联盟（The Harmony Alliance）和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完成的全国性研究，是第一个涉及移民和难民妇女签证身份的研究。“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是“临时签证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全国倡导小组”在改革蓝图中的第一句话。
近期，澳大利亚政府也表现出了打击性别暴力的决心。
2024年5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召开了全国内阁会议，重点讨论性别暴力问题，并制定了“离开暴力计划”，旨在帮助暴力受害者摆脱虐待关系。
此外，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思（Amanda Rishworth）指出，在澳大利亚，无论签证身份如何，女性都有权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
“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黄女士持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来澳大利亚。
黄女士和她的前男友是通过网上约会认识的。E先生当时是一名养老院护理员。据黄女士说，E先生是一个非常体贴和热情的人。
“我是在网上认识他的，因为他是一名老年护理人员，我当时正打算成为一名护理人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他。”
“一开始，我们就像普通的男女朋友一样相处，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黄女士回忆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黄女士持WHV签证来澳，示意图（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 摄影：Xin Tang）
她的男友患有严重的焦虑症，正在服药。
当他在工作中受伤时，情况突然变得更糟了。
在此期间，E先生对她单独使用手机感到紧张，甚至试图阻止她联系她在工作中认识的其他男性网友。
根据墨尔本人口与全球健康学院的副教授凯伦·布洛克的说法，这种行为已经被视为家庭暴力的权力和控制轮。
权力和控制轮被用作国家家庭暴力热线描述虐待的参考框架。控制她做什么，见谁，和谁说话……等等行为，在权力和控制轮理论框架中被视为对受害者使用隔离手段。
一篇关于在中国移民女性生活中，科技如何与家庭暴力相互作用的论文发现，在数字时代，技术促进的家庭暴力（TFDA）在于通信技术的便利，使施害者能够骚扰、控制和跟踪。文章还指出，TFDA现象在多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女性中普遍存在。
“我真的觉得在家里太压抑了”
澳洲一个夏天的早晨，黄女士早上7点左右去上班。当她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当天的机器出了故障，所以黄女士碰巧休息一天。
黄女士打电话给她的前男友，告诉他她那天有空。E先生叫黄女士回家。
“但我想绕着河走走。我不想这么快就回去。在家里真的觉得太难受了。”
“我只是觉得生活不应该是那样的。”黄女士说。“其实，这是我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交男朋友，但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后来他每隔5分钟左右就给我打一次电话，他说我一定是在外面出轨了，欺骗了他什么的，然后就是大喊大叫。”
黄女士停顿了一下，解释道：“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凯伦·布洛克教授指出，这可能属于情感虐待的范畴。
在澳大利亚，个人安全调查（PSS）包括了一系列的行为，比如“情感虐待”，包括不断打电话、大喊大叫等等。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争吵和冲突，这让黄女士很沮丧，后来她和E先生分手了。
“那天我想我必须搬出去了”
在和E先生吵了一架之后，黄女士决定离开他们的公寓。“那天我想我必须搬出去。”
黄女士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东西。“因为之前他试图阻止我离开，所以这次我决定干脆拿几样东西就走。”
毫不意外，E先生再次试图阻止。黄女士一路跑出了他们住的房子。
“他开着车追我，我就往他车的反方向跑，跑到巷子里，然后就把他甩掉了。”黄女士说，当时她几乎迷路了，她决定先回到家，然后再次出发，试图找到去警察局的路。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Belinda Fehlberg教授（图片来源：墨尔本大学）
幸运的是，当时是维多利亚州的盛夏时节，晚上7点左右，日落很美，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女士没有手机，没有Wi-Fi，她一个人在公寓附近走来走去，寻找去警察局的路。
