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黄万里儿女回顾父辈反对三峡大坝的经历（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近日，重庆遭遇了八十年来的最大洪水，引发人们对三峡大坝溃坝的恐慌。说起三峡工程历史上曾有两员大将坚决反对兴建大坝，分别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和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以及黄万里的儿子黄观鸿，回顾了他们各自的父亲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反对派角色。 记者：黄观鸿先生，您是怎么了解到您父亲黄万里在三峡工程前期规划中的所见所闻呢？ 黄观鸿：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虽然没有与他长期住在一起，但是我经常在回北京的时候听他谈到三峡，我也看到他给江泽民的上书。他过世以后，我还研究了他的遗物，得到了关于他的信息。赵诚先生写了一本《长河孤旅》，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宝贵资料。另外，我的兄弟姐妹也经常谈论三峡。 2010到2016年间，我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网站建了个楼，名叫《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我们用数据说话，坚持了六七年，点击人次达六七百万。我退休以后，每天一有空就会研究三峡。我用谷歌地球探测江底深度的方式，研究长江三峡。 记者：李南央女士，您又是怎么了解到你父亲李锐当初的所见所闻的呢？ 李南央：1978年，我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可能错了，我父亲对了，所以萌生了去找我父亲的念头，后来就在大别山磨子潭的软禁地找到了他。他跟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峡，特别是讲他为什么那么倒霉，就是因为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后，他才给毛泽东当了秘书，所以那次他就把他倒霉之前所经历的三峡问题告诉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对此有了了解。 1979年1月，李锐才回到北京。刚到北京，他就又遇到了三峡问题，那时候领导又吵着让三峡上马。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房子，我当时就陪着我父亲在水电部招待所住，人来人往地来找他的都是为了三峡，所以我对于三峡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 记者：您父亲李锐当年没能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您能简单讲讲这背后的政治斗争吗？ 李南央：（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为了不让我父亲参加，所以也没让（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的水利专家）林一山参加，但是林一山当年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让他参加也没有用。钱正英就以这个借口把李锐挡在了门外，简单说就是不自信。如果李锐当初能参加，他就一定要把那些想让三峡工程上马的共产党官员全给驳倒。 记者：黄观鸿先生，您能讲讲您父亲经历的政治斗争吗？ 黄观鸿：我父亲早就被排斥在外面了。虽然他“右派”的帽子已经被摘了，但是他们绝对不敢让我父亲去参加论证的，刚才李南央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真理不怕见阳光，谬论才怕见阳光，他们根本禁不起辩论嘛。 记者：李南央女士，为什么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和高层机关干部如此相信“高峡出平湖”，完全无视防洪的基本原理？ 李南央：因为中国文化是君臣文化，皇上这么说，臣子就得连连叫好。 记者：黄先生，您的看法呢？ 黄观鸿：关于这个问题，领导当初应该也能够听到下面的议论。长江三峡工程有十多个评估组，包括移民评估组和水库容量评估组，而这两个评估组的数据就不一样。一个评估组就说，高峡出平湖，175米再加2米等于177米，设一条红线。从三峡大坝三斗坪沿着长江六百公里往上游拉，画一条177米的红线，声称这就是移民线，这条红线以下的居民都要搬家。 然而泥沙组却试图说明，三峡水库蓄上水后，泥沙不会沉淀，是会被冲下去的。水需要有水力坡度，这样才能把泥沙冲走。 移民组就是要“高峡出平湖”，而泥沙组却要“高峡出斜湖”。他们就在打架，领导能不知道吗？但他们最后还是说“高峡出平湖”嘛。这根本不是科学事实，而是政治工程。 记者：李南央女士，回到1992年，中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2633名代表在表决三峡工程时，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反对、弃权或未按表决器，创下了人大表决的历史记录。您还记得表决结果出来后，您父亲有何反应吗？ 李南央：我父亲就在住所后面的一条非常窄的夹道里徘徊，感叹“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我当时人已经在国外，就用不着那么切齿了。但当我们后来春节回去探亲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女儿说：“你记着啊，我看不到三峡大坝（出事的）那一天了。到时候出了事你要记着，你的外公是至死反对三峡工程的。
