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世界报登出特派记者Simon Leplâtre造访制琴名镇洛舍的报道说，中国钢琴市场崩溃，反映出中产阶级的困境。换言之，“我们宁可小心翼翼”是现在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心声。
《世界报》这篇报道写道，2024 年，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钢琴在中国的销量急剧下降。在中国的名琴之镇洛舍，生产商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一影响。
位于上海西部湖州市农村县城洛舍的小型钢琴厂 Girod 的姚老板和妻子决定在今年夏天停止生产。自 2024 年年初以来，订单骤减，库存激增。这对夫妇宁愿卖掉一些放在仓库中的琴键或其他配件，以等待更好的日子。去年，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但今年的销售情况真的很糟糕。我们的邻居已经倒闭了，就像洛舍镇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估计，已经有几十家制造商倒闭了。
长期以来，钢琴一直是中产阶级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甚至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钢琴市场。如今钢琴却成为普遍经济阴霾的牺牲品。事实上，自 2023 年初疫情解封以来，在房地产危机的背景下，消费从未真正回暖。家庭对未来失去信心，避免购买非必需品。其他变化对钢琴的影响尤为明显：自 2021 年教育改革以来，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就不再享有大学入学加分。
报道续称，今年年初，中国两家主要制造商海伦和珠江的情况向公众揭示了危机的严重程度。第一季度，这两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集团销售额同比下降了约 40%，并出现了亏损。27岁的邓淑柔（Deng Shurou音译）在上海教钢琴，她说：“我们看到情况很糟，但这位一年前离开公立学校自立门户的年轻女性并不后悔。事实上，聘用她的连锁学校罗兰音乐学校已于 7 月底破产。”
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学生。出生率下降、经济放缓、学校改革：她列举了种种不利因素，但尤其热衷于强调社会变化。“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外出度假或过周末。这意味着上课的时间减少了。很多孩子也因为不喜欢而辍学。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家长们更关注孩子们的感受”，这位老师说，她在自己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小公寓里教课，那里摆放着一架日本品牌的立式钢琴。为了维持生计，她还尝试过其他活动，比如在购物中心外摆摊卖珠宝。但都不太成功。
大城市里出了名的昂贵课程
报道接着举例说，40 岁的薇薇（她只提供了自己的名字）是那些对钢琴不感兴趣的父母中的一员。她犹豫了很久才放弃让 10 岁的女儿学钢琴。她解释说：“在我们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之后，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在一家书店的露台上，她的女儿坐在她身边，她的女儿身材苗条，为人低调，一直对乐器不太感兴趣。随着 2021 年教改，钢琴在学校不再有任何作用，她的作业越来越多”，她的母亲解释说。每天一小时的钢琴课实在太多了。现在她有时间运动和阅读了。
钱也是一个因素：四十五分钟 500 元人民币（63 欧元）的学费在大城市是出了名的昂贵，而且没有像法国音乐学院那样更实惠的公立系统。“我丈夫的收入不错，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更愿意谨慎行事。没有人不会被裁员”，薇薇说。她女儿的钢琴是五年前花 2 万元买的珠江钢琴，2024 年初以 5000 元的价格卖出。
报道指出，在洛舍这个工业区与稻田共存的农村小镇，价格低于三角钢琴的立式钢琴生产商受到的冲击最大。“三年前，我们的钢琴售价在 1 万元以上。今天，如果我们想卖掉这些钢琴，就必须卖到 7,000 或 8,000 元”，头发梳理整齐、身穿白色 T 恤的姚先生说。六年前，他接手了父亲三十年前开创的生意。他的父亲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一批接受德国专家培训的工人之一，当时德国专家在村里建立了一个生产中心。
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期间，中国曾将弹钢琴视为资产阶级行为，改革时代的中国允许一些人用毛泽东的继任者、经济自由化的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先富起来”。在全国各地，新富起来的人让他们的孩子去学小提琴和钢琴。
多样化或是出路
中国通过专业化实现了工业化。2014 年，洛舍被评为 “中国钢琴之城”。据中国乐器协会此前称，到 2020 年，该镇将拥有 114 家企业，4000 名员工，年产钢琴 5 万架。华普是当地的成功典范之一：公司成立于 1984 年，1997 年私有化，目前依靠产量和良好的声誉生存。
在工厂入口处，一名工人额头淌着汗水，正在组装一架黑色立式钢琴的琴键。一家音乐学校订购了 60 台钢琴。一位经理说：“但私人客户的销售量却急剧下降。” 她补充说：“我们的工人从 [2023 年] 的 100 人减少到了今年的 30 人。即便如此，其中仍有 15 名工人忙于制造家具。在没有钢琴订单的情况下，公司采取了多元化经营。”
报道表示，洛舍最好的乐器生产者唯一的希望是出口。六十多岁的梅阿武（Mei Awu音译）留着光头，耐心地将薄木片粘在框架上，形成三角钢琴的圆形框架。他的钢琴售价在 2 万至 3 万元之间，与邻居的入门级产品相比，他的钢琴受到的影响稍小，但他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普通中国人再也赚不到钱了”，他感叹道。这位从橱柜制造商转行而来的钢琴制造商现在有 30% 的作品销往国外，尤其是美国和东南亚，而两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0%。
《世界报》这篇报道最后说，钢琴曾让洛舍声名鹊起，如今却成了当地经济的负担。以至于政府决定驱逐所有工厂，以翻新工业区，将其提供给更有活力的企业。这就需要大家寻找新的空间。姚先生叹息道：“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们从没提过这个项目，但现在，钢琴制造商没有为市政府带来任何税收，所以他们想取代我们。不过，他并不准备出售自己的机器：如果销售回升，我们就准备重新开始生产。这是家族企业，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8月22日世界报登出特派记者Simon Leplâtre造访制琴名镇洛舍的报道说，中国钢琴市场崩溃，反映出中产阶级的困境。换言之，“我们宁可小心翼翼”是现在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心声。
