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我不相信！”当中国江西省瑞昌市的一名商贩近日接到一通电话，鼓励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摆摊经营时，他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语气。 给他打电话的是当地城市管理部门的一名官员。在过去近30年间，俗称“城管”的执法人员一直是中国街头流动商贩的最大“敌人”。为了展现城市的整洁，他们经常严厉驱赶和处罚那些未经允许就上街摆摊的商贩。 但现在，情况似乎改变了。中国数十座城市的城管部门都在动员商贩重新上街摆摊，官方媒体高频度地宣传着摆摊致富的故事。社交媒体上，#全员摆摊#甚至成为热搜话题。 新热潮背后，是中国在疫情后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官方数字显示，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超过6%，创下历史高位。各地希望通过“地摊经济”促进就业，但这真的能成为复兴经济的新“救星”吗？全员摆摊 和世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沿街叫卖的商贩、琳琅满目的地摊曾是中国拥挤的城市中最常见的回忆，但随着各地政府开展打造“文明”城市的形象工程，加之网络点餐和购物的普及，让这样的景象近年来几乎消失。 但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地摊经济”成为了中国各地政府恢复就业的政策法宝。中国媒体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上海、济南、南宁等27座城市明确发文，鼓励摆地摊。 在江西省萍乡市，一家餐饮企业6月1日在店门口摆夜宵摊位时遭到城管驱离，但仅仅一天后，便收到通知说已可以摆摊。 在另一则报道中，位于中部的河南省郑州市，一排轿车开着后备箱在广场上出售手工艺品和玩具。一名女摊主说，自己是上班族，现在利用业余时间来摆摊，每天能额外赚人民币1000元（141美元）左右。 “之前就很喜欢逛夜市，现在搞副业赚点外快算是实现了一个愿望，大家也热闹，”她说道。 周四，#全员摆摊#的话题登上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网友们纷纷构思“干点啥好呢”。在一个由官媒“人民网”发起的投票中，2.4万网友中有近六成选择去卖街边小吃，随后是玩具饰品。 众多明星也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明星摆摊大赛#的话题，台湾歌手萧敬腾发布了一张自己卖奶茶的照片，并配文称，“奶茶~我是专业der~”。音乐应用程式“唱吧”的创始人陈华甚至亲身上阵，带着麦克风在北京街头摆摊卖唱。 “地摊经济”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表态。在上个月底举行的中国“两会”记者会上，他表扬“西部有个城市”通过流动商贩的摊位解决了大量就业。他表示，“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 李克强所指的城市是四川成都。该地从3月开始，便允许摊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在街道上设置临时摊点，而这在以前往往被视为“占道经营”。此外，对于其他违背环境秩序的行为，城管部门也应“以教育劝导为主，一般不实施处罚”。当地媒体报道称，这种临时性举措增加了10万个就业岗位。 几天后，李克强前往山东烟台，在考察中专门拜访了一处小区附近的麻辣烫摊位。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他对摊主们说。 这名中国二号领导人的表态背后是日趋严峻的中国就业形势。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今年2月达到6.2%的历史高位，尽管在4月下滑至6%，但依然存在失业潮风险。 在推迟召开的中国“两会”上，北京将今年中国新增就业的目标设立在900万人以上，比往年下调了200万至300万。中国官方还宣布今年中国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将扩招18.9万人，扩招比例超过20%。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胡荣对BBC说，疫情初期由封城以及各种隔离政策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让消费大幅降低。虽然目前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但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未恢复，很多外贸企业订单需求大幅降低，这些因素使得失业率大为增加。 李克强在上月底的记者会上罕见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他还表示，自己在中国政府网上看到留言，“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 “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如此，但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都陷入困境。