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恩（音）捧着装有父亲遗骸的小木盒。就在两个月前，他无助地握紧父亲虚弱的手，看着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切肤之痛至今仍在。他哭了。但没有多少时间或空间可供刘培恩哀悼。他说，武汉官员坚持要陪同他前往殡仪馆，并在他身边焦虑地等待。他说后来他们又跟着他去了墓地，看他葬下自己的父亲。刘培恩看到其中一名陪同人员给葬礼拍了照，葬礼仅用了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
“我父亲为国为党贡献了一辈子，”在金融业工作、现年44岁的刘培恩在电话中说。“最后落到被人监控。”
刘培恩的父母刘偶清和闫丽方。刘父在武汉一家医院做常规检查时感染上新冠病毒。 LIU PEI’EN
几个月来，在国内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居民一直被告知不能取回死去亲人的骨灰。现在当局称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官员们正敦促亲属迅速而安静地埋葬死者，因为人们对真实的死亡人数产生了怀疑，此外官员还在压制网上关于死亡人数的讨论。
中国在周五公布的冠状病毒病亡统计为3322人，但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暗示实际的数字应该更高。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都表示，CIA几周来一直警告白宫，中国对疫情的统计存在严重的少报。
就在中国试图控制叙事之际，在这场大流行的起始地武汉，警方已经受命在微信上解散由冠状病毒遇难者亲属建立的群组。政府审查人员删除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其中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死者亲属们在殡仪馆排队领取骨灰的场面。悲痛的家属们称，官员给刘培恩这样的死者亲属安排了陪同人，在他们挑选墓地、领取亲人骨灰并下葬的时候跟随他们。
“死了以后你的尊严在哪儿？”刘培恩问道。“哪儿有人性啊？”
中共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大规模聚集引发新的疫情。但其严格管控似乎是一场避免痛苦和愤怒爆发的全面行动的一部分，这些情绪可能成为一种本能提醒，让人们想起共产党在疫情暴发早期的失误和掩盖企图。同样是这些关于亡故的的公开展示或讨论，也可能引发对中国统计死亡人数方式的质疑。
武汉占了中国感染总数的近三分之二，死亡人数占比则超过四分之三。但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医务工作者称由于缺乏检测试剂盒，许多死于冠状病毒的病例没有被统计。
最近，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财新》的一篇报道援引了一名货车司机的话，他说自己要把数千个骨灰盒送到汉口殡仪馆存放，那是武汉八家殡仪馆之一。虽然这些数字让人对死亡规模产生了怀疑，但尚不清楚这些骨灰盒是仅仅为冠状病毒死者准备的，还是有更广泛的用途。
中国政府称其对境内疫情的规模一直是公开和透明的。但共产党也希望严密安排悼念和缅怀疫情遇难者的方式。它称这些死者是在抗击疾病的蔓延中牺牲的烈士和同胞，而不是疫情的受害者。
刘培恩带着他父亲的骨灰。骨灰装在一个装饰着白鹤和松树的木盒里。 LIU PEI’EN
政府表示将在周六举行全国默哀，这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个祭奠祖先的日子。所有活动将停止，全国降半旗，从上午10点开始拉警报并鸣笛三分钟。
默哀可能并不足以安抚武汉的许多家庭，政府试图控制悲痛的做法激怒了他们。
有人要求政府拿出公义和责任，希望他们的亲人不会白白死去。政府在2月已经将两名地方高级官员撤职，原因可能是他们拙劣的初期应对，但尚未表示是否会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我一定要个说法，”50岁的武汉人张海说，他的父亲张立发在医院感染了冠状病毒后去世。他想知道为什么官员们花了几周时间才告知公众病毒可能人传人。“不然的话，我无法向我父亲交代。”
张海的父亲张立发年轻时的照片。张父曾参与中国的核武项目，因暴露于辐射而出现长期健康问题。 ZHANG HAI
其他居民试图寻找各自的方式，通过一些小规模的临时办法来私下悼念亲人。
23岁的玛丽亚·马（音）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设计老师，她知道祖父会希望一家人在一个大棚里为他守丧，亲戚们在那里守夜，朋友们在那里烧香。
但在他和祖母1月份去世后，他的愿望无法实现了。相反，他们的遗体很快被运走并火化。
由于武汉已经封城，马女士和她的家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他们按照习俗烧“冥币”，一叠叠印成钱币形状的纸可以确保亲人在离世后有足够的钱花。在祖父去世后的第49天，马女士的家人还按习俗剪了发。
尽管如此，她说，她的家庭仍因为无法办一场像样的葬礼而深感内疚。
“我们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事儿怎么会到我家？’”马女士在电话中说。“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最近几天，随着中国官方新增病例的减少，武汉当局开始着手处理善后事宜。官员们已经向疫情期间死亡的人——无论死因为何——的家属支付了约420美元的费用。冠状病毒死者的亲属还可以得到30%的墓地购买折扣和免费火化服务。