“然后真的被我找到了。”
阻止黄女士外出，限制黄女士的行为……墨尔本大学法学院专门研究家庭法的Belinda Fehlberg教授说，如上所述，这些行为也可能构成德卢斯权力和控制轮中提到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
“是的，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被定罪家暴”
“其实我也没觉得这些行为很严重，我只是想让警察来阻止他，好让我顺利搬出去。”黄女士叹了口气。
黄女士表示，她没想到这起事件会被警方定义为“家庭暴力”，她提到她知道一般来说，家庭暴力案件在澳大利亚都会得到严格处理的。“是的，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被判家暴罪。”
有一些持临时签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妇女几乎无法获得与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DFV）相关的信息或法律。她们通常过着与公共服务和信息隔绝的生活，而这使她们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图片来源：iStock）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将情感虐待定义为“当一个人受到某些意在妨碍或控制其行为的行动，导致他们受到情感上的伤害或恐惧。”在2021-2022年个人安全调查（PSS）中，控制受害者使用电话、互联网、汽车，控制受害者去哪里或与谁交谈、跟踪他们的行为等被列为情绪虐待行为一类。在澳大利亚，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暴力，包括伴侣的情感虐待/经济虐待。
正如上文所述，该报告关注的是澳大利亚遭受家庭暴力（DFV）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它表明，家庭暴力中的控制行为（controlling behaviors）是最普遍的伤害和虐待形式，报告中高达91%。
家庭暴力不止这些…
王女士（Effy Wang）是一名华人心理咨询师，目前在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在老年人护理、残疾人、家庭暴力、性侵、多元文化、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都有工作经验。
王女士认为，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还包括精神虐待、经济虐待、通过儿童进行道德绑架，以及一系列的权力和控制行为。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通常是几种暴力的组合在一起。王女士向我介绍。
2021年，Moon Lau刘女士发现存在夫妻共同银行账户中的一些钱不翼而飞。刘女士记得她直接问了她当时的丈夫。
（图片来源：iStock）
“当时我很着急，但他不解释，只是沉默。”
“这不是第一次了。”
“这么多年，房贷、车贷、水电费、网络费这些日常开销都是我自己付的。”
“我就是觉得自己不愿意再继续养他了。”刘女士说她很失望。
刘女士来自中国广东省。
根据副教授凯伦·布洛克的说法，控制、不让对方知道……或者对家庭的钱做决定，然后保持沉默作为回应……都可能被认为是对伴侣进行经济上的虐待。
凯伦·布洛克副教授（图片来源：网络）
ABS将经济虐待行为分为三类：经济限制行为、经济剥削行为和经济破坏行为。根据ABS的定义，试图控制伴侣对家庭资金的了解或决定属于经济限制行为。
拒绝挣钱养家，不愿意提供足够的钱来支付日常开支，属于经济破坏行为，被列为经济虐待。
在那些遭受过现任伴侣经济虐待的女性中，高达75%的人经历过经济限制行为，34%的人经历过经济破坏行为。
此外，澳洲一些关于DFV的研究也揭示了经济控制普遍存在的情况。在关于移民和难民妇女遭受DFV的调查中显示，这些妇女报告了控制行为，超过50%的妇女报告说，经济虐待是她们遭受家暴经历的一部分。
在“分析移民和难民的安全和地区”项目（ASPIRE项目）中，研究小组报告说，没有一名妇女报告单独发生任何一种单一形式的暴力，这意味着女性同时遭受了多种形式的暴力。
由墨尔本大学、妇女健康多元文化中心和塔斯马尼亚大学开展的ASPIRE项目显示，许多受访者承认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经济虐待，包括无法获得资金、被迫支付所有费用……等。
回到最开始
“我是一个阿姨介绍认识的。”刘女士回忆说：“在2009年，他是我阿姨的邻居，一次偶然看到我的照片，他让我阿姨把我介绍给他。阿姨考虑到我单身很久了，一个人在国外照顾儿子很辛苦，于是我们就认识了。”
“另外，我当时也考虑到离过婚的女人通常在国内都不太容易找到对象，他对我和儿子都很好。”刘女士回忆道。
于是，两人的关系逐渐加深。
“后来，我们结婚了。”
网络示意图（图片来源：iStock）
