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曾经以庞大人口著称的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2023年末，全国人口较前一年减少了208万人，连续两年的人口负增长，预示着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变革。为何当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於嘉长期关注家庭、性别等领域议题，她表示，生育需求多样化意味着“一刀切”的政策难以奏效，因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在文化观念上做出努力，以改变高焦虑、高压力的社会氛围，也需要在公私领域上采取措施，推动性别平等。
本期《如此城市》对话於嘉，借详实的数据与鲜活的案例，解读低生育率背后的复杂原因与深远影响，探索生育趋势下的社会变革与个人抉择。
婚姻家庭与生育的捆绑：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一大特征
如此城市：前段时间，网络上一直在讨论中国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以及大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想请於嘉老师介绍一下，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对比其他国家与地区存在哪些特点。
於嘉：从媒体的报道和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目前属于生育率非常低的状况。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3，步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目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上海地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0.6，我们经常提到韩国生育率低（2023年已经降到了0.7左右）。上海这一超级大城市，其生育水平可能比韩国还低。
历次人口普查结果 ©人民视觉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的指标，即假定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其终身将生育子女的数量，换言之就是认为今年所有选择进行生育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可以代表整个群体终身生育的状况。
但它并不稳定，只代表一种可能性。假设今年有政策向所有生育的女性发 500 万或者1000 万，那会出现大量女性选择在今年生育的现象，这时我们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的指标会非常高。但如果今年我们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医院全部关闭，人们没有办法去医院生产，那可能出现所有女性选择不在今年生孩子，这样观测到的总和生育率会超级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性指标，容易受到社会环境或者政策以及外界波动的冲击。
虽然当前总和生育率非常低，但它很难代表平均一位中国女性一生会生多少个孩子。有时候我们过于依赖单一指标，会让政策无法及时调整。
比如，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或“三孩”前，这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指标相对比较高，在1.6-1.7 以上。但如果去算一个女性终身平均生育数量，其实数字已低于这一时期指标了。如果政策只看每年出生了多少孩子，很可能高估生育水平，导致政策调整太晚，或者相关辅助性政策、扶持生育政策不够及时。
理想状况之下想要生几个孩子，我们称之为“理想子女数量”。一般来说，实际生育数可能低于这个数字。
中国的理想子女数量基本上是全世界最低水平，几乎没有太多释放空间。从这一指标来看，不想生而生下来的数量不会特别多，因为有多种终止生育的措施。即便是在韩国，我们经常说韩国生育率非常低，但由于韩国的理想子女数量也远远高于中国，所以我认为韩国还有释放生育空间，但中国这一空间不是特别大。
不同国家15-49岁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分布 ©一席 1043期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讲座，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James Raymo讲到日本和中国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博弈，日本如今的主导性政策与中国相同，是针对有孩家庭或者已经结婚的夫妇提供托育政策补贴等。但从日本数据来看，婚内生育水平在最近五六十年几乎没有非常大变化。虽然日本生育率也在下降，但基本上大部分结婚夫妇都会选择生两个孩子。
所以真正造成生育率持续降低的关键在于很多人不结婚。我经常讲中国的生育和结婚是捆绑的，日本也类似。一旦结婚就会面临生育选择，一个或者两个，不需要特别担心已婚群体选择不生孩子。
所以回到现在的生育政策。我觉得，全面二孩也好，三孩政策也好，其实只是不给生育上限设定限制。但是具体刺激生育的补贴与扶持，可能需要更多地看到没有进入到婚姻、没有形成家庭的群体。
