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此次会议因被边缘化多年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出席备受媒体关注。
会议召开前，市场普遍预期中央会释放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红利，然而从官媒的反映来看并非如此，股市第二天甚至出现了暴跌，直接给习近平讲话的沽名钓誉老生常谈打出差评。值得一提的是，除工业斯巴达类民企大佬外，一些新兴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幻方量化创始人梁文锋、民营卫星公司银河航天董事长徐鸣等出席会议，引发社交平台对人工智能“六小龙”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的热议。
网友@杨峰发帖说：作为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招商引资的公司之一，我真的觉得，杭州不成功，就没天理了：1，整个入驻过程、补贴申请过程，没吃过一顿饭，没喝过一次酒，没送过一根烟，透明，高效，给擅长干活而不擅长应酬的很多老板提供了最舒服的交流方式：2，房子帮你找好，房租减半；答应你的政府补助按约定时间自动打款，直接到账。3，事办完，政府部门的人就消失了，从来不烦你，从不对你指手画脚，从不来你公司参观一下，对接人的角色就是：有事你找我，第一时间给你办，没事就自动消失。4，最重要的：杭州市是禁止远洋捕捞的，任何外地衙门到杭州办案，必须报备获批，必须有地方副局长级陪同才能办案。在人心煌煌的年代，这条太牛逼了！
一篇题为《杭州为什么难以追赶？》的网文这样写道：…一座城市的成功，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更关键的是，未来哪一个产业能实现创新突破，是事先难以预料的。回头来看，杭州能成为“数字经济第一城”，与其说是当初多有远见，不如说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杭州过去产业基础薄弱，制造业远不及本省的宁波，再加上离上海太近而难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干脆放任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哪怕是小微企业，杭州也都给钱给地给政策，像当年阿里巴巴在杭州创业，不用担心受到政策歧视。在对小微企业的服务上，杭州是公认的“大市场，小政府”。2021年底，我一位朋友将公司迁出杭州，搬到苏州，因为苏州相关的产业聚集度更高。在变更注册地的过程中，杭州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来询问：为何要迁离杭州？是不是经营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的话，可以申请房租补贴。他后来感叹：“我们只是一家几乎不可能对当地税收和就业有任何贡献的自媒体而已，尚且能得到如此待遇，更何况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公司了。很多城市在引进企业时，偏好大企业（最好是“500强”），不但政绩好看，税收也多，杭州这样看似费力，但事实证明，当这些小微企业大量涌现，自发形成的生态，具有无限蓬勃的生机，因为它不像跨国公司或国企那样，只是碰巧放在某个城市，而是和杭州本地的营商、产业环境和城市社会形成有机的结合，并且能源源不断地催生新的创新机会。2021年，杭州IPO宗数48家，超过深圳（46家）、广州（23家），相当于南京（14家）、宁波（13家）、武汉（7家）、济南（7家）、厦门（7家）5个副省级城市的总和。
现在世人的目光聚焦于“六小龙”，但实际上，且不说“六小龙”只是现在新兴的尖端部分，即便是早已做大做强的阿里系，对杭州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也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大。即便把字节跳动在杭州的大量布局包括在内，仍然只是杭州经济的冰山一角。杭州的经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并不只有电子商务，IT行业的网易、华三通信、海康威视、大华、宇视、恒生电子、同花顺：医药的通策、泰格、华东、青春宝；传统制造业的万向、传化、吉利、荣盛、福斯特；食品饮料行业的农夫山泉、娃哈哈.....都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龙头。虽然这些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么耀眼，但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突破出现在哪里。
如果把城市经济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真正繁盛有活力的生物群落势必是动态演替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只要添加一个新物种，整个系统便会产生惊人的连锁反应。由于无人能预料到下一个风口，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有形之手”积极干预，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因为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中，试图掌控整个系统往某个确定的方向走，都是不现实的，最可取的是尽可能地确保开放性，让新物种得以涌现。
杭州这些年开始被称作“中国硅谷”，但如果看美国硅谷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那是一段前途未卜的航程，因为新生事物都是高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些初创企业能长成什么样，甚至完全看不懂它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扶持，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初创企业的融资机制，使得那些勇于创新的“怪人”也能在金融系统中获得风险资本。初创企业的风险很高，他们所需要的，除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获得融资之外，就是法治的保障，能够容许他们自由生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确实难以追赶，因为真正难的不是它在某个产业领域“做对了什么”，而是它长久以来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创新企业。要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活力，唯有释放人的活力，解放民间自组织的创造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对政府来说，知道何时“无为”，比过度“有为”更重要。尊重市场，充分释放人的创造性。
最后就用 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节目，梁文峰说：“创新需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和管理，让每个人有自由的空间和试错的机会。创新往往都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来的”。
