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2019-2020年是中国的大事年份，前有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后有台湾大选与武汉肺炎。在应对这些内外重大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经受了全方位的考验，有得有失。中国的民族情感与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也许是“多难兴邦”的题中之义。善于从危机中检讨、问责、学习和进步，是中国体制弹性的重要特征。
以武汉肺炎为例，尽管存在前期的信息封锁、地方政府应对不力、决策与响应机制失调等治理性弊端，一旦中央决策介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互助道德传统与大一统体制下的强动员机制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步释放出来。
全球层面，无论是WHO，还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对中国抗击武汉肺炎表示理解和支持。政治是要讲的，利益是要争的，但不是在任何时刻和条件下都要政治化和唯利是图，在共同危机面前应当共同承担和应对，这是人类社会共存发展的基本道德条件。
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条件下的道德衰退：
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
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
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
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
1月25日，台湾当局发布的防疫措施
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
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如何看待武汉肺炎危机中的港台身影呢？这显然与近些年港台共同经历的“政治本土化”有关，这一社会意识建构过程将港台与内地在政治身份与价值阵营上切割开来，出现了民粹化、泛政治化甚至暴力化的非理性倾向。
台湾经历2014年“太阳花学运”及2016年以来民进党的全面“执政”，“去中国化”与“台独”主义成为最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香港经历2014年“占中”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传统泛民主派被结构性迭代，青年本土主义成长为本土政治势力代表，且出现了严重的“台湾化”倾向。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大陆任何的治理危机或社会危机均会成为港台本土势力炒作和利用的对象。
另一方面，大陆经济的持续成长及对港台的整合压力，也造成了港台的某种“幽怨心理”，从而对冲消解了既往历史中的同胞情感。如果港台在经济上继续优越，以一种富足的慈善施主名义布施大陆，我相信极端仇恨的言行会很少见，这在历史上有过证明。
然而，时过境迁，港台始终无法正确理解和适应一个成长为中国文明代表与世界负责任大国的“政治中国”之主体性与主权政治意志。无法理解中国成长这一最大的地缘政治事实，可能构成港台融入21世纪全球化秩序的最大精神障碍。港台在价值观上虽然追随美日，却未能得其与中国交往中的大局视野与智慧。
政治本土化与经济落差幽怨，共同造成了港台的一种“离岸式”仇恨。这种弥散在空气中、锻造于社会运动过程，且通过选举机制倒逼本地政府持续回应的“离岸式”仇恨，造成了港台治理当局某种类似的决策心理：
台湾当局寻求更彻底的离岸脱钩，加大两岸人民交往的制度成本与风险性，制造两岸更加分离的社会现实；
香港当局尽管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双向负责，但由于本地政治氛围及管治压力，思考的总是“负担给你，利益给我”的地方主义逻辑，善于将负担和压力传递给中央，将利益和好处争取到本地。
相比武汉及内地其他受到严重影响的城市，港台的疫情并不严重，但港台决策者的思路出发点并不是可以为内地同胞及国家做什么，而是可以最大化切割什么，捞取什么。我们讲“两岸一家亲”，讲“一国两制”下的融合发展，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于同一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伦理互爱根基。但港台对此缺乏有效理解和认同。
香港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应变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台湾的“离岸”操作或可理解为“台独”，这是由两岸现实对抗局面造成的，但香港决策的负面影响本可控制，却人为放大。香港决策者或可援引本地法规及技术管治理由，但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对中央政府负责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对国家负有何种责任亦应纳入管治考量范畴。
比如暂停自由行，需知这是对内地极不公正的行政措施：一方面，自由行在起源上是2003年非典之后惠港措施的标志，是香港请求的结果，现在要求暂停且针对内地游客而非世界各地游客实施，具有歧视性，而且造成一种根据本港利益对内地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良影响，对两地民意造成更大撕裂；
另一方面，对非香港居民收取防疫治疗费用，违反世界通例，即便内地某些人沾取了香港医疗福利，难道不是香港医疗为国家及人道做贡献的机会吗？比照日本的政策，香港不仅小气，而且不懂如何增值“香港价值”。
暂停自由行还类似于将内地整体作为“疫区”，这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与立场并不一致。香港暂停自由行之后如何挽回内地“人心”？台湾驱赶内地游客后如何重建两岸来往秩序？伤害可以有即刻理由，但弥补伤害却需要千万倍努力，或者不努力而最终伤害自身。
我相信，港台在武汉肺炎危机中的“逆向”措施并非港台社会多数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当局、文化精英及传媒体系的政治化操作与误导，以及相关的行政决策及离岸举措，实在距离“一个中国”的同胞互爱伦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互惠伦理甚远，在此意义上，港台所谓的现代化仍存在价值面的深刻缺陷。
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内地治理体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应对武汉肺炎危机上的弊病与错漏，这些正是内地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养成的未竟课题。问题是，港台以此种操作持续损害国家信任与内地民众同胞情感，长远来看对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仅是在远离国家，也是在远离全球化和危机应对的普遍价值，其所依赖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种前现代的潜伏价值观。这种潜伏价值观是港台现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新一轮全球化大局的价值短板。