我们认为第一次人口转变是只要经历了工业化就一定会出现的过程。简单来说，它是人口的结构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当卫生水平、医疗条件提高，人的预期寿命增长，死亡率也下降。
第一次人口转变框架 ©一席 1043期
但生育率为什么会下降呢？在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避孕技术普及是重要原因。人们可以控制生育水平，意外怀孕或者意外生育减少。另一原因是生育成本和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工业化之前，多生一个孩子可能给家庭增加一个劳动力，通过务农或者做工给家庭增加经济收益，甚至孩子很小便可以开始工作了。但在工业化之后，我们建立了正规的教育系统，教育成本提升，同时法律禁止童工，孩子需要被抚养长大后才能工作。所以，在成本和收益的变化中，很多人认为生孩子并不划算，生育很多孩子会成为家庭经济上的负担。
为什么会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呢？观测全球生育率变化时，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会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就会停止。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2.1，即一对夫妻平均生 2.1 个孩子，考虑到死亡因素，一代人的数量正好可以取代上一代，以此保持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的状态。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专家们做了大量社会调查。他们前往最先开始工业化和生育转变的国家调查夫妇理想的子女数量，收集到的数字都远远大于 2。他们认为，即便存在诸如技术变革与生育成本增加，家庭生育选择仍倾向于多样性，至少有一儿一女依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生育率不会下降到比 2更低。
但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北欧一些国家，生育率非常快地跌破2，并持续下降，没有出现第一次人口转变预测的“停在 2” 。虽然大家依然表达平均想生2.5-3个小孩，但最终结果是生育率降到1.5左右，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于是，有学者提出，第一次人口转变中归因于技术进步、成本收益的框架已经不能解释生育的新变化了。新的解释应该放到家庭环境之中。家庭制度的变化带来生育率持续下降。
全球生育率的变迁 ©联合国
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最大差别在于，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孩子、家庭、婚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一些学者把这一变化称之为“婚姻的去制度化”，婚姻作为一个制度本身约束力下降，大家可以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生育和婚姻随之解绑。同时，婚内互动也发生很多变化，包括人们对性态度的开放。西方社会在 70 年代开始的性革命背景下，非常多新家庭领域发生变化，其中一些改变可能会促进生育率，如非婚生育，反之，也有的降低了生育率，如不结婚、离婚。
中国也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但和西方社会（最开始观测到转变的北欧、西欧国家）的差别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有一定重叠。西方社会是先完成了工业化，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物质、安全的需求后，开始追求个体实现。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有计划生育政策，利用政策把生育率降下来，以此完成第一次人口转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新的观念传入，年轻人中个体主义兴起，这也让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同西方对比呈现不一样的特征：如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除了很低的生育率外，它会有很高的离婚率与非婚生育、同居率，人们纷纷不结婚、推迟结婚，或婚内无孩。
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最大特征在于，虽然婚姻制度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同居的普遍性，以及每个人不一定能要进入婚姻，但婚姻制度依然维持着生育的核心位置，二者之间仍然存在非常紧密的捆绑。所以我们没有出现大量的婚外生育与已婚不生育的状况。
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中更多涉及到个体行为的方面有着更大的变化，比如结婚、同居、婚前性行为等，但一旦涉及到生育，婚内生与不生、是不是在婚姻这个制度中生，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高焦虑的社会环境与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中国生育问题的两座“大山”
