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988年，在四川的大学生长平。当时长平还不知道，来年自己与中国会遇上改变个人与历史的“六四”事件。图像来源: Privat
DW：长平老师除了是中国资深媒体人之外 ，本身也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跟见证者。您是出生在四川，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后来到1989年“六四”发生的那一年之间 ，您是学生 。您在四川做了很多组织游行，或者是参与集会，还有宣讲的活动。您好像写了很多六四的故事，可是6月4号当天到底（在四川）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较少听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6月4号当天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六四前后？
长平：对六四当天的记忆，第一个画面就是鲜血。首先是我看见的鲜血，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捂著被警察打破的头 ，满脸是血，衬衣也被血浸了，被人搀扶著，爬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控诉中共当局的罪行。当时我是那个讲台的搭建者和现场活动的主持者之一。
其次，我们从BBC和美国之音听到北京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学生和市民都倒在血泊之中，到处都是鲜血，其中有些是我们的熟人朋友高中同学。中共用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抗议的人群，让人们想到不可思议，让人们感到震惊。当天很多人都是光著脚回家的，尤其是很多女士，她们把高跟鞋或者运动鞋脱下来砸向警察。
另外一个画面就是 ，在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叫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上，军车风驰电筹的呼啸而过，一辆接著一辆。我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见过那么快的车速。当时已经是6月5日，当局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当时街上有很多围观的人群，这些军车如入无人之境，完全不顾人们的死活，好在人们总是能够迅速的散开。在我看来这就是毫无必要的炫耀武力，就是耀武扬威进行恐吓和威胁。就跟今天对台湾的军演一样，它可能也是屠杀的一部分。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种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 ！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 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要带他去审讯，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 ，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著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的看著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 ，正义仍然在考验著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的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週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的相信我们的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訪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的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DW：过去30多年来，蛮多报道都有做过六四专题。老师作为一个记者、编辑、新闻主管、作为一个媒体人，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有个人感触的一个六四专题或者是报道吗?
长平：2012年六四期间我们做了一个专题，当时由于香港政府拒绝给我工作签证，我只能在德国做这份香港《阳光时务》杂志的主编。这是一种暴政之下的非正常现实，在政治高压之下，六四二代的生存状态更是存在各种扭曲，因此我们这个专题的题目就叫〈六四二代变形记〉。
在这组专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母女，母亲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播音员石冬青女士，她后来移居美国。她的女儿刘天舒当时是高二学生，她们给我们写来了 《母女讨论六四》一个对话。我记得我在读他们的对话的时候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为对话的内容有多么惊心动魄，而是因为它是非常平常的对话。在中国平常的、公开的 、坦然的、深入地讨论六四没有可能，六四变成了暗语，变成了禁忌，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触。
在这个专题的主编寄语，我还写了一个我在美国加州开会的一个经历。在那个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当时14岁的六四二代，那个女孩叫陈桥，她是一位长笛演奏者，也是六四参与者、人权活动家、长期反復坐牢的刘贤斌先生的女儿。
到了美国之后陈桥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陈，而不是跟他父亲姓刘，是妈妈想要尽量掩饰她和刘贤斌的关系，以减少社会对她的伤害。但是警察还是经常骚扰她们，她们仍然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她后来受到帮助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她心灵的伤害仍然非常巨大。
DW：这也是老师您自己很有共感的部分？会不会让您也想到自己自身的情况？
长平：是的，很抱歉，因为看得出我很动情绪。我到现在为止很多个人的经历都难以启齿，都无法谈出来，但是我知道我还不是承受最严重的伤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是幸运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可能只是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六四经历者，那是整整一代，但是他们是失语者、沉默者。后来，陈桥被迫不仅离开父亲，也离开母亲。
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险，有些时候你必须二选其一。
DW：我们知道不管是在1989年那时候，香港比如说黄雀行动，或者是每年在维园过去其实都会有烛光晚会做纪念。它是一个保存六四作为集体记忆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可是当然现在情况有很大很剧烈的变化。对于老师来说，香港之于六四、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长平：2009年我在香港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那是我第一次在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当时的主题叫薪火相传，我看著20位20岁的年轻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进行薪火相传的接棒仪式。
当天晚上的维园经历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我作为六四参与者，对这些活动场面我都反復想像过，一点也不陌生，但是我到了现场，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首先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它起码是在公开纪念和讨论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在适应这种消失。如果站在中国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的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
当天我决定罢工一天，在那个时候我做很多媒体工作，写很多稿子。那天我什么文章都没写，但是接下来几天我也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不是我要继续罢工，而是我根本就失语了，我什么都写不出来。那天晚上我看著 十多万人同时举起手来 高喊“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我也举起手来，一开始却发不出声音。为什么？
整整二十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没有上街喊过口号高声要求政治权利，不仅仅让我觉得陌生，而且让我感觉到恐惧，即使是在香港。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失去了这种功能，所以我后来意识到我们需要找回这种声音、找回这种功能。 这种发声的功能我们必须要经常练习， 这就是维园烛光晚会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非常悲哀的是现在香港人也失去了练习发声的机会。
