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标语是“多说华语、少说方言”，1983年的标语，虽然中文叫做“华人说华语，合情又合理”，但是英文直接大剌剌写”Mandarin’s In. Dialect’s Out”（华语来，方言滚）。
下沉到华人社区，那就更是赤裸裸的了，“Start with Mandarin, not Dialect”、”Better with more Mandarin, less Dialect”、”More Mandarin, Less Dialect. Make it a way of life”，活脱改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思。
从今个学年开始，台湾地区的中小学将闽南语、客家话、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等“本土语言”列入必修课，而汉语普通话虽然在台湾被称为“国语”，但已经成为了“非本土语言”。民进党当局利用修改课纲搞“去中国化”的野心，昭然若揭。
其实，在文化语言教育上“去中国化”是民进党多年来玩滥了的手段，不过由于以前国民党当局当年强推汉语普通话效果出色，绿营方面这通穷折腾到底也没掀起多少浪花。
比之民进党当局不甚“明智”的强行举措，有些地方的“去中国化”那可真是花了心思的，新加坡的执政者在几十年前，使用极其匪夷所思的手段，搞出了非常成功的“去中国化”。
他们的招数竟然是：用中国话，去中国化。
1
这事，得从二战刚结束那会儿说起。
大战打完了，日本鬼子投降回家了。但对于东南亚各民族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太值得高兴的事儿，因为日本人刚走，原来的殖民者就回来了。
但是这会儿的东南亚各民族已经不好糊弄了，当年殖民者第一次来的时候，拥有超强武力，堪称降维打击。可现如今大家伙儿已经看到你们这群白人被日本人揍成了什么德行，既然日本人可以把你们打跑，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行呢？
只要被压迫者存了这个念头，压迫者的日子也就要到头了。
东南亚民族独立建国之路已经势不可挡。马来人建立了马来西亚，印尼人建立了印度尼西亚。
在这个时候，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峡殖民地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海峡殖民地由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个城市组成，在历史上这块地方因为各种原因与其他殖民地互不统属。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积极发展贸易，也让此地的商业比周遭发达。
那个年代的东南亚沿海，哪里商业发达都离不开华人。海峡殖民地的人口中，华人移民普遍超过本土居民。
这样就等于在一个马来人的民族国家里，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华人占多数的土地。
而经历抗战之后，南洋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昂，殖民者视之为隐患，马来人国家也将华人视为威胁。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执掌新加坡之后，一开始的想法是希望让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用马来西亚的国族主义压制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
但马来西亚统治者对于华人始终不放心，尽管李先生本人的家庭并不使用中国语言，有很强的本地色彩，还是不能取信于主体民族。
于是，新加坡被迫独立。
那这种乱七八糟的民族环境，是不是欧洲殖民者有意为之，让当地陷入混乱呢？
这次还真不是。殖民统治者对于各种民族主义都是小心提防，之所以造成混乱局面，是因为当初华人来到南洋的时候，还没有中国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下南洋的华人甚至不会用省籍来标识自己的身份，他们只以方言认知自己。19世纪末期以前，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如同其移民先辈一样，漂洋过海，为的是有朝一日“捆载而归”。
尽管大多数人终老异域，终生难归故里。他们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成各种帮派乃至秘密会社、以便维护共同利益、守望相助和保持同家乡的联系。
聚合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纽带，主要是宗亲和同乡意识，而非“中国人意识”。因此，尽管中国移民及其后裔遍布东南亚各地，并形成高度密集的聚居区，但他们客观上并未形成超越帮派的泛中国人组织与联系网络，主观上也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努力。