於嘉：中国人考虑事情是非常长远的。不只中国人，整个东亚社会都如此。
对于西方人来说，生一个孩子，只考虑我当下的工作是否能养得起他。但是对于中国家长，他所考虑的远远超越养得起的问题，孩子没生之前可能就要买学区房、攒嫁妆、攒彩礼，考虑孩子买房、成才、工作等等。中国家长可能在怀孕时就已经考虑了非常多之后的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来自我的同事，作为福利，北大老师的小孩可以上北大附中和附小，教育水平还可以，但是赶不上人大附。于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怀孕的妻子跟他说：“完了，”接着给他看手机，“你看看北大附中今年奥林匹克竞赛全军覆没，以后咱们家孩子要上北大附，这教育资源可不行了。”还仅仅是在怀孕时，他们就已经考虑到孩子未来在北大附属高中的竞赛问题了。
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 ©电视剧《三十而已》
如果我们环境中存在高度的教育竞争，那父母的策略便是集中资源只投资在非常有限的孩子身上。要么不生；如果非常想生，但肯定只生一个。因为如果再生两个，便要考虑补习班费用的支出，或者更多资源的给予。这就是为什么教育竞争特别强的社会环境会导致人们降低生育意愿。
如此城市：东亚家长对小孩成才以及走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特别有执念，这也给自己与小孩造成很大的压力。我观察到身边的精英女性，她们可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回国后家庭财力也完全可以负担养育小孩的成本，但是她们不想要小孩的原因在于她们不想让小孩面对高度内卷而机会压缩的处境。
於嘉：一方面，从你朋友的角度考虑，“不想要让我的孩子再重新经历一次我的地狱模式”是一种出发点，但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大家不是不想生小孩，是“我不想生一个失败的小孩”：我可以生一个成功的小孩，但如果小孩有可能面临风险、面临失败，我就不想生。我们不能接受我一个孩子不成才、不成器，或者说他经历了向下的阶级流动，他没有父母的工作好，没有父母的教育好，人们不能够接受的是这件事情。所以，父母对于后代赋予了太多成功的意义，也是人们选择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如此城市：“不能面对小孩的成就不如自己”其实也是过去几十年成功学和进化论叙事某种程度上的破产，映射如今走到中年跻身中产的80后、85后家庭内部关于生育和育儿方面的焦虑。
於嘉：这种焦虑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下限太低了。
小时候我同学父母会讲“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只能去捡破烂”。如果一个孩子上不了好的大学，或者不成才，就很有可能跌到社会非常低的阶层中。我们的安全网或安全底线很低。但在一些福利国家，即便孩子上不了大学，仍有社会兜底。安全网的存在让他们不会直接跌穿地心。
而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有无限责任，终身制地对一切负责，一方面，父母会考虑面子问题，孩子做得不好，父母脸上没光，另一方面从为孩子的角度考虑，父母也不希望孩子跌入底层。
小孩身上往往承担父母的高期待 ©电影《学爸》
地区差异也是中国生育问题中非常重要的特征。
目前观察到的中国低生育率的独特原因很大程度根植在我们的文化中。虽然南北或东西文化存在差别，但都仍处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加上多次改革变化形成了整体文化性特征。
韩国学者提到的 “压缩的现代性”，也非常适用于中国状况。而中国一些特别的制度塑造了如今的社会分层，比如户口制度。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孩子上大学问题，这也与户口有关。在改革开放早期，对于农业户口的居民来说，转换成城市（非农）户口才能获得更多体制的庇护。如何转户口？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当兵，那就只有通过教育、考大学“跃出龙门”。我们之所以重视教育，渴望让孩子实现阶级与向上的社会流动，这和中国很多制度都有非常强的捆绑关系。
欧洲对于生育提供了许多补贴、税收优惠、父亲的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类似政策扶持，而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论。比如北欧社会的生育率确实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跌得非常低，但后来渐渐回升了，相比东亚，现在的北欧社会不是一个很低生育率状态。这是否是政策的作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从终身生育率角度， 70 年代生的这些人和 60 年代生、50 年代生人生育水平相比，它在持续下降。但从时期波动角度来看，在80-90年代的个体化思潮和很多社会变迁都对家庭造成冲击，但随之人们慢慢接受和适应了这些变革。一个简单例子就是，人们把生命历程事件往后推，以前大家25岁生孩子，但现在由于工作，为了实现自我选择，人们会在35岁生育，因此在人们25岁那一年我们观察到的时期生育率很低，但十年后再看时期生育率就会大幅度提升。
然而对于个体，或者对于这一代推迟生育的人来说，很多人会期望终身只想生一个，只是早生和晚生的区别，但个人的生育水平是没有变化的，而在这一代人之中，可能还有 超过20% 的人选择不生了，所以对这一代人来说，终身平均生育水平是在持续下降的。所以北欧实行的产假、育儿假，经济的补贴等政策的有用性很难被下定论，因为从终身角度来讲，生育率依然在下降；但从时期角度，它确实又升回来了。
