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著名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一篇文章中预言，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决意避免重复苏联的错误，例如中国今天没有苏联当年的“开放与透明（glasnot）”，甚至决意不在香港搞这一套，在不太远的将来连台湾也没有，但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访问教授大胆预言，中国的防火长城将在未来10至20年一如柏林围牆般30年前一样的倒下，外国的压力将会加快这个进程。 1989年夏天，弗格森当时正在德国，自称是个来自英国的苦学生，因为是英国人的身分，他较其他人更容易来往东、西德之间，一边埋首在资料库，一边忙著写新闻，每次从东德乘坐S-Bahn返回西德时，整列火车总是只有他一个乘客，形容有点诡异，但有一天忽然火车坐满了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原来这两个国家首次开放国人前往西方，弗格森有点感到兴奋，并写了一篇新闻稿给了英国的报纸，标题是《柏林围牆倒下了》，但可惜文章没被採用，否则他可能成为一个先知。 然而，自言这些日子在北京的时间比在柏林还要多的弗格森却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今天的国力虽远比当年的苏联要强，但无论社会信用制度也好、无论是全天候对人民的监视也好，都难以阻挡中国在未来10至20年内的倒下，原因包括经济放缓、一群冒起而对国家期望日益心切的中产阶级、一个已成顽疾的贪腐政治制度、一个腐蚀性的伪装文化以及已经在周边出现的裂痕。 在这篇题为《外来的力量将推到中国的防火长城》的文章中，弗格森指出，欧盟以及北约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有所扩张，但相对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奋然崛起，这个成就却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他说，我们经常告诉自己，中国总有一天会倒在西方的怀抱，诚如克林顿总统所言，如果要阻止这个趋势，要比用钉子钉住果冻在牆上那般不可能。大家都错了。就好像我们以为中欧国家得到解放后会融入西欧，摒弃他们已有40年共产主义的统治，跟西方一样了。波兰没有，而匈牙利选出来的Viktor Orban更是个欧盟眼中的坏孩子。 不过事实却是中欧现在之前臣服于苏联铁蹄下的时候要自由、富有以及快乐得多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弗格森指出，他绝对不同意有人说中国现在正搞专权主义复甦，更有人说中国要利用大数据、面型识别以及人造智能科技，来搞计划经济。弗说他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有此说法者，对1989年围墙倒下事件因由始末，未能认清箇中的七大教训： 一，苏联帝国只要继续增长，是难以推倒的，但当经济出现滞涨，整个制度就开始崩坏。而1970年代苏联的生产增长就出现了负数，1973至1990年，波兰和所有苏联的中亚卫星国的经济增长都是负数。弗说，中国如经济放缓，诚如所有的指数和估算都认为如此，老百姓对政府将开始理想破灭，正如东欧当年。 二，经济增长将孕育一个中产阶层，他们就算不要民主也不愿意接受空洞的政治宣传。弗引用著名历史学家提莫西·贾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带头革命的，通常都会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弗说，除了波兰的工会领袖瓦文萨为一个例外，捷克的哈维尔以及波兰另一个革命者Bronislaw Geremek，都属于上述类型的人士。中国今天也有这些人，就好像艾未未这些人。 三，一党专政而没有真正的法治，滋生了贪腐、环保倒退、政府功能失效。在一个没有问责而基本上是一个贪腐的制度下，就算反贪腐者，也会是贪腐的一份子。党凌驾在法律之上，只会迈向无法无天。 四，没有任何一套监视人民的制度，足可防止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倒台。东德的特务机关Stasi只需依赖一个庞大的民间相互窥察网络，就不需要任何人工智能都可以知悉国内的一切。知道人民私底下说些什麽，并没有防止东德的垮台。 五，在一个对全民监察的国家，人人于是都满嘴大话，但这样子只会导致例如车诺比的核灾难发生，而这其实是苏联制度死亡的丧钟，又或者是苏联笨拙的公关手法，导致柏林围墙倒下的主因。 六，苏联的崩塌首先是它的周边出现裂痕。这就是为什麽我们要关注香港、新疆和台湾的发展，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北京。柏林围墙倒下，是1988年夏天波兰事件（工会发动全国罢工）蔓延到匈牙利然后到德国莱比锡的一串连锁反应的结果。弗说，莱比锡就等于德国的天安门广场，连锁反应然后蔓延到柏林，从柏林辗转间蔓延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最后这股浪潮也淹没了苏联。 弗格森认为，包括了上述六点的过程，也将会把中国的防火长城推到。