2020，庚子之年，武汉肺炎危机无疑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合作治理的一次关键性考验。通过了考验，中国的治理与全球合作都会进步。港台如果只是想着“小确幸”和“独善其身”，甚至隐含幽怨与仇恨，就很难看到真正的前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2019-2020年是中国的大事年份，前有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后有台湾大选与武汉肺炎。在应对这些内外重大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经受了全方位的考验，有得有失。中国的民族情感与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也许是“多难兴邦”的题中之义。善于从危机中检讨、问责、学习和进步，是中国体制弹性的重要特征。
以武汉肺炎为例，尽管存在前期的信息封锁、地方政府应对不力、决策与响应机制失调等治理性弊端，一旦中央决策介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互助道德传统与大一统体制下的强动员机制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步释放出来。
全球层面，无论是WHO，还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对中国抗击武汉肺炎表示理解和支持。政治是要讲的，利益是要争的，但不是在任何时刻和条件下都要政治化和唯利是图，在共同危机面前应当共同承担和应对，这是人类社会共存发展的基本道德条件。
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条件下的道德衰退：
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
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
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
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
1月25日，台湾当局发布的防疫措施
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
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如何看待武汉肺炎危机中的港台身影呢？这显然与近些年港台共同经历的“政治本土化”有关，这一社会意识建构过程将港台与内地在政治身份与价值阵营上切割开来，出现了民粹化、泛政治化甚至暴力化的非理性倾向。
台湾经历2014年“太阳花学运”及2016年以来民进党的全面“执政”，“去中国化”与“台独”主义成为最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香港经历2014年“占中”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传统泛民主派被结构性迭代，青年本土主义成长为本土政治势力代表，且出现了严重的“台湾化”倾向。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大陆任何的治理危机或社会危机均会成为港台本土势力炒作和利用的对象。
另一方面，大陆经济的持续成长及对港台的整合压力，也造成了港台的某种“幽怨心理”，从而对冲消解了既往历史中的同胞情感。如果港台在经济上继续优越，以一种富足的慈善施主名义布施大陆，我相信极端仇恨的言行会很少见，这在历史上有过证明。
然而，时过境迁，港台始终无法正确理解和适应一个成长为中国文明代表与世界负责任大国的“政治中国”之主体性与主权政治意志。无法理解中国成长这一最大的地缘政治事实，可能构成港台融入21世纪全球化秩序的最大精神障碍。港台在价值观上虽然追随美日，却未能得其与中国交往中的大局视野与智慧。
政治本土化与经济落差幽怨，共同造成了港台的一种“离岸式”仇恨。这种弥散在空气中、锻造于社会运动过程，且通过选举机制倒逼本地政府持续回应的“离岸式”仇恨，造成了港台治理当局某种类似的决策心理：
台湾当局寻求更彻底的离岸脱钩，加大两岸人民交往的制度成本与风险性，制造两岸更加分离的社会现实；
香港当局尽管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双向负责，但由于本地政治氛围及管治压力，思考的总是“负担给你，利益给我”的地方主义逻辑，善于将负担和压力传递给中央，将利益和好处争取到本地。
相比武汉及内地其他受到严重影响的城市，港台的疫情并不严重，但港台决策者的思路出发点并不是可以为内地同胞及国家做什么，而是可以最大化切割什么，捞取什么。我们讲“两岸一家亲”，讲“一国两制”下的融合发展，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于同一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伦理互爱根基。但港台对此缺乏有效理解和认同。
香港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应变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台湾的“离岸”操作或可理解为“台独”，这是由两岸现实对抗局面造成的，但香港决策的负面影响本可控制，却人为放大。香港决策者或可援引本地法规及技术管治理由，但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对中央政府负责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对国家负有何种责任亦应纳入管治考量范畴。
比如暂停自由行，需知这是对内地极不公正的行政措施：一方面，自由行在起源上是2003年非典之后惠港措施的标志，是香港请求的结果，现在要求暂停且针对内地游客而非世界各地游客实施，具有歧视性，而且造成一种根据本港利益对内地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良影响，对两地民意造成更大撕裂；
另一方面，对非香港居民收取防疫治疗费用，违反世界通例，即便内地某些人沾取了香港医疗福利，难道不是香港医疗为国家及人道做贡献的机会吗？比照日本的政策，香港不仅小气，而且不懂如何增值“香港价值”。
暂停自由行还类似于将内地整体作为“疫区”，这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与立场并不一致。香港暂停自由行之后如何挽回内地“人心”？台湾驱赶内地游客后如何重建两岸来往秩序？伤害可以有即刻理由，但弥补伤害却需要千万倍努力，或者不努力而最终伤害自身。
我相信，港台在武汉肺炎危机中的“逆向”措施并非港台社会多数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当局、文化精英及传媒体系的政治化操作与误导，以及相关的行政决策及离岸举措，实在距离“一个中国”的同胞互爱伦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互惠伦理甚远，在此意义上，港台所谓的现代化仍存在价值面的深刻缺陷。
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内地治理体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应对武汉肺炎危机上的弊病与错漏，这些正是内地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养成的未竟课题。问题是，港台以此种操作持续损害国家信任与内地民众同胞情感，长远来看对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仅是在远离国家，也是在远离全球化和危机应对的普遍价值，其所依赖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种前现代的潜伏价值观。这种潜伏价值观是港台现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新一轮全球化大局的价值短板。
2020，庚子之年，武汉肺炎危机无疑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合作治理的一次关键性考验。通过了考验，中国的治理与全球合作都会进步。港台如果只是想着“小确幸”和“独善其身”，甚至隐含幽怨与仇恨，就很难看到真正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