还包括刚才提到James Raymo教授，他研究日本已经几十年，日本在对抗低生育率问题上也花了非常多的钱，但收效甚微。所以，抛掉钱、育儿、产假等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发力会更加有效。
一方面，从观念、文化层面，我们应该从本质上去改变如今高焦虑、高压力的社会文化氛围。前段时间人口学年会上，有研究者汇报超时工作对生育负面的影响，即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人们会不想生孩子。除生育之外，我们还做过性生活的调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高、收入不错的中产在性生活上并不活跃。此外，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实际生育意愿和真实行为之间差距可能是非常多原因造成。有的人可能是生理原因，想要生二孩，但年龄大了，那么就需要辅助生殖技术；有的人焦虑没有人帮带孩子，有的人出于经济问题。大家的需求非常多样化，如果我们都采取一样的政策去实施，那么一定仍有问题处于悬置。所以从政策层面，到底我们怎样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还在讨论中，或者说，从全球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样板。
另一方面，推动性别平等肯定有效果。虽然我们观察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崛起带来生育率下降，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私领域变化的不同步。
在公领域、在社会中，女性可以挣钱、可以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回到家庭，男性承担的家务时间、育儿时间几乎没有特别大变化，甚至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也没有很大差距。在家庭内部，生育对个体的影响远超越了我们看到的家务劳动与育儿责任。最近我和学生做了个研究，观察生育对夫妻时间利用上的差别。对女性来说，工作时间会减少，男性工作时间增加。我们经常讲父职红利，一个原因就是生了孩子之后，父亲更努力工作养家。但除此之外，女性睡眠时间、娱乐时间也减少得厉害。中国女性与西方国家女性的差别在于，生孩子对西方女性劳动时间的冲击更长久，劳动供给的恢复是比较长期的过程，当孩子 6 岁、 10 岁、 12 岁时，劳动时间才会慢慢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中国女性基本上在孩子 3 岁时就回归工作、恢复到了生育前工作时长，但与此同时，她仍要育儿、做家务，所以睡眠时间、娱乐时间都长期无法恢复到生育前的水平。
为了家庭，她们大量地挤压了个人时间。我们经常看小红书或者其他社交平台上有妈妈表示， “小孩睡了，我还没睡，半夜 11 点就是我一天中能拿着手机，终于耳边没有嗡嗡嗡的声音，没有任何事情的最宁静的时刻。”所以，家庭内部的分工、私领域的不平等，肯定会让女性不愿意去生育，或者即便说她们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限于这种不平等分担的家庭责任，也没有办法实现。
因此，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育儿照料，根本上还是要推动私领域的性别平等。
生育观是对生活与幸福观念的映射
於嘉：网络上关于生育的舆论与信息更大影响的是没有完成社会化的青少年。他们在一个没有非常成熟想法的情况下吸取各方观念，而每天刷到的不婚不育、丁克、一定要不生孩子的信息很有可能会塑造、强化他们的认知。前段时间我和另一个老师聊天，她的小朋友才 10 岁就非常坚定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因为会疼，打无痛也害怕，而不想结婚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想结婚。这就是周围群体和社交媒体对于观念的塑造，她还没有经历青春期、开始亲密关系，甚至也没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想，但不自觉已经接触到了非常多信息。像我们30 多岁的、非常成熟女性已经经历了很多，会讲出不结婚的种种理由，但一个 10 岁的小朋友，她还没有经历社会便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而对于婚姻与生育的解绑，非婚生育从政策上是可以更加宽容，但作用与影响非常小。生育和婚姻捆绑是观念上的，而非制度强加的。我们提出来，中国家庭是子女中心主义。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孩子一定需要爸爸和妈妈，一定要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长。中国人在观念上根本不认同非婚生育，即便政策规定改变，那影响的也只是非常少的部分群体。只是极少数想得非常清楚的女性愿意自己承担在婚姻之外生孩子的风险。但 99% 的人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非婚生育对于整体生育率影响微乎其微，我觉得不是制度或者政策阻拦这件事情，问题仍在观念与文化层面。
各个国家（地区）婚外生育的比例
图表来源：於嘉、何雨辰, 2024, 《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家庭特征的转变》，学术月刊。
©电影《房间》