至于选择跨国婚姻的原因，刘女士承认：“其实我嫁给他的时候，他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车，但他对我和儿子都很好。”刘女士说，结婚后，他们一直分居，直到2013年，刘女士和前夫正式定居澳大利亚，成为临时居民。
ASPIRE项目发现，大多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通常从获得临时签证开始，直到他们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然后这种签证身份会对移民女性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刘女士与前夫于2021年正式离婚。共有财产已经分割，但一直与前夫就女儿的抚养安排存在争议。
“我拿走了大部分共同财产，没想到他又和我争抚养权，平分全部财产。”刘女士说。
在ASPIRE项目中，描述了受害者遭受经济虐待后的几个情况，即法律程序的高昂费用;通过施暴者拒绝支付子女抚养费而导致的持续经济危机……等等。这些情况不仅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也影响了她们在夫妻、情侣关系中所生的孩子。
关于法律援助，刘女士表示她不符合资格。她说:“只有那些没有经济收入的女性才有资格获得援助。”
与此同时，刘女士表示，她必须努力争取更多的家长权利（parental arrangements）。“澳大利亚的律师费太高了。”到目前为止，刘女士在这次离婚中已经花费了高达15万澳元的律师费。
“虽然我的收入还可以，但仍然很难支撑这么高的律师费”，“不得不借钱去打，但抚养权必须要争取。”刘女士透露。
在维州法律援助署（VLA）的网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一些人申请资助时，VLA会使用经济审查来决定他们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最重要的是，经济审查会优先考虑最需要援助的人。对于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人，VLA说，他们可能会继续寻找改善法律援助服务的方法。
然而，也有澳大利亚的非营利组织看到了法律服务的局限性。全国临时签证妇女遭受暴力问题倡导小组建议提供专门资金，帮助临时签证妇女遭受暴力侵害。
女性的公共机构经历
黄女士表示，她所遇到的官方机构都非常友善，乐于助人。
“我在晚上7点左右到达警察局。一名女警察问她感觉怎么样，让她先解释一下整个事件。因此，黄女士应警方要求作了陈述。民警迅速准备了一些相关文件，并叫E先生到派出所来。
黄女士说，她在警察局感觉到了尊重。
警察认真地对黄女士说：“如果你不想见他，可以到隔壁房间去等，你不会看到他的。”
黄女士当晚没有在派出所见到她的前男友，她只是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等着。
后来，两名警察陪同黄女士回到她的住所取她的东西。当晚，警方和社工还精心地为黄女士安排了住所。
“我还挺意外的，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可以在这家酒店住一个星期。”
黄女士表示，她没想到警方会将这起事件定义为“家庭暴力”，她知道在澳大利亚，情感虐待等情况会被定义为家庭暴力。“是的，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被判家暴。”
澳洲莫纳什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女性对官方机构（如警察局）态度评价的调查，这项调查研究从公平对待、倾听她们的意见、尊重她们的权利等指标来评估，结果显示，大多数女性对警察持积极的态度。
在官方和公共服务部门（包括警察和社工）的帮助下，黄女士成功逃离了这段有毒的关系。但对刘女士来说，她面临的是漫长的司法程序。
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育儿之战
“我从家事法庭（Family Court）的第一次判决书中拿到了女儿72%的抚育安排权利。”
“我们离婚时女儿9岁，现在11岁了。”刘女士回忆道。刘女士承认，她对儿童保护处（Child Protection）的工作并不满意，她觉得家事法庭的效率有点慢。“有时候会很不耐烦，但没有办法，住在这里你必须遵守这里的法律，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刘女士说。
据刘女士介绍，在2021年，裁判法院家庭暴力保护科向她发出了第一份干预令（IVO）。根据干预令的规定，刘女士不能在已规定时间内与女儿联系或相处。“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女儿了。”然而，在律师辩护和警方调查后，干预令被推翻。
当儿童保护组织介入时，他们也发现刘女士作为母亲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络示意图（图片来源：iStock）
2023年，刘女士第二次面临干预令，“从2023年5月到2024年2月，我真的有半年多没见过我的女儿了。”
这一次，干预令让刘太大吃一惊。
2023年5月底，儿童保护处的两名职员突然到访刘女士家，与她讨论女儿的安全问题。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称他们接到举报，刘女士的女儿手臂和脚上有瘀伤。