2月17日，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此次会议因被边缘化多年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出席备受媒体关注。
会议召开前，市场普遍预期中央会释放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红利，然而从官媒的反映来看并非如此，股市第二天甚至出现了暴跌，直接给习近平讲话的沽名钓誉老生常谈打出差评。值得一提的是，除工业斯巴达类民企大佬外，一些新兴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幻方量化创始人梁文锋、民营卫星公司银河航天董事长徐鸣等出席会议，引发社交平台对人工智能“六小龙”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的热议。
网友@杨峰发帖说：作为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招商引资的公司之一，我真的觉得，杭州不成功，就没天理了：1，整个入驻过程、补贴申请过程，没吃过一顿饭，没喝过一次酒，没送过一根烟，透明，高效，给擅长干活而不擅长应酬的很多老板提供了最舒服的交流方式：2，房子帮你找好，房租减半；答应你的政府补助按约定时间自动打款，直接到账。3，事办完，政府部门的人就消失了，从来不烦你，从不对你指手画脚，从不来你公司参观一下，对接人的角色就是：有事你找我，第一时间给你办，没事就自动消失。4，最重要的：杭州市是禁止远洋捕捞的，任何外地衙门到杭州办案，必须报备获批，必须有地方副局长级陪同才能办案。在人心煌煌的年代，这条太牛逼了！
一篇题为《杭州为什么难以追赶？》的网文这样写道：…一座城市的成功，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更关键的是，未来哪一个产业能实现创新突破，是事先难以预料的。回头来看，杭州能成为“数字经济第一城”，与其说是当初多有远见，不如说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杭州过去产业基础薄弱，制造业远不及本省的宁波，再加上离上海太近而难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干脆放任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哪怕是小微企业，杭州也都给钱给地给政策，像当年阿里巴巴在杭州创业，不用担心受到政策歧视。在对小微企业的服务上，杭州是公认的“大市场，小政府”。2021年底，我一位朋友将公司迁出杭州，搬到苏州，因为苏州相关的产业聚集度更高。在变更注册地的过程中，杭州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来询问：为何要迁离杭州？是不是经营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的话，可以申请房租补贴。他后来感叹：“我们只是一家几乎不可能对当地税收和就业有任何贡献的自媒体而已，尚且能得到如此待遇，更何况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公司了。很多城市在引进企业时，偏好大企业（最好是“500强”），不但政绩好看，税收也多，杭州这样看似费力，但事实证明，当这些小微企业大量涌现，自发形成的生态，具有无限蓬勃的生机，因为它不像跨国公司或国企那样，只是碰巧放在某个城市，而是和杭州本地的营商、产业环境和城市社会形成有机的结合，并且能源源不断地催生新的创新机会。2021年，杭州IPO宗数48家，超过深圳（46家）、广州（23家），相当于南京（14家）、宁波（13家）、武汉（7家）、济南（7家）、厦门（7家）5个副省级城市的总和。
现在世人的目光聚焦于“六小龙”，但实际上，且不说“六小龙”只是现在新兴的尖端部分，即便是早已做大做强的阿里系，对杭州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也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大。即便把字节跳动在杭州的大量布局包括在内，仍然只是杭州经济的冰山一角。杭州的经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并不只有电子商务，IT行业的网易、华三通信、海康威视、大华、宇视、恒生电子、同花顺：医药的通策、泰格、华东、青春宝；传统制造业的万向、传化、吉利、荣盛、福斯特；食品饮料行业的农夫山泉、娃哈哈.....都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龙头。虽然这些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么耀眼，但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突破出现在哪里。
如果把城市经济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真正繁盛有活力的生物群落势必是动态演替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只要添加一个新物种，整个系统便会产生惊人的连锁反应。由于无人能预料到下一个风口，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有形之手”积极干预，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因为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中，试图掌控整个系统往某个确定的方向走，都是不现实的，最可取的是尽可能地确保开放性，让新物种得以涌现。
杭州这些年开始被称作“中国硅谷”，但如果看美国硅谷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那是一段前途未卜的航程，因为新生事物都是高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些初创企业能长成什么样，甚至完全看不懂它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扶持，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初创企业的融资机制，使得那些勇于创新的“怪人”也能在金融系统中获得风险资本。初创企业的风险很高，他们所需要的，除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获得融资之外，就是法治的保障，能够容许他们自由生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确实难以追赶，因为真正难的不是它在某个产业领域“做对了什么”，而是它长久以来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创新企业。要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活力，唯有释放人的活力，解放民间自组织的创造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对政府来说，知道何时“无为”，比过度“有为”更重要。尊重市场，充分释放人的创造性。
最后就用 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节目，梁文峰说：“创新需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和管理，让每个人有自由的空间和试错的机会。创新往往都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