包括彭邦文在内的一些人发现，这些资助并不能解决病毒带来的、在人死后还继续蔓延的污名。
彭邦文想把2月初去世的父亲彭安东葬在武汉郊外的老家。但村里的官员拒绝了他，称他们不希望冠状病毒患者的遗体被葬在当地。
“不管是说平平淡淡的也好，或者说风风光光的大葬也好，我都希望这件事情所能够尽量的早点结束，”32岁的彭邦文在电话中说，他在武汉一家酒店工作。“因为毕竟于我于他都觉得还是太残酷了。”
还有一些人也和埋葬了父亲的金融从业者刘培恩一样，难以接受亲人的亡故。
刘培恩的父亲刘偶清是名受人尊敬的党员，有着作为公务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显赫地位，最近几年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刘父对11岁的孙女也宠爱有加。
武汉扁担山墓园。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今年1月，刘父去武汉一家医院做常规检查。在那里，他感染上了冠状病毒。
刘培恩装扮成病人潜进了医院，他说父亲勇敢地与病毒搏斗，但知道自己大限已至。父亲要他去看看床边的抽屉，那里有他的财务记录和孙女最喜欢的菜的食谱。
1月29日，刘父在儿子的陪伴下离世。
悲痛欲绝的刘培恩请来一位佛教僧人，在庙里举行了一场仪式以超度父亲的亡灵。有时在夜晚，刘培恩会静静地为父亲念诵佛经。
上个月底，他接到当局电话，通知他准备下葬。
刘培恩被指派了两名官员陪同，一名来自他父亲的单位，另一位则是当地的社区工作者，他们说是来提供支持的。上周，他们伴随他前往位于城市西南的扁担山墓园。他选了最贵的朝南墓地，背后是群山，其下有湖泊。花了14000美元。
他们在两天后举行了葬礼。父亲的空白墓碑基石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墓地位置：24排，19号。墓碑要随后才运到。
“就像没有大门的屋子，”刘培恩说。他用马克笔在基石顶上写下了父亲的名字。
刘培恩父亲刘偶清的墓地。 LIU PEI’EN
葬礼结束后，官员们要求家属签署一张表格，证明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刘培恩回到了公墓。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父亲墓前待了一个小时。“要他等妈妈和我，”他告诉父亲，“我们到时候一起来新家一起住。”
刘培恩说他不会停止向政府施压，要他们惩罚最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并向遇难者家属做出公正的赔偿。
“我下葬了难道我就完了吗？”他说。“没完的，没完没了的。”
刘培恩（音）捧着装有父亲遗骸的小木盒。就在两个月前，他无助地握紧父亲虚弱的手，看着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切肤之痛至今仍在。他哭了。但没有多少时间或空间可供刘培恩哀悼。他说，武汉官员坚持要陪同他前往殡仪馆，并在他身边焦虑地等待。他说后来他们又跟着他去了墓地，看他葬下自己的父亲。刘培恩看到其中一名陪同人员给葬礼拍了照，葬礼仅用了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
“我父亲为国为党贡献了一辈子，”在金融业工作、现年44岁的刘培恩在电话中说。“最后落到被人监控。”
刘培恩的父母刘偶清和闫丽方。刘父在武汉一家医院做常规检查时感染上新冠病毒。 LIU PEI’EN
几个月来，在国内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居民一直被告知不能取回死去亲人的骨灰。现在当局称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官员们正敦促亲属迅速而安静地埋葬死者，因为人们对真实的死亡人数产生了怀疑，此外官员还在压制网上关于死亡人数的讨论。
中国在周五公布的冠状病毒病亡统计为3322人，但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暗示实际的数字应该更高。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都表示，CIA几周来一直警告白宫，中国对疫情的统计存在严重的少报。
就在中国试图控制叙事之际，在这场大流行的起始地武汉，警方已经受命在微信上解散由冠状病毒遇难者亲属建立的群组。政府审查人员删除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其中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死者亲属们在殡仪馆排队领取骨灰的场面。悲痛的家属们称，官员给刘培恩这样的死者亲属安排了陪同人，在他们挑选墓地、领取亲人骨灰并下葬的时候跟随他们。
“死了以后你的尊严在哪儿？”刘培恩问道。“哪儿有人性啊？”
中共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大规模聚集引发新的疫情。但其严格管控似乎是一场避免痛苦和愤怒爆发的全面行动的一部分，这些情绪可能成为一种本能提醒，让人们想起共产党在疫情暴发早期的失误和掩盖企图。同样是这些关于亡故的的公开展示或讨论，也可能引发对中国统计死亡人数方式的质疑。
武汉占了中国感染总数的近三分之二，死亡人数占比则超过四分之三。但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医务工作者称由于缺乏检测试剂盒，许多死于冠状病毒的病例没有被统计。