讲福佬话的闽南移民围绕妈祖信仰，在南洋各国聚庙而居，后来又在神庙成立福建会馆。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就成立于1840年代。
讲广府话的广东移民则以家乡分为不同的会馆，潮州人和客家人莫不如是。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中国人认同，唐话（方言）与唐山（家乡）是维系移民认同感的纽带，移民社群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限于对家乡的关注。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早年热衷于捐资助学，今日的集美大学与厦门大学都赖此公慷慨解囊。不过这两所学校都位于厦门，也就是陈先生的家乡同安县。
据20世纪30年代统计，福建沿海侨办学校达到300多所，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小学。泉州的培元中学，晋江的养正中学、侨光中学、石光中学，漳浦的佛昙纯美中学等，都是办学卓有成效的侨乡名校。
但缺乏中国人的总体认同，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宗族、方言、行业的排他性，常使华人帮派、社群之间冲突不断，内耗不已。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马六甲附近的卢骨、双溪乌绒、间征等地发现了锡矿，继而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雪兰莪的北部及暗邦、霹雳的太平和近打河流域发现了大量锡矿。
为了争夺锡矿的所有权，雪兰莪爆发了代理人战争，史称雪兰莪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以惠州客家人为主的海山公司和以嘉应客家人为主的义兴公司，尽管都是客家人，却分别支持两方，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死伤惨重。
1928年，济南爆发五三惨案，震动东南亚华人社群。陈嘉庚组织华侨社会捐款，但由于潮州商人和广府商人害怕陈先生通过福建会馆组织捐助，让福建会馆一家独大，事情进展极不顺利。
最终还是陈嘉庚摒弃乡土观念，以富商俱乐部的形式筹办捐助事宜，才让华侨社会勉强团结了起来。
可见在这一时期，南洋华人对中国的情感，只能说是重乡土而轻家国。
这种单纯的爱乡情结是如何转换为爱国情结的呢？
很简单，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让南洋华侨发现，单纯想救乡没有用，如果救不了国，家乡也是一样要完蛋。
1916年，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福建军匪患严重，地方颇不安宁。
旅居世界各地的300多万闽侨，运用经济力量，以各种形式开启救国救乡运动。海沧，地处同安、龙溪、海澄交界处，属于三不管地带，因侨胞海外打拼之后馈赠家乡，逐渐富庶，继而成为盗匪的目标。
闽南侨胞心里苦啊，“走千万里风波卒，数十年心力无非为事父兄贻子孙计，岂知皆入盗囊”。
自己辛辛苦苦下南洋讨生活，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财寄回家，全成了给强盗打工了。
菲律宾侨胞过半数是生长于闽南的，不忍桑梓之区出现打家劫舍、派响、绑票等惨剧，因此自发组织成立了“南洋闽侨救乡会”。
菲律宾侨胞的救乡运动开始了。
1926年3月15日至30日，“南洋闽侨救乡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临时大会。期间召开6次会议审议若干议案，研究各县乡团组织及整理问题、教育、道路等。
1930年，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号召侨胞捍卫乡里，以“民团”保护人民，募捐3万元，购步枪600支、子弹30万发与军方联络，剿灭匪帮。源源不断的海外捐助，支持地方武装保护乡民。
但是，这水一样的银子从菲律宾流回福建，却没什么太大用处，侨胞们从给强盗打工，变成了给军阀打工。盗匪是给剿了，军阀来了更要命，闽南侨胞这下算是知道，什么叫匪过如梳，兵过如篦了。
直到十九路军入闽，提出一系列安定秩序、建设福建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肃清匪盗，禁绝烟赌，保护侨胞，恢复经济等口号。在实践上，蔡廷锴很快就命令禁止赌博、销售鸦片、种植罂粟，取消28种苛捐杂税，处决匪首。
菲律宾侨胞忙活了十几年的事情，在闽南是啥也没救成，十九路军来了，才把问题解决。
但是好景不长，蔡将军的十九路军在福建通电反蒋，蒋介石对福建发动内战。土匪军阀刚被消灭，蒋公又来了。
事实证明，蒋公可比军阀和土匪坏多了。