中国，这个曾经以庞大人口著称的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2023年末，全国人口较前一年减少了208万人，连续两年的人口负增长，预示着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变革。为何当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於嘉长期关注家庭、性别等领域议题，她表示，生育需求多样化意味着“一刀切”的政策难以奏效，因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在文化观念上做出努力，以改变高焦虑、高压力的社会氛围，也需要在公私领域上采取措施，推动性别平等。
本期《如此城市》对话於嘉，借详实的数据与鲜活的案例，解读低生育率背后的复杂原因与深远影响，探索生育趋势下的社会变革与个人抉择。
婚姻家庭与生育的捆绑：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一大特征
如此城市：前段时间，网络上一直在讨论中国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以及大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想请於嘉老师介绍一下，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对比其他国家与地区存在哪些特点。
於嘉：从媒体的报道和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目前属于生育率非常低的状况。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3，步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目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上海地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0.6，我们经常提到韩国生育率低（2023年已经降到了0.7左右）。上海这一超级大城市，其生育水平可能比韩国还低。
历次人口普查结果 ©人民视觉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的指标，即假定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其终身将生育子女的数量，换言之就是认为今年所有选择进行生育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可以代表整个群体终身生育的状况。
但它并不稳定，只代表一种可能性。假设今年有政策向所有生育的女性发 500 万或者1000 万，那会出现大量女性选择在今年生育的现象，这时我们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的指标会非常高。但如果今年我们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医院全部关闭，人们没有办法去医院生产，那可能出现所有女性选择不在今年生孩子，这样观测到的总和生育率会超级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性指标，容易受到社会环境或者政策以及外界波动的冲击。
虽然当前总和生育率非常低，但它很难代表平均一位中国女性一生会生多少个孩子。有时候我们过于依赖单一指标，会让政策无法及时调整。
比如，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或“三孩”前，这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指标相对比较高，在1.6-1.7 以上。但如果去算一个女性终身平均生育数量，其实数字已低于这一时期指标了。如果政策只看每年出生了多少孩子，很可能高估生育水平，导致政策调整太晚，或者相关辅助性政策、扶持生育政策不够及时。
理想状况之下想要生几个孩子，我们称之为“理想子女数量”。一般来说，实际生育数可能低于这个数字。
中国的理想子女数量基本上是全世界最低水平，几乎没有太多释放空间。从这一指标来看，不想生而生下来的数量不会特别多，因为有多种终止生育的措施。即便是在韩国，我们经常说韩国生育率非常低，但由于韩国的理想子女数量也远远高于中国，所以我认为韩国还有释放生育空间，但中国这一空间不是特别大。
不同国家15-49岁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分布 ©一席 1043期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讲座，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James Raymo讲到日本和中国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博弈，日本如今的主导性政策与中国相同，是针对有孩家庭或者已经结婚的夫妇提供托育政策补贴等。但从日本数据来看，婚内生育水平在最近五六十年几乎没有非常大变化。虽然日本生育率也在下降，但基本上大部分结婚夫妇都会选择生两个孩子。
所以真正造成生育率持续降低的关键在于很多人不结婚。我经常讲中国的生育和结婚是捆绑的，日本也类似。一旦结婚就会面临生育选择，一个或者两个，不需要特别担心已婚群体选择不生孩子。
所以回到现在的生育政策。我觉得，全面二孩也好，三孩政策也好，其实只是不给生育上限设定限制。但是具体刺激生育的补贴与扶持，可能需要更多地看到没有进入到婚姻、没有形成家庭的群体。
我们认为第一次人口转变是只要经历了工业化就一定会出现的过程。简单来说，它是人口的结构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当卫生水平、医疗条件提高，人的预期寿命增长，死亡率也下降。