最近，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财新》的一篇报道援引了一名货车司机的话，他说自己要把数千个骨灰盒送到汉口殡仪馆存放，那是武汉八家殡仪馆之一。虽然这些数字让人对死亡规模产生了怀疑，但尚不清楚这些骨灰盒是仅仅为冠状病毒死者准备的，还是有更广泛的用途。
中国政府称其对境内疫情的规模一直是公开和透明的。但共产党也希望严密安排悼念和缅怀疫情遇难者的方式。它称这些死者是在抗击疾病的蔓延中牺牲的烈士和同胞，而不是疫情的受害者。
刘培恩带着他父亲的骨灰。骨灰装在一个装饰着白鹤和松树的木盒里。 LIU PEI’EN
政府表示将在周六举行全国默哀，这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个祭奠祖先的日子。所有活动将停止，全国降半旗，从上午10点开始拉警报并鸣笛三分钟。
默哀可能并不足以安抚武汉的许多家庭，政府试图控制悲痛的做法激怒了他们。
有人要求政府拿出公义和责任，希望他们的亲人不会白白死去。政府在2月已经将两名地方高级官员撤职，原因可能是他们拙劣的初期应对，但尚未表示是否会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我一定要个说法，”50岁的武汉人张海说，他的父亲张立发在医院感染了冠状病毒后去世。他想知道为什么官员们花了几周时间才告知公众病毒可能人传人。“不然的话，我无法向我父亲交代。”
张海的父亲张立发年轻时的照片。张父曾参与中国的核武项目，因暴露于辐射而出现长期健康问题。 ZHANG HAI
其他居民试图寻找各自的方式，通过一些小规模的临时办法来私下悼念亲人。
23岁的玛丽亚·马（音）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设计老师，她知道祖父会希望一家人在一个大棚里为他守丧，亲戚们在那里守夜，朋友们在那里烧香。
但在他和祖母1月份去世后，他的愿望无法实现了。相反，他们的遗体很快被运走并火化。
由于武汉已经封城，马女士和她的家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他们按照习俗烧“冥币”，一叠叠印成钱币形状的纸可以确保亲人在离世后有足够的钱花。在祖父去世后的第49天，马女士的家人还按习俗剪了发。
尽管如此，她说，她的家庭仍因为无法办一场像样的葬礼而深感内疚。
“我们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事儿怎么会到我家？’”马女士在电话中说。“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最近几天，随着中国官方新增病例的减少，武汉当局开始着手处理善后事宜。官员们已经向疫情期间死亡的人——无论死因为何——的家属支付了约420美元的费用。冠状病毒死者的亲属还可以得到30%的墓地购买折扣和免费火化服务。
包括彭邦文在内的一些人发现，这些资助并不能解决病毒带来的、在人死后还继续蔓延的污名。
彭邦文想把2月初去世的父亲彭安东葬在武汉郊外的老家。但村里的官员拒绝了他，称他们不希望冠状病毒患者的遗体被葬在当地。
“不管是说平平淡淡的也好，或者说风风光光的大葬也好，我都希望这件事情所能够尽量的早点结束，”32岁的彭邦文在电话中说，他在武汉一家酒店工作。“因为毕竟于我于他都觉得还是太残酷了。”
还有一些人也和埋葬了父亲的金融从业者刘培恩一样，难以接受亲人的亡故。
刘培恩的父亲刘偶清是名受人尊敬的党员，有着作为公务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显赫地位，最近几年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刘父对11岁的孙女也宠爱有加。
武汉扁担山墓园。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今年1月，刘父去武汉一家医院做常规检查。在那里，他感染上了冠状病毒。
刘培恩装扮成病人潜进了医院，他说父亲勇敢地与病毒搏斗，但知道自己大限已至。父亲要他去看看床边的抽屉，那里有他的财务记录和孙女最喜欢的菜的食谱。
1月29日，刘父在儿子的陪伴下离世。
悲痛欲绝的刘培恩请来一位佛教僧人，在庙里举行了一场仪式以超度父亲的亡灵。有时在夜晚，刘培恩会静静地为父亲念诵佛经。
上个月底，他接到当局电话，通知他准备下葬。
刘培恩被指派了两名官员陪同，一名来自他父亲的单位，另一位则是当地的社区工作者，他们说是来提供支持的。上周，他们伴随他前往位于城市西南的扁担山墓园。他选了最贵的朝南墓地，背后是群山，其下有湖泊。花了14000美元。
他们在两天后举行了葬礼。父亲的空白墓碑基石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墓地位置：24排，19号。墓碑要随后才运到。
“就像没有大门的屋子，”刘培恩说。他用马克笔在基石顶上写下了父亲的名字。
刘培恩父亲刘偶清的墓地。 LIU PEI’EN
葬礼结束后，官员们要求家属签署一张表格，证明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刘培恩回到了公墓。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父亲墓前待了一个小时。“要他等妈妈和我，”他告诉父亲，“我们到时候一起来新家一起住。”
刘培恩说他不会停止向政府施压，要他们惩罚最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并向遇难者家属做出公正的赔偿。
“我下葬了难道我就完了吗？”他说。“没完的，没完没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