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鸟瞰连接中国深圳与香港落马洲的一座桥梁。
在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亚变异株变得传染性更强，而毒性类似流感病毒之际，中共当局仍坚持强硬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广东深圳市近日疫情复燃，当局下令深圳百强企业实行园区（厂区）封闭运行。
据报道，深圳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的通知明列，督导华为、中兴、中芯、比亚迪、富士康、中海油、迈瑞、大疆等深圳工业百强企业，从7月24日起对园区（厂区）封闭运行7天，减少非必要人员外出。企业员工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必须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上岗等。另一些企业则要求员工在家办公，并进行检测。
今年3月深圳复发疫情后，一些企业的工业园区也实行过封闭式管理，确保防疫及安全生产同时进行。
路透社表示，深圳市政府没有回应要求置评的请求。
生产苹果手机的台湾代工巨头富士康表示，目前富士康深圳园区内运营“正常”，将遵照政府防疫要求做好工作场所、住所两点一线闭环管理，凭24小时核酸检测记录进出园区。
中国大陆星期一报告101起新增本地感染、49起输入感染。作为有近1800万人口的中国科技重镇深圳，周一报告8起感染、13起无症状感染。深圳周日报告新增21起感染，周六则是19起。
深圳当局从7月15日起一直试图扑灭这次疫情的复燃，依照北京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强化市民核酸检测。
中国最重要经济中心的上海在今年4、5月的严厉“封城”过程中，也试图以“封闭运行”的方式维持工厂开工，但是企业表示这种安排造成诸多的困难。
由于包括上海等地的经济活动受到严厉封控防疫的严重阻断，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锐降到两年半前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年增只有0.4%，较第一季的4.8%大幅下滑，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无法达到政府5.5%的目标。
深圳在今年3月疫情复燃时，没有下令采取全城封城，而是采取历时一周的所谓“慢生活”方式，封闭被定位高风险区的居民小区，市民接受几轮检测，基本上呆在家里，每户只允许一人几天出去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
中国坚持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要求大规模强检、快速封城和旅行限制。这种做法对经济活动及民众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清零”防疫政策作为他执政的标志和基本国策，以显示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所谓的制度优越。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演变成类似流感病毒的程度，传染性极强但毒性大大降低，而且全球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逐步放开，但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仍旧不为所动，坚持实施破坏力巨大的“清零”防疫政策。
外企"润"潮起 在华日企数量创十年新低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数量创下10年新低
根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的调查显示，截止今年六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万2706家，数量创过去10年新低。分析指，除了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严格隔离政策造成供应链中断外，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在华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增高。
日本共同社引用帝国数据库（Teikoku Databank）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上半年，在华的日企为1万2706家，与疫情蔓延初期的2020年2月调查相比，日企减少了940家，约7%。
进一步观察撤离的城市，上海减少272家，减少数量在各地区中也居首，广东居次。“上海从今年3月下旬起实施了约2个月的封控，零部件供应迟滞等因素给日本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共同社指出。
日本政府补贴日企撤离中国 在华投资政治风险增
早在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曾报导，日本政府正协助企业撤回日本。首轮仅90间企业申请补助，但是第二轮却涌入了1670间在华日本企业申请。《日经》指出，“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在中国设厂的吸引力早已大不如前，加上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让不少日本企业就算没有补助也要离开中国”。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除了疫情累积的长期趋势外，包括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像西方原先想的自由、开放，外企期待的是希望疫情常态化，让工人、企业正常营运。
资料图片：2020 年 5 月 13 日，日本气动工程公司 SMC 的一名员工站在北京一家工厂生产的呼吸机零件的展示附近。（美联社）
王宏仁：“经济方面的成本当然是因为疫情，或说现在日中关系紧张，或说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态势。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长期在中国商业和贸易发展，是相当不稳定。”
王宏仁认为，疫情毕竟只是短暂因素，中国如何去营造与维护国内投资市场，清零政策只是其中一项。中国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关系不好，这些国家也意识到经济不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背后还是有很大的全球策略推动，必须从政治层面做政策考量。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陈文甲告诉本台，日企陆续从中国撤离，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去中国化，弱化中国经济霸权有关。
陈文甲说，“ 《香港国安法》还有疫情，以及美国IPEF三个层面，弱化中国供应链有关；当然中国也会用‘一带一路’来反制。”
外企纷传出走 减少对中国依赖
除了日企之外，彭博社今年5月报导，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21家在华美企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减少或推迟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此外，近6成的公司在最新一波疫情爆发后，下调他们在今年的收入预测。
美国之音今年4月报导，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对大家都是好事。”他还说，中国需要做全球贸易系统中与其他国家共享价值观的一员，但不知道这是否会实现。