第一次人口转变框架 ©一席 1043期
但生育率为什么会下降呢？在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避孕技术普及是重要原因。人们可以控制生育水平，意外怀孕或者意外生育减少。另一原因是生育成本和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工业化之前，多生一个孩子可能给家庭增加一个劳动力，通过务农或者做工给家庭增加经济收益，甚至孩子很小便可以开始工作了。但在工业化之后，我们建立了正规的教育系统，教育成本提升，同时法律禁止童工，孩子需要被抚养长大后才能工作。所以，在成本和收益的变化中，很多人认为生孩子并不划算，生育很多孩子会成为家庭经济上的负担。
为什么会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呢？观测全球生育率变化时，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会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就会停止。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2.1，即一对夫妻平均生 2.1 个孩子，考虑到死亡因素，一代人的数量正好可以取代上一代，以此保持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的状态。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专家们做了大量社会调查。他们前往最先开始工业化和生育转变的国家调查夫妇理想的子女数量，收集到的数字都远远大于 2。他们认为，即便存在诸如技术变革与生育成本增加，家庭生育选择仍倾向于多样性，至少有一儿一女依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生育率不会下降到比 2更低。
但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北欧一些国家，生育率非常快地跌破2，并持续下降，没有出现第一次人口转变预测的“停在 2” 。虽然大家依然表达平均想生2.5-3个小孩，但最终结果是生育率降到1.5左右，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于是，有学者提出，第一次人口转变中归因于技术进步、成本收益的框架已经不能解释生育的新变化了。新的解释应该放到家庭环境之中。家庭制度的变化带来生育率持续下降。
全球生育率的变迁 ©联合国
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最大差别在于，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孩子、家庭、婚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一些学者把这一变化称之为“婚姻的去制度化”，婚姻作为一个制度本身约束力下降，大家可以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生育和婚姻随之解绑。同时，婚内互动也发生很多变化，包括人们对性态度的开放。西方社会在 70 年代开始的性革命背景下，非常多新家庭领域发生变化，其中一些改变可能会促进生育率，如非婚生育，反之，也有的降低了生育率，如不结婚、离婚。
中国也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但和西方社会（最开始观测到转变的北欧、西欧国家）的差别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有一定重叠。西方社会是先完成了工业化，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物质、安全的需求后，开始追求个体实现。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有计划生育政策，利用政策把生育率降下来，以此完成第一次人口转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新的观念传入，年轻人中个体主义兴起，这也让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同西方对比呈现不一样的特征：如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除了很低的生育率外，它会有很高的离婚率与非婚生育、同居率，人们纷纷不结婚、推迟结婚，或婚内无孩。
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最大特征在于，虽然婚姻制度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同居的普遍性，以及每个人不一定能要进入婚姻，但婚姻制度依然维持着生育的核心位置，二者之间仍然存在非常紧密的捆绑。所以我们没有出现大量的婚外生育与已婚不生育的状况。
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中更多涉及到个体行为的方面有着更大的变化，比如结婚、同居、婚前性行为等，但一旦涉及到生育，婚内生与不生、是不是在婚姻这个制度中生，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高焦虑的社会环境与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中国生育问题的两座“大山”
於嘉：中国人考虑事情是非常长远的。不只中国人，整个东亚社会都如此。