美国哈佛著名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一篇文章中预言，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决意避免重复苏联的错误，例如中国今天没有苏联当年的“开放与透明（glasnot）”，甚至决意不在香港搞这一套，在不太远的将来连台湾也没有，但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访问教授大胆预言，中国的防火长城将在未来10至20年一如柏林围牆般30年前一样的倒下，外国的压力将会加快这个进程。
1989年夏天，弗格森当时正在德国，自称是个来自英国的苦学生，因为是英国人的身分，他较其他人更容易来往东、西德之间，一边埋首在资料库，一边忙著写新闻，每次从东德乘坐S-Bahn返回西德时，整列火车总是只有他一个乘客，形容有点诡异，但有一天忽然火车坐满了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原来这两个国家首次开放国人前往西方，弗格森有点感到兴奋，并写了一篇新闻稿给了英国的报纸，标题是《柏林围牆倒下了》，但可惜文章没被採用，否则他可能成为一个先知。
然而，自言这些日子在北京的时间比在柏林还要多的弗格森却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今天的国力虽远比当年的苏联要强，但无论社会信用制度也好、无论是全天候对人民的监视也好，都难以阻挡中国在未来10至20年内的倒下，原因包括经济放缓、一群冒起而对国家期望日益心切的中产阶级、一个已成顽疾的贪腐政治制度、一个腐蚀性的伪装文化以及已经在周边出现的裂痕。
在这篇题为《外来的力量将推到中国的防火长城》的文章中，弗格森指出，欧盟以及北约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有所扩张，但相对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奋然崛起，这个成就却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他说，我们经常告诉自己，中国总有一天会倒在西方的怀抱，诚如克林顿总统所言，如果要阻止这个趋势，要比用钉子钉住果冻在牆上那般不可能。大家都错了。就好像我们以为中欧国家得到解放后会融入西欧，摒弃他们已有40年共产主义的统治，跟西方一样了。波兰没有，而匈牙利选出来的Viktor Orban更是个欧盟眼中的坏孩子。
不过事实却是中欧现在之前臣服于苏联铁蹄下的时候要自由、富有以及快乐得多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弗格森指出，他绝对不同意有人说中国现在正搞专权主义复甦，更有人说中国要利用大数据、面型识别以及人造智能科技，来搞计划经济。弗说他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有此说法者，对1989年围墙倒下事件因由始末，未能认清箇中的七大教训：
一，苏联帝国只要继续增长，是难以推倒的，但当经济出现滞涨，整个制度就开始崩坏。而1970年代苏联的生产增长就出现了负数，1973至1990年，波兰和所有苏联的中亚卫星国的经济增长都是负数。弗说，中国如经济放缓，诚如所有的指数和估算都认为如此，老百姓对政府将开始理想破灭，正如东欧当年。
二，经济增长将孕育一个中产阶层，他们就算不要民主也不愿意接受空洞的政治宣传。弗引用著名历史学家提莫西·贾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带头革命的，通常都会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弗说，除了波兰的工会领袖瓦文萨为一个例外，捷克的哈维尔以及波兰另一个革命者Bronislaw Geremek，都属于上述类型的人士。中国今天也有这些人，就好像艾未未这些人。
三，一党专政而没有真正的法治，滋生了贪腐、环保倒退、政府功能失效。在一个没有问责而基本上是一个贪腐的制度下，就算反贪腐者，也会是贪腐的一份子。党凌驾在法律之上，只会迈向无法无天。
四，没有任何一套监视人民的制度，足可防止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倒台。东德的特务机关Stasi只需依赖一个庞大的民间相互窥察网络，就不需要任何人工智能都可以知悉国内的一切。知道人民私底下说些什麽，并没有防止东德的垮台。
五，在一个对全民监察的国家，人人于是都满嘴大话，但这样子只会导致例如车诺比的核灾难发生，而这其实是苏联制度死亡的丧钟，又或者是苏联笨拙的公关手法，导致柏林围墙倒下的主因。
六，苏联的崩塌首先是它的周边出现裂痕。这就是为什麽我们要关注香港、新疆和台湾的发展，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北京。柏林围墙倒下，是1988年夏天波兰事件（工会发动全国罢工）蔓延到匈牙利然后到德国莱比锡的一串连锁反应的结果。弗说，莱比锡就等于德国的天安门广场，连锁反应然后蔓延到柏林，从柏林辗转间蔓延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最后这股浪潮也淹没了苏联。
弗格森认为，包括了上述六点的过程，也将会把中国的防火长城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