“在女儿向工作人员解释她身上的瘀伤和伤口是在学校造成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后，直到今年2月，我仍然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女儿。”
在此期间，刘女士对儿童保护处的运作感到不满，后来决定致电申诉专员，要求儿童保护处必须进行内部调查。
“没有法院的命令，他们不能禁止我在公共场所见我的孩子。我有权单独去看我的孩子。他们必须安排一个中间人在场，或者安排一个安全的房子让我去看孩子，而儿童保护处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选择给了我的前夫，这显然是违反规定的。”
“是啊，我心里觉得挺焦虑不安的。”刘女士说：“但是平时我也有工作要忙，所以没必要太担心，我能做的就是走法律程序。”
根据ASPIRE计划，刘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所有和家庭法律系统打过交道的女性都抱怨处理时间过长。
刘女士亦不满儿童保护处的效率。
儿童保护处本应在28个工作日内对决定进行审查，但却推迟了几天。在此期间，刘女士曾四次通过短讯及电邮要求儿童保护处就调查结果作出决定。
刘女士说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我还是希望他们的效率能高一点，我记得当时好长时间都没见到女儿，所以有点着急。”
事实上，在维多利亚州，一些公共服务面临高需求和缺乏资金的情况不仅发生在DFV服务中，还发生在与法院支持、法律援助、住房服务和儿童保护的合作中。
目前，刘女士还在和前夫争夺家事法庭上育儿责任的分配问题，最新的育儿令还在审理中。
根据Belinda Fehlberg教授的说法，家庭法在2024年5月6日发生了变化，立法不再鼓励分担父母责任或分担时间。法院将考虑6个因素来做出养育责任的决定，分别是安全、孩子的意见、对孩子的好处、孩子在发展/心理/情感/文化方面的需求……
“家丑不可外扬”
当受访者盛女士和她的朋友在悉尼旅行时，他们碰巧遇到了一对中国夫妇之间的家庭暴力案件。在盛女士朋友公寓的走廊上，一名醉酒的中国男子暴力殴打了他怀有身孕的妻子。
据盛女士称，他们听到一声巨响，然后透过门上的猫眼看到一名疑似醉酒男子正在殴打一名孕妇。该男子抓住该女子的头部，在地上猛击了大约10分钟。这名女子在家暴过程中基本没有反抗，一直让丈夫不要再打她。“我的孩子还在肚子里，孩子还在这里，”她说，“不然邻居会报警的。”
盛女士和她的朋友们曾经问过这位女士是否需要帮助，但她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下他们。当警察赶到时，在澳大利亚警方带走中国男子的同时，这名女子也在阻挠，甚至跪着求警察不要带走她的丈夫。
盛女士目睹男子袭击孕妻（图片来源：供图）
“他们很可能在澳大利亚工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这个男人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这可能是女性不愿意向警方报案的原因。”当盛女士被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盛女士回答。
盛女士说，如果她和她的朋友遇到这种事情，他们肯定会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中国文化崇尚“家丑不外露”，这让女性不敢求助，或者拒绝求助。“还有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是存在的，中国人都知道，‘家丑外扬’……”王女士提到，一些中国女性经常拒绝在人际网络中披露家暴，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的声誉，或者羞于谈论自己被家暴的经历。
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中国移民女性中，许多遭受DFV的女性也持类似观点。
（图片来源：iStock）
ASPIRE项目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这是所有女性的共同情况——不管她们是否有移民和难民背景，因为尴尬或羞耻而拒绝求助，想要秘密解决。
同样，一些持有临时签证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在经历了DFV后非常不愿意表露。这些受访者中有一半表示，他们之所以没有举报家暴经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私人/个人/家庭事务。报告中还列出了保护施暴者不受惩罚/担心被抛弃/没有经济收入和其他资源来生存等其他原因。
可获得的支援有限
由于签证身份的限制，许多临时签证持有者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来自官方公共服务的重要支持，比如卫生、住房、医疗保险等。