《世界报》这篇报道写道，2024 年，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钢琴在中国的销量急剧下降。在中国的名琴之镇洛舍，生产商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一影响。
位于上海西部湖州市农村县城洛舍的小型钢琴厂 Girod 的姚老板和妻子决定在今年夏天停止生产。自 2024 年年初以来，订单骤减，库存激增。这对夫妇宁愿卖掉一些放在仓库中的琴键或其他配件，以等待更好的日子。去年，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但今年的销售情况真的很糟糕。我们的邻居已经倒闭了，就像洛舍镇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估计，已经有几十家制造商倒闭了。
长期以来，钢琴一直是中产阶级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甚至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钢琴市场。如今钢琴却成为普遍经济阴霾的牺牲品。事实上，自 2023 年初疫情解封以来，在房地产危机的背景下，消费从未真正回暖。家庭对未来失去信心，避免购买非必需品。其他变化对钢琴的影响尤为明显：自 2021 年教育改革以来，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就不再享有大学入学加分。
报道续称，今年年初，中国两家主要制造商海伦和珠江的情况向公众揭示了危机的严重程度。第一季度，这两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集团销售额同比下降了约 40%，并出现了亏损。27岁的邓淑柔（Deng Shurou音译）在上海教钢琴，她说：“我们看到情况很糟，但这位一年前离开公立学校自立门户的年轻女性并不后悔。事实上，聘用她的连锁学校罗兰音乐学校已于 7 月底破产。”
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学生。出生率下降、经济放缓、学校改革：她列举了种种不利因素，但尤其热衷于强调社会变化。“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外出度假或过周末。这意味着上课的时间减少了。很多孩子也因为不喜欢而辍学。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家长们更关注孩子们的感受”，这位老师说，她在自己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小公寓里教课，那里摆放着一架日本品牌的立式钢琴。为了维持生计，她还尝试过其他活动，比如在购物中心外摆摊卖珠宝。但都不太成功。
大城市里出了名的昂贵课程
报道接着举例说，40 岁的薇薇（她只提供了自己的名字）是那些对钢琴不感兴趣的父母中的一员。她犹豫了很久才放弃让 10 岁的女儿学钢琴。她解释说：“在我们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之后，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在一家书店的露台上，她的女儿坐在她身边，她的女儿身材苗条，为人低调，一直对乐器不太感兴趣。随着 2021 年教改，钢琴在学校不再有任何作用，她的作业越来越多”，她的母亲解释说。每天一小时的钢琴课实在太多了。现在她有时间运动和阅读了。
钱也是一个因素：四十五分钟 500 元人民币（63 欧元）的学费在大城市是出了名的昂贵，而且没有像法国音乐学院那样更实惠的公立系统。“我丈夫的收入不错，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更愿意谨慎行事。没有人不会被裁员”，薇薇说。她女儿的钢琴是五年前花 2 万元买的珠江钢琴，2024 年初以 5000 元的价格卖出。
报道指出，在洛舍这个工业区与稻田共存的农村小镇，价格低于三角钢琴的立式钢琴生产商受到的冲击最大。“三年前，我们的钢琴售价在 1 万元以上。今天，如果我们想卖掉这些钢琴，就必须卖到 7,000 或 8,000 元”，头发梳理整齐、身穿白色 T 恤的姚先生说。六年前，他接手了父亲三十年前开创的生意。他的父亲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一批接受德国专家培训的工人之一，当时德国专家在村里建立了一个生产中心。
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期间，中国曾将弹钢琴视为资产阶级行为，改革时代的中国允许一些人用毛泽东的继任者、经济自由化的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先富起来”。在全国各地，新富起来的人让他们的孩子去学小提琴和钢琴。
多样化或是出路
中国通过专业化实现了工业化。2014 年，洛舍被评为 “中国钢琴之城”。据中国乐器协会此前称，到 2020 年，该镇将拥有 114 家企业，4000 名员工，年产钢琴 5 万架。华普是当地的成功典范之一：公司成立于 1984 年，1997 年私有化，目前依靠产量和良好的声誉生存。
在工厂入口处，一名工人额头淌着汗水，正在组装一架黑色立式钢琴的琴键。一家音乐学校订购了 60 台钢琴。一位经理说：“但私人客户的销售量却急剧下降。” 她补充说：“我们的工人从 [2023 年] 的 100 人减少到了今年的 30 人。即便如此，其中仍有 15 名工人忙于制造家具。在没有钢琴订单的情况下，公司采取了多元化经营。”
报道表示，洛舍最好的乐器生产者唯一的希望是出口。六十多岁的梅阿武（Mei Awu音译）留着光头，耐心地将薄木片粘在框架上，形成三角钢琴的圆形框架。他的钢琴售价在 2 万至 3 万元之间，与邻居的入门级产品相比，他的钢琴受到的影响稍小，但他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普通中国人再也赚不到钱了”，他感叹道。这位从橱柜制造商转行而来的钢琴制造商现在有 30% 的作品销往国外，尤其是美国和东南亚，而两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0%。
《世界报》这篇报道最后说，钢琴曾让洛舍声名鹊起，如今却成了当地经济的负担。以至于政府决定驱逐所有工厂，以翻新工业区，将其提供给更有活力的企业。这就需要大家寻找新的空间。姚先生叹息道：“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们从没提过这个项目，但现在，钢琴制造商没有为市政府带来任何税收，所以他们想取代我们。不过，他并不准备出售自己的机器：如果销售回升，我们就准备重新开始生产。这是家族企业，我不能就这样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