2009年，长平参加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图像来源: PrivatDW：您会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吗？
长平：我女儿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国长大。2015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挂在墙上。展览进行了半年之后，我带女儿去看，当时她六岁，她看见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显得很有兴趣。那个照片旁边就是说明文字，介绍了我的经历，英语和德语，我想她应该看不明白。这个照片前面还有一个语音导览设备，她拿起来接连听了两遍，我当时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会怎么想，但是我不敢问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忐忑不安了几个月，我还是放心不下，就主动问她，我说：在挂著爸爸照片的那个博物馆，你当时很认真地听那个大大的耳机，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
原来她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当时她只会说德语和中文。几年之后我女儿的英语非常好了，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别人聊天，她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们在流亡）”，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心酸。
他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说的是事实非常准确，因为她也不能回中国。更重要的是她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今年我为女儿准备的生日礼物总共有三样东西，一台缝纫机，因为她想要学自己做衣服、一本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德国宪法）、一本讲述德国《基本法》第一句话的来历的书。
德国《基本法》的第一句话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本书的名字叫“In Namen der Würde an der Deutsche Geschichte”，就是《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它讲了人的尊严如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形成最重要的共识。
我希望我女儿不会重复我的这种屈辱感，我希望她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而且我希望她也能捍卫尊严。
“她没我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长平向DW分享女儿作为“六四”二代的身份认同过程。图像来源: PrivatDW：尊严与屈辱，然后又是跨世代的对话，很珍贵也很私密，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復的去检视当年您觉得没有愈合的这个创伤。
长平：每个人的情感承受能力不一样，我可能在这方面比较脆弱。说实在的对我个人来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走出这种创伤后遗症。我刚才说了很多事情，我无法直接去谈论它，我也刚才分享了我跟女儿的这种交流。我其实很希望借助其他一个媒介、一个博物馆的展览、一本书，让她去理解我想告诉她的事情，我并不想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所以我无法去跟她直接谈我的六四经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谈。
据我所知，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勇敢的六四抗争者、学生领袖，他们分享了很多他们的经历，有些是非常的痛苦。他们的分享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这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的一角，很多人经过那样巨大的、民族的、个人的创伤，他们一直都无法康复，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处于无语沉默的状态，而且后来这个创伤一次一次的加深，就像对我个人来说，我刚才讲的香港。香港的沦陷它是经历又一次这个创伤。
DW：假设说可以回到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想要对当时20多岁、可能还很热血的长平有一句话，或者你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吗？
长平：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都想像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活著的意义之一吧。
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988年，在四川的大学生长平。当时长平还不知道，来年自己与中国会遇上改变个人与历史的“六四”事件。图像来源: Privat
DW：长平老师除了是中国资深媒体人之外 ，本身也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跟见证者。您是出生在四川，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后来到1989年“六四”发生的那一年之间 ，您是学生 。您在四川做了很多组织游行，或者是参与集会，还有宣讲的活动。您好像写了很多六四的故事，可是6月4号当天到底（在四川）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较少听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6月4号当天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六四前后？
长平：对六四当天的记忆，第一个画面就是鲜血。首先是我看见的鲜血，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捂著被警察打破的头 ，满脸是血，衬衣也被血浸了，被人搀扶著，爬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控诉中共当局的罪行。当时我是那个讲台的搭建者和现场活动的主持者之一。
其次，我们从BBC和美国之音听到北京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学生和市民都倒在血泊之中，到处都是鲜血，其中有些是我们的熟人朋友高中同学。中共用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抗议的人群，让人们想到不可思议，让人们感到震惊。当天很多人都是光著脚回家的，尤其是很多女士，她们把高跟鞋或者运动鞋脱下来砸向警察。
另外一个画面就是 ，在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叫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上，军车风驰电筹的呼啸而过，一辆接著一辆。我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见过那么快的车速。当时已经是6月5日，当局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当时街上有很多围观的人群，这些军车如入无人之境，完全不顾人们的死活，好在人们总是能够迅速的散开。在我看来这就是毫无必要的炫耀武力，就是耀武扬威进行恐吓和威胁。就跟今天对台湾的军演一样，它可能也是屠杀的一部分。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种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 ！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 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要带他去审讯，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 ，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著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的看著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 ，正义仍然在考验著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的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週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的相信我们的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訪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的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DW：过去30多年来，蛮多报道都有做过六四专题。老师作为一个记者、编辑、新闻主管、作为一个媒体人，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有个人感触的一个六四专题或者是报道吗?