1933年12月下旬，国民党抽调嫡系部队由赣东、浙南分两路进攻福建，并于1934年1月上、中旬先后占领延平、古田、福州，十九路军反蒋失败。在镇压人民革命政府期间，蒋介石政权出动飞机对泉州等侨乡进行狂轰滥炸，令南洋侨社大哗。
之后，蒋公在福建的统治也没维持几年，日本鬼子又来了。
1937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金门，揭开了侵略福建的序幕。1938年5月13日，厦门岛沦陷。此后日军又集结兵力先后侵犯平潭、诏安、东山岛等地。
日本侵略军进入福州时，在全市大小街口布满岗哨，手持军刀，架设机枪，任意残杀市民。杀人手段除枪毙、活埋、砍头、剖腹外，还有火烧、灌水、蛇咬、倒悬、投河等酷刑，令人发指。
闽南侨胞这时候才明白，只想着救福建，是绝对救不了福建的。如果不能救整个中国，土匪、军阀、蒋公、日寇这样的反动势力，会不断地荼毒乡里。
陈嘉庚在1920年代的一段话，正是南洋侨胞由爱乡进而爱国的写照，“吾闽之落后，惨不胜言。民国初年在未有闽人治闽之前，则希望闽人治闽之得享大福。迨闽人治闽而后，希望尽违，痛苦尤甚，更思反求外省优秀者”。
没有闽人治闽之前，侨胞们盼着闽人治闽，有了闽人治闽之后，侨胞们觉得，还是让外省人来吧……
国家不宁，侨乡没有独自发展的可能，只有救国，才能救乡。在祖国积弱、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家乡不能独存。华侨在爱乡、救乡的过程中意识到救国的重要性，进而爱国。南洋华人对家乡的关心开始上升为对国家的关心。
这一阶段，是侨胞们由乡土而家国的转变。
2
说回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加坡建国历史。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完全独立。
当时看新加坡这个国家，简直脑门上就写着“要完”两个字，国内三大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各有强大的祖国，人们也都对自己刚刚赢得完全独立的祖国有很强的认同感。相比之下，在他们心中还没有“新加坡是个国家”这种概念。
尤其是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华人，经历上文中所述的由乡土而家国、从爱乡发展为爱国的历程之后，对故土中国感情深厚。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了李光耀面前的难题。
尽管不少人民行动党高层都出身于讲峇峇语言和英语的家庭，但他们深知，华人的爱国热情源自于对家乡的热爱，只有斩断华人社群与故乡的物质文化联系，才能让华人的民族主义变成无根之水，从而断绝。
在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看来，以方言群划分的宗乡会馆，一条街上都是中国风情，宛如小同安、小广州的街巷，简直就是把华侨的老家搬到了新加坡。在这里长大的人，和在广东、福建老家长大的人没有区别，他们在这里说自己的方言，像中国人一样生活，肯定也会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新加坡原本是个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等十一种。
1920年1月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但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斩断方言，才能斩断中国认同，瓦解方言，已经不可避免。
一场针对方言的“战争”开始了，与其他民族国家通过本民族标准语建立本民族的认同不同，新加坡这次开战，却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摧毁对本民族的认同。
1979年，欧进福博士在新加坡文化部任职。时任部长王鼎昌在6月份时找到欧进福谈话，说了几件不痛不痒的事情之后，忽然转换话题，问他是否熟悉方言。
欧进福回答，自己在厦门街长大（注意这个地名），以讲闽南话为主，母亲是潮州人。在念小学时，同学间多数以闽南话交流。
王鼎昌则说：李光耀总理觉得华族方言各社群间，应有一共同语言，也认为方言干扰华、英双语教学政策，有意推行一个推广华语的运动，并要欧进福负起这项任务。
于是，欧进福博士依托新加坡政府，联络了华社的工商团体、宗乡会馆、文教组织、工会、媒体、社区，将新加坡社会权力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传达了李光耀的旨意之后，为后世延续数十年的“讲华语运动”铺平了道路。
虽然不知道这些参与者是不是真的支持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但他们肯定不敢说自己不支持……
1979年9月7日，杀气腾腾的李光耀总理在大会堂主持讲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
开幕隔天，严令即下。公共部门推广华语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公共部门配合讲华语运动的各种措施。