对于西方人来说，生一个孩子，只考虑我当下的工作是否能养得起他。但是对于中国家长，他所考虑的远远超越养得起的问题，孩子没生之前可能就要买学区房、攒嫁妆、攒彩礼，考虑孩子买房、成才、工作等等。中国家长可能在怀孕时就已经考虑了非常多之后的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来自我的同事，作为福利，北大老师的小孩可以上北大附中和附小，教育水平还可以，但是赶不上人大附。于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怀孕的妻子跟他说：“完了，”接着给他看手机，“你看看北大附中今年奥林匹克竞赛全军覆没，以后咱们家孩子要上北大附，这教育资源可不行了。”还仅仅是在怀孕时，他们就已经考虑到孩子未来在北大附属高中的竞赛问题了。
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 ©电视剧《三十而已》
如果我们环境中存在高度的教育竞争，那父母的策略便是集中资源只投资在非常有限的孩子身上。要么不生；如果非常想生，但肯定只生一个。因为如果再生两个，便要考虑补习班费用的支出，或者更多资源的给予。这就是为什么教育竞争特别强的社会环境会导致人们降低生育意愿。
如此城市：东亚家长对小孩成才以及走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特别有执念，这也给自己与小孩造成很大的压力。我观察到身边的精英女性，她们可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回国后家庭财力也完全可以负担养育小孩的成本，但是她们不想要小孩的原因在于她们不想让小孩面对高度内卷而机会压缩的处境。
於嘉：一方面，从你朋友的角度考虑，“不想要让我的孩子再重新经历一次我的地狱模式”是一种出发点，但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大家不是不想生小孩，是“我不想生一个失败的小孩”：我可以生一个成功的小孩，但如果小孩有可能面临风险、面临失败，我就不想生。我们不能接受我一个孩子不成才、不成器，或者说他经历了向下的阶级流动，他没有父母的工作好，没有父母的教育好，人们不能够接受的是这件事情。所以，父母对于后代赋予了太多成功的意义，也是人们选择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如此城市：“不能面对小孩的成就不如自己”其实也是过去几十年成功学和进化论叙事某种程度上的破产，映射如今走到中年跻身中产的80后、85后家庭内部关于生育和育儿方面的焦虑。
於嘉：这种焦虑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下限太低了。
小时候我同学父母会讲“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只能去捡破烂”。如果一个孩子上不了好的大学，或者不成才，就很有可能跌到社会非常低的阶层中。我们的安全网或安全底线很低。但在一些福利国家，即便孩子上不了大学，仍有社会兜底。安全网的存在让他们不会直接跌穿地心。
而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有无限责任，终身制地对一切负责，一方面，父母会考虑面子问题，孩子做得不好，父母脸上没光，另一方面从为孩子的角度考虑，父母也不希望孩子跌入底层。
小孩身上往往承担父母的高期待 ©电影《学爸》
地区差异也是中国生育问题中非常重要的特征。
目前观察到的中国低生育率的独特原因很大程度根植在我们的文化中。虽然南北或东西文化存在差别，但都仍处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加上多次改革变化形成了整体文化性特征。
韩国学者提到的 “压缩的现代性”，也非常适用于中国状况。而中国一些特别的制度塑造了如今的社会分层，比如户口制度。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孩子上大学问题，这也与户口有关。在改革开放早期，对于农业户口的居民来说，转换成城市（非农）户口才能获得更多体制的庇护。如何转户口？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当兵，那就只有通过教育、考大学“跃出龙门”。我们之所以重视教育，渴望让孩子实现阶级与向上的社会流动，这和中国很多制度都有非常强的捆绑关系。
欧洲对于生育提供了许多补贴、税收优惠、父亲的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类似政策扶持，而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论。比如北欧社会的生育率确实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跌得非常低，但后来渐渐回升了，相比东亚，现在的北欧社会不是一个很低生育率状态。这是否是政策的作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从终身生育率角度， 70 年代生的这些人和 60 年代生、50 年代生人生育水平相比，它在持续下降。但从时期波动角度来看，在80-90年代的个体化思潮和很多社会变迁都对家庭造成冲击，但随之人们慢慢接受和适应了这些变革。一个简单例子就是，人们把生命历程事件往后推，以前大家25岁生孩子，但现在由于工作，为了实现自我选择，人们会在35岁生育，因此在人们25岁那一年我们观察到的时期生育率很低，但十年后再看时期生育率就会大幅度提升。
然而对于个体，或者对于这一代推迟生育的人来说，很多人会期望终身只想生一个，只是早生和晚生的区别，但个人的生育水平是没有变化的，而在这一代人之中，可能还有 超过20% 的人选择不生了，所以对这一代人来说，终身平均生育水平是在持续下降的。所以北欧实行的产假、育儿假，经济的补贴等政策的有用性很难被下定论，因为从终身角度来讲，生育率依然在下降；但从时期角度，它确实又升回来了。