就像那位被丈夫虐待的中国孕妇，在丈夫被警察带走后，她可能会面临经济困难、住房不安全或缺乏稳定性住房、临时签证被取消、后续医疗、在国外抑郁等困难。对于一个在国外怀孕的中国移民来说，这些困难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不用说这么多压力汇聚在一起的情况了。
经济困难
被虐待的中国孕妇很可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还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普遍不理想。
和谐联盟（The Harmony Alliance）完成的关于移民和难民妇女的就业白皮书显示，移民和难民背景的妇女在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参与率较低。澳大利亚的雇主普遍不太愿意雇用没有永久居留权的人，这导致许多临时签证持有者转向临时、短期的工作，这往往导致收入不稳定和经济困难。
遭受家暴的移民女性缺乏经济独立，也是她们不愿报警或寻求帮助的原因之一。在蒙纳士研究团队所做的报告中，如前所述，没有经济收入可能是她们不愿寻求帮助的因素之一。
即使像刘女士一样，在澳洲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离婚后的后续诉讼费用仍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数额。
对于中国孕妇来说，如果能够降低获得官方补助的难度将极大地改善她的生活。而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公共补助如中心链接（Centrelink）和特别福利（Special Benefit），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在居住方面的限制。
目前，申请中心链接支付临时签证身份有许多限制，例如新抵达居民等待期(NARWP：newly arrived resident's waiting period)的限制，这些时间范围为4年/ 2年/ 1年，以及一些临时签证持有人只能申请部分付款的居住要求。
至于特别福利的申请，很明显只有少数几种类型的临时签证符合资格。
这些限制也导致许多要求改进的呼声，例如，在新抵达居民等待期（NARWP），经历过家庭暴力（DFV）的妇女可以享有与难民相同的豁免；扩大对中心链接支付和医疗保险支持的全方位要求。
签证限制
在ASPIRE项目中，也提到了签证和移民的挑战以及其他障碍，这使得寻求帮助变得非常困难。
在澳洲工作的心理咨询师王女士透露，在工作中，她也接触过一些中国移民妇女，她们因签证和移民问题而拒绝透露自己遭受家暴或是亲密伴侣暴力。
“关于签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一些遭受家暴的中国女性的签证仍是待处理中状态。她们害怕自己的签证会因为关系破裂而被取消，她们可能不得不返回中国，所以她们总是不愿意报告家庭暴力。”王女士说。
（图片来源：iStock）
关于临时签证遭遇暴力的全国妇女倡导小组在其改革蓝图中也提到了签证和移民问题。有一些遭受家暴的临时签证持有人如果向警方报告家暴，将面临签证取消或被拒绝的风险。
他们建议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一种新的临时签证（3年），这不仅为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时间，而且确保受害者为安全问题做出必要的安排。如果案件与儿童有关，则可以进一步延长。
住房问题
在ASPIRE项目中提到，公共住房服务对寻求帮助的妇女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
根据ASPIRE项目的调查，一些女性可以在短期住所中停留两三天，但她们必须面对很多困难，如沟通障碍和缺乏正确的信息，这使她们感到压力。当一些人被安置在一个较长的避难所或庇护所时，由于签证的限制，她们可能无法申请住房服务。
维多利亚州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服务有一些限定性条件，其中一个标准是身份证明（Proof of Identity），而且必须累计到100分。
（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 摄影：Xin Tang）
一些持有临时签证的移民妇女作为配偶想要获得永久居留权必须等待四年，这是新到达居民的等待期限（NARWP），才能获得公共财政支持，她们需要收入才能获得公共住房资格，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有些移民妇女因为家庭暴力离开家后无家可归，找不到长期的家，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施虐者身边。
“家暴这个话题需要更多的研究。它不会因为没有研究就不存在。有些人觉得，在他们成为受害者之前，他们与自己无关。但它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除了犯罪者。”
当我与王女士的采访接近尾声时，她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