长平：2012年六四期间我们做了一个专题，当时由于香港政府拒绝给我工作签证，我只能在德国做这份香港《阳光时务》杂志的主编。这是一种暴政之下的非正常现实，在政治高压之下，六四二代的生存状态更是存在各种扭曲，因此我们这个专题的题目就叫〈六四二代变形记〉。
在这组专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母女，母亲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播音员石冬青女士，她后来移居美国。她的女儿刘天舒当时是高二学生，她们给我们写来了 《母女讨论六四》一个对话。我记得我在读他们的对话的时候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为对话的内容有多么惊心动魄，而是因为它是非常平常的对话。在中国平常的、公开的 、坦然的、深入地讨论六四没有可能，六四变成了暗语，变成了禁忌，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触。
在这个专题的主编寄语，我还写了一个我在美国加州开会的一个经历。在那个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当时14岁的六四二代，那个女孩叫陈桥，她是一位长笛演奏者，也是六四参与者、人权活动家、长期反復坐牢的刘贤斌先生的女儿。
到了美国之后陈桥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陈，而不是跟他父亲姓刘，是妈妈想要尽量掩饰她和刘贤斌的关系，以减少社会对她的伤害。但是警察还是经常骚扰她们，她们仍然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她后来受到帮助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她心灵的伤害仍然非常巨大。
DW：这也是老师您自己很有共感的部分？会不会让您也想到自己自身的情况？
长平：是的，很抱歉，因为看得出我很动情绪。我到现在为止很多个人的经历都难以启齿，都无法谈出来，但是我知道我还不是承受最严重的伤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是幸运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可能只是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六四经历者，那是整整一代，但是他们是失语者、沉默者。后来，陈桥被迫不仅离开父亲，也离开母亲。
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险，有些时候你必须二选其一。
DW：我们知道不管是在1989年那时候，香港比如说黄雀行动，或者是每年在维园过去其实都会有烛光晚会做纪念。它是一个保存六四作为集体记忆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可是当然现在情况有很大很剧烈的变化。对于老师来说，香港之于六四、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长平：2009年我在香港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那是我第一次在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当时的主题叫薪火相传，我看著20位20岁的年轻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进行薪火相传的接棒仪式。
当天晚上的维园经历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我作为六四参与者，对这些活动场面我都反復想像过，一点也不陌生，但是我到了现场，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首先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它起码是在公开纪念和讨论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在适应这种消失。如果站在中国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的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
当天我决定罢工一天，在那个时候我做很多媒体工作，写很多稿子。那天我什么文章都没写，但是接下来几天我也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不是我要继续罢工，而是我根本就失语了，我什么都写不出来。那天晚上我看著 十多万人同时举起手来 高喊“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我也举起手来，一开始却发不出声音。为什么？
整整二十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没有上街喊过口号高声要求政治权利，不仅仅让我觉得陌生，而且让我感觉到恐惧，即使是在香港。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失去了这种功能，所以我后来意识到我们需要找回这种声音、找回这种功能。 这种发声的功能我们必须要经常练习， 这就是维园烛光晚会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非常悲哀的是现在香港人也失去了练习发声的机会。
2009年，长平参加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图像来源: PrivatDW：您会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吗？
长平：我女儿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国长大。2015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挂在墙上。展览进行了半年之后，我带女儿去看，当时她六岁，她看见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显得很有兴趣。那个照片旁边就是说明文字，介绍了我的经历，英语和德语，我想她应该看不明白。这个照片前面还有一个语音导览设备，她拿起来接连听了两遍，我当时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会怎么想，但是我不敢问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忐忑不安了几个月，我还是放心不下，就主动问她，我说：在挂著爸爸照片的那个博物馆，你当时很认真地听那个大大的耳机，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
原来她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当时她只会说德语和中文。几年之后我女儿的英语非常好了，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别人聊天，她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们在流亡）”，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心酸。
他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说的是事实非常准确，因为她也不能回中国。更重要的是她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今年我为女儿准备的生日礼物总共有三样东西，一台缝纫机，因为她想要学自己做衣服、一本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德国宪法）、一本讲述德国《基本法》第一句话的来历的书。
德国《基本法》的第一句话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本书的名字叫“In Namen der Würde an der Deutsche Geschichte”，就是《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它讲了人的尊严如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形成最重要的共识。
我希望我女儿不会重复我的这种屈辱感，我希望她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而且我希望她也能捍卫尊严。
“她没我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长平向DW分享女儿作为“六四”二代的身份认同过程。图像来源: PrivatDW：尊严与屈辱，然后又是跨世代的对话，很珍贵也很私密，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復的去检视当年您觉得没有愈合的这个创伤。
长平：每个人的情感承受能力不一样，我可能在这方面比较脆弱。说实在的对我个人来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走出这种创伤后遗症。我刚才说了很多事情，我无法直接去谈论它，我也刚才分享了我跟女儿的这种交流。我其实很希望借助其他一个媒介、一个博物馆的展览、一本书，让她去理解我想告诉她的事情，我并不想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所以我无法去跟她直接谈我的六四经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谈。
据我所知，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勇敢的六四抗争者、学生领袖，他们分享了很多他们的经历，有些是非常的痛苦。他们的分享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这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的一角，很多人经过那样巨大的、民族的、个人的创伤，他们一直都无法康复，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处于无语沉默的状态，而且后来这个创伤一次一次的加深，就像对我个人来说，我刚才讲的香港。香港的沦陷它是经历又一次这个创伤。
DW：假设说可以回到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想要对当时20多岁、可能还很热血的长平有一句话，或者你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吗？
长平：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都想像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活著的意义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