9月21日，公务员首长致函给各政府部门，即日推出一些措施，包括华族公务员柜台服务时和华族公众人士尽量以华语，不用方言交谈；文化部、敎育部负责编纂各有关部门常用的华语词汇和发音；鼓励华族公务员之间，在公共场所如熟食中心，商店和巴士车上，以华语代替方言。
为了合理化打压方言的决策，李光耀援引了一些诡异的“语言专家”说辞，比如孩子的头脑无法容纳超过两种语言，所以为了学好华语，就得抛弃方言。
然而，根据语言学家在1980年做的调查发现，新加坡华人通常会说几种中国语言：自己家里使用的方言、新加坡本地最强势的福建话（闽南话），以及再多一种其他方言。
不知道李光耀当时援引的是哪路语言专家……
总之，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人民行动党政府动员了起来，为消灭方言，推广华语一起奋进。
新加坡政府对于禁止随地吐痰这件事的执念非常强，强到让全世界人都不太理解……但和消灭方言比起来，禁止吐痰的政策就十分小儿科了。
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标语是“多说华语、少说方言”，1983年的标语，虽然中文叫做“华人说华语，合情又合理”，但是英文直接大剌剌写”Mandarin’s In. Dialect’s Out”（华语来，方言滚）。
下沉到华人社区，那就更是赤裸裸的了，“Start with Mandarin, not Dialect”、”Better with more Mandarin, less Dialect”、”More Mandarin, Less Dialect. Make it a way of life”，活脱改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思。
政府开始撤换掉那些不会说华语的政府柜台服务人员，学校课本里出现的华人小孩名字，不再是方言发音，而是汉语拼音。
小学校园里谁要是说了方言，轻则被罚站，罚抄写“我是华人，母语是华语”，重则直接拉出去打10鞭子……
只能说，新加坡政府对于“母语”的定义，还真是跟我们的理解蛮不同的。
最最搞笑的是，1979年10月底，新加坡政府决定把香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配音为华语，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弹。
中国内地有配音港剧、港影的习惯，一方面是我国内地幅员辽阔，不通粤语者极多，另一方面也是我国配音人才繁盛，有些为港剧配音的演员，台词功底甚至远超原作主创，为香江影视在内地的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新加坡区区几百万人口，哪有这么好的配音演员。那一版《倚天屠龙记》新加坡版配音十分糟糕。据说当年不只是讲粤语人士不满，不少说英文的人也投函报章，强烈批评配音使连续剧尽失原味。
你这音配得让洋人都听不下去了，得是有多差劲……
这种强迫症式的语言政策，与其说是推广华语，不如说是一个消灭方言行动。
经过新加坡政府的努力，1980年之后的十年间，在家和配偶使用福建话的人口大幅降低8%、潮州话6%、广东话5%。
到如今，新加坡年轻人里通方言者更是十不存一，在宗乡会馆这种方言堡垒里，也听不到方言了。
年轻人不通方言，甚至很多都无法与自家长辈交流，他对于原乡的想象和感情也就更谈不上了。瓦解了方言的社会基础，新加坡华人原本的由爱乡情感所生发、进而才支持的对中国的认同，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了。
1995年，几个语言学家记录了一个新加坡华人家庭中的祖孙对话情形：
婆婆：（广东话）你刚刚去哪里了啊？
爸爸：（英语）去跟婆婆说话
孙子：（对着爸爸；英语）说英语可以吗？
爸爸：（英语）告诉婆婆（广东话）说一些话
孙子：（英语）我根本不会说广东话！怎么说？
如果说新加坡政府消灭了方言之后，汉语普通话，也就是华语能够提升使用率，那就算了，但是从2000到2010的10年间，讲方言减少11.5个百分点，华语只上升2.6个百分点。
剩下的人说什么语言了？当然是说英语去了！
不过，反正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方言，并借此消灭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你问他们华语好像竞争力越来越不如英语啊？他们会说，It's none of my concern，let it be.
西方人有这个说法：标准语是一种拥有军队的方言。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靠标准语政策塑造民族认同。新加坡立国的特殊性也决定，它必须瓦解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才能建立起华人对新加坡的认同。所谓在位谋政，所处立场不同，我们也不必大加挞伐。
只是，这样“巧妙”的“去中国化”效果，是我们不得不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