资料照：鸟瞰连接中国深圳与香港落马洲的一座桥梁。
在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亚变异株变得传染性更强，而毒性类似流感病毒之际，中共当局仍坚持强硬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广东深圳市近日疫情复燃，当局下令深圳百强企业实行园区（厂区）封闭运行。
据报道，深圳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的通知明列，督导华为、中兴、中芯、比亚迪、富士康、中海油、迈瑞、大疆等深圳工业百强企业，从7月24日起对园区（厂区）封闭运行7天，减少非必要人员外出。企业员工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必须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上岗等。另一些企业则要求员工在家办公，并进行检测。
今年3月深圳复发疫情后，一些企业的工业园区也实行过封闭式管理，确保防疫及安全生产同时进行。
路透社表示，深圳市政府没有回应要求置评的请求。
生产苹果手机的台湾代工巨头富士康表示，目前富士康深圳园区内运营“正常”，将遵照政府防疫要求做好工作场所、住所两点一线闭环管理，凭24小时核酸检测记录进出园区。
中国大陆星期一报告101起新增本地感染、49起输入感染。作为有近1800万人口的中国科技重镇深圳，周一报告8起感染、13起无症状感染。深圳周日报告新增21起感染，周六则是19起。
深圳当局从7月15日起一直试图扑灭这次疫情的复燃，依照北京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强化市民核酸检测。
中国最重要经济中心的上海在今年4、5月的严厉“封城”过程中，也试图以“封闭运行”的方式维持工厂开工，但是企业表示这种安排造成诸多的困难。
由于包括上海等地的经济活动受到严厉封控防疫的严重阻断，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锐降到两年半前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年增只有0.4%，较第一季的4.8%大幅下滑，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无法达到政府5.5%的目标。
深圳在今年3月疫情复燃时，没有下令采取全城封城，而是采取历时一周的所谓“慢生活”方式，封闭被定位高风险区的居民小区，市民接受几轮检测，基本上呆在家里，每户只允许一人几天出去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
中国坚持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要求大规模强检、快速封城和旅行限制。这种做法对经济活动及民众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清零”防疫政策作为他执政的标志和基本国策，以显示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所谓的制度优越。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演变成类似流感病毒的程度，传染性极强但毒性大大降低，而且全球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逐步放开，但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仍旧不为所动，坚持实施破坏力巨大的“清零”防疫政策。
外企"润"潮起 在华日企数量创十年新低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数量创下10年新低
根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的调查显示，截止今年六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万2706家，数量创过去10年新低。分析指，除了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严格隔离政策造成供应链中断外，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在华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增高。
日本共同社引用帝国数据库（Teikoku Databank）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上半年，在华的日企为1万2706家，与疫情蔓延初期的2020年2月调查相比，日企减少了940家，约7%。
进一步观察撤离的城市，上海减少272家，减少数量在各地区中也居首，广东居次。“上海从今年3月下旬起实施了约2个月的封控，零部件供应迟滞等因素给日本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共同社指出。
日本政府补贴日企撤离中国 在华投资政治风险增
早在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曾报导，日本政府正协助企业撤回日本。首轮仅90间企业申请补助，但是第二轮却涌入了1670间在华日本企业申请。《日经》指出，“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在中国设厂的吸引力早已大不如前，加上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让不少日本企业就算没有补助也要离开中国”。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除了疫情累积的长期趋势外，包括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像西方原先想的自由、开放，外企期待的是希望疫情常态化，让工人、企业正常营运。
资料图片：2020 年 5 月 13 日，日本气动工程公司 SMC 的一名员工站在北京一家工厂生产的呼吸机零件的展示附近。（美联社）
王宏仁：“经济方面的成本当然是因为疫情，或说现在日中关系紧张，或说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态势。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长期在中国商业和贸易发展，是相当不稳定。”
王宏仁认为，疫情毕竟只是短暂因素，中国如何去营造与维护国内投资市场，清零政策只是其中一项。中国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关系不好，这些国家也意识到经济不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背后还是有很大的全球策略推动，必须从政治层面做政策考量。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陈文甲告诉本台，日企陆续从中国撤离，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去中国化，弱化中国经济霸权有关。
陈文甲说，“ 《香港国安法》还有疫情，以及美国IPEF三个层面，弱化中国供应链有关；当然中国也会用‘一带一路’来反制。”
外企纷传出走 减少对中国依赖
除了日企之外，彭博社今年5月报导，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21家在华美企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减少或推迟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此外，近6成的公司在最新一波疫情爆发后，下调他们在今年的收入预测。
美国之音今年4月报导，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对大家都是好事。”他还说，中国需要做全球贸易系统中与其他国家共享价值观的一员，但不知道这是否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