李锐黄万里儿女回顾父辈反对三峡大坝的经历（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近日，重庆遭遇了八十年来的最大洪水，引发人们对三峡大坝溃坝的恐慌。说起三峡工程历史上曾有两员大将坚决反对兴建大坝，分别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和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以及黄万里的儿子黄观鸿，回顾了他们各自的父亲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反对派角色。
记者：黄观鸿先生，您是怎么了解到您父亲黄万里在三峡工程前期规划中的所见所闻呢？
黄观鸿：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虽然没有与他长期住在一起，但是我经常在回北京的时候听他谈到三峡，我也看到他给江泽民的上书。他过世以后，我还研究了他的遗物，得到了关于他的信息。赵诚先生写了一本《长河孤旅》，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宝贵资料。另外，我的兄弟姐妹也经常谈论三峡。
2010到2016年间，我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网站建了个楼，名叫《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我们用数据说话，坚持了六七年，点击人次达六七百万。我退休以后，每天一有空就会研究三峡。我用谷歌地球探测江底深度的方式，研究长江三峡。
记者：李南央女士，您又是怎么了解到你父亲李锐当初的所见所闻的呢？
李南央：1978年，我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可能错了，我父亲对了，所以萌生了去找我父亲的念头，后来就在大别山磨子潭的软禁地找到了他。他跟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峡，特别是讲他为什么那么倒霉，就是因为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后，他才给毛泽东当了秘书，所以那次他就把他倒霉之前所经历的三峡问题告诉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对此有了了解。
1979年1月，李锐才回到北京。刚到北京，他就又遇到了三峡问题，那时候领导又吵着让三峡上马。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房子，我当时就陪着我父亲在水电部招待所住，人来人往地来找他的都是为了三峡，所以我对于三峡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
记者：您父亲李锐当年没能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您能简单讲讲这背后的政治斗争吗？
李南央：（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为了不让我父亲参加，所以也没让（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的水利专家）林一山参加，但是林一山当年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让他参加也没有用。钱正英就以这个借口把李锐挡在了门外，简单说就是不自信。如果李锐当初能参加，他就一定要把那些想让三峡工程上马的共产党官员全给驳倒。
记者：黄观鸿先生，您能讲讲您父亲经历的政治斗争吗？
黄观鸿：我父亲早就被排斥在外面了。虽然他“右派”的帽子已经被摘了，但是他们绝对不敢让我父亲去参加论证的，刚才李南央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真理不怕见阳光，谬论才怕见阳光，他们根本禁不起辩论嘛。
记者：李南央女士，为什么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和高层机关干部如此相信“高峡出平湖”，完全无视防洪的基本原理？
李南央：因为中国文化是君臣文化，皇上这么说，臣子就得连连叫好。
记者：黄先生，您的看法呢？
黄观鸿：关于这个问题，领导当初应该也能够听到下面的议论。长江三峡工程有十多个评估组，包括移民评估组和水库容量评估组，而这两个评估组的数据就不一样。一个评估组就说，高峡出平湖，175米再加2米等于177米，设一条红线。从三峡大坝三斗坪沿着长江六百公里往上游拉，画一条177米的红线，声称这就是移民线，这条红线以下的居民都要搬家。
然而泥沙组却试图说明，三峡水库蓄上水后，泥沙不会沉淀，是会被冲下去的。水需要有水力坡度，这样才能把泥沙冲走。
移民组就是要“高峡出平湖”，而泥沙组却要“高峡出斜湖”。他们就在打架，领导能不知道吗？但他们最后还是说“高峡出平湖”嘛。这根本不是科学事实，而是政治工程。
记者：李南央女士，回到1992年，中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2633名代表在表决三峡工程时，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反对、弃权或未按表决器，创下了人大表决的历史记录。您还记得表决结果出来后，您父亲有何反应吗？
李南央：我父亲就在住所后面的一条非常窄的夹道里徘徊，感叹“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我当时人已经在国外，就用不着那么切齿了。但当我们后来春节回去探亲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女儿说：“你记着啊，我看不到三峡大坝（出事的）那一天了。到时候出了事你要记着，你的外公是至死反对三峡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