还包括刚才提到James Raymo教授，他研究日本已经几十年，日本在对抗低生育率问题上也花了非常多的钱，但收效甚微。所以，抛掉钱、育儿、产假等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发力会更加有效。
一方面，从观念、文化层面，我们应该从本质上去改变如今高焦虑、高压力的社会文化氛围。前段时间人口学年会上，有研究者汇报超时工作对生育负面的影响，即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人们会不想生孩子。除生育之外，我们还做过性生活的调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高、收入不错的中产在性生活上并不活跃。此外，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实际生育意愿和真实行为之间差距可能是非常多原因造成。有的人可能是生理原因，想要生二孩，但年龄大了，那么就需要辅助生殖技术；有的人焦虑没有人帮带孩子，有的人出于经济问题。大家的需求非常多样化，如果我们都采取一样的政策去实施，那么一定仍有问题处于悬置。所以从政策层面，到底我们怎样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还在讨论中，或者说，从全球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样板。
另一方面，推动性别平等肯定有效果。虽然我们观察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崛起带来生育率下降，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私领域变化的不同步。
在公领域、在社会中，女性可以挣钱、可以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回到家庭，男性承担的家务时间、育儿时间几乎没有特别大变化，甚至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也没有很大差距。在家庭内部，生育对个体的影响远超越了我们看到的家务劳动与育儿责任。最近我和学生做了个研究，观察生育对夫妻时间利用上的差别。对女性来说，工作时间会减少，男性工作时间增加。我们经常讲父职红利，一个原因就是生了孩子之后，父亲更努力工作养家。但除此之外，女性睡眠时间、娱乐时间也减少得厉害。中国女性与西方国家女性的差别在于，生孩子对西方女性劳动时间的冲击更长久，劳动供给的恢复是比较长期的过程，当孩子 6 岁、 10 岁、 12 岁时，劳动时间才会慢慢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中国女性基本上在孩子 3 岁时就回归工作、恢复到了生育前工作时长，但与此同时，她仍要育儿、做家务，所以睡眠时间、娱乐时间都长期无法恢复到生育前的水平。
为了家庭，她们大量地挤压了个人时间。我们经常看小红书或者其他社交平台上有妈妈表示， “小孩睡了，我还没睡，半夜 11 点就是我一天中能拿着手机，终于耳边没有嗡嗡嗡的声音，没有任何事情的最宁静的时刻。”所以，家庭内部的分工、私领域的不平等，肯定会让女性不愿意去生育，或者即便说她们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限于这种不平等分担的家庭责任，也没有办法实现。
因此，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育儿照料，根本上还是要推动私领域的性别平等。
生育观是对生活与幸福观念的映射
於嘉：网络上关于生育的舆论与信息更大影响的是没有完成社会化的青少年。他们在一个没有非常成熟想法的情况下吸取各方观念，而每天刷到的不婚不育、丁克、一定要不生孩子的信息很有可能会塑造、强化他们的认知。前段时间我和另一个老师聊天，她的小朋友才 10 岁就非常坚定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因为会疼，打无痛也害怕，而不想结婚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想结婚。这就是周围群体和社交媒体对于观念的塑造，她还没有经历青春期、开始亲密关系，甚至也没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想，但不自觉已经接触到了非常多信息。像我们30 多岁的、非常成熟女性已经经历了很多，会讲出不结婚的种种理由，但一个 10 岁的小朋友，她还没有经历社会便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而对于婚姻与生育的解绑，非婚生育从政策上是可以更加宽容，但作用与影响非常小。生育和婚姻捆绑是观念上的，而非制度强加的。我们提出来，中国家庭是子女中心主义。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孩子一定需要爸爸和妈妈，一定要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长。中国人在观念上根本不认同非婚生育，即便政策规定改变，那影响的也只是非常少的部分群体。只是极少数想得非常清楚的女性愿意自己承担在婚姻之外生孩子的风险。但 99% 的人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非婚生育对于整体生育率影响微乎其微，我觉得不是制度或者政策阻拦这件事情，问题仍在观念与文化层面。
各个国家（地区）婚外生育的比例
图表来源：於嘉、何雨辰, 2024, 《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家庭特征的转变》，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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