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已经歇业几个月了。一些外贸企业现在没有订单，影响员工就业，”他举例道。新的“救星”？ 在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当局曾尝试多种方法来促进国内消费。此前，被称为“直播带货”的新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新的流行符号。3月和4月，中国各地的数十名地方官员纷纷加入主播行列，通过直播售卖当地的特产。 胡荣表示，“地摊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灵活性和临时性的就业，短期看可以吸收很多疫情中关店裁员的人再就业，其相比于租金昂贵的店面经营成本小，门槛也很低，可以成为网购的补充。 根据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数据统计，截至5月底，中国已有1200万家小店和路边摊收入同比增长，实现反弹。 然而，官方此次对地摊态度的突然转变和旋风式宣传，也让很多网友不买账。很多网友回忆起此前频繁被曝出的城管人员对摊主的暴力执法行为，以及北京2017年驱逐“低端人口”的做法，质疑当局朝令夕改的政策无法取信于民。 中国每隔三年都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一定数量的“全国文明城市”，该项称号被地方官员认为是一项重大政绩。因此，从打击街头小吃摊贩，到统一更换全市的广告牌，甚至要求全城背诵宣传口号，很多城市乐此不疲。 在官方媒体一则讲述“退伍军人坐轮椅摆摊12年”的报道中，西安的一名残疾退伍军人对记者说，此前摆摊就像打游击一样，每天都被撵，但“现在政策好了”。有网友批评该报道说，“之前摆摊11年都是负面典型，今年就成当正能量了，上面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下次评文明城市时，又要抓吗？”另一名网友评论道。 此外，胡荣认为，官方在提倡“地摊经济”的同时，也应该及时提出对企业的纾困方式，同时照顾高租金的店面经营，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从事“无租店费用的地摊经营”。 疫情发生后，相比于美国和日本都批准了总额近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相当大规模的直接支出，中国在上个月末的“两会”仅宣布通过新增赤字和建立抗疫特别国债，注资人民币2万亿元（约合2790亿美元）提振计划，普遍低于外界预期。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我不相信！”当中国江西省瑞昌市的一名商贩近日接到一通电话，鼓励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摆摊经营时，他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语气。
给他打电话的是当地城市管理部门的一名官员。在过去近30年间，俗称“城管”的执法人员一直是中国街头流动商贩的最大“敌人”。为了展现城市的整洁，他们经常严厉驱赶和处罚那些未经允许就上街摆摊的商贩。
但现在，情况似乎改变了。中国数十座城市的城管部门都在动员商贩重新上街摆摊，官方媒体高频度地宣传着摆摊致富的故事。社交媒体上，#全员摆摊#甚至成为热搜话题。
新热潮背后，是中国在疫情后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官方数字显示，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超过6%，创下历史高位。各地希望通过“地摊经济”促进就业，但这真的能成为复兴经济的新“救星”吗？
全员摆摊
和世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沿街叫卖的商贩、琳琅满目的地摊曾是中国拥挤的城市中最常见的回忆，但随着各地政府开展打造“文明”城市的形象工程，加之网络点餐和购物的普及，让这样的景象近年来几乎消失。
但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地摊经济”成为了中国各地政府恢复就业的政策法宝。中国媒体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上海、济南、南宁等27座城市明确发文，鼓励摆地摊。
在江西省萍乡市，一家餐饮企业6月1日在店门口摆夜宵摊位时遭到城管驱离，但仅仅一天后，便收到通知说已可以摆摊。
在另一则报道中，位于中部的河南省郑州市，一排轿车开着后备箱在广场上出售手工艺品和玩具。一名女摊主说，自己是上班族，现在利用业余时间来摆摊，每天能额外赚人民币1000元（141美元）左右。
“之前就很喜欢逛夜市，现在搞副业赚点外快算是实现了一个愿望，大家也热闹，”她说道。
周四，#全员摆摊#的话题登上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网友们纷纷构思“干点啥好呢”。在一个由官媒“人民网”发起的投票中，2.4万网友中有近六成选择去卖街边小吃，随后是玩具饰品。
众多明星也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明星摆摊大赛#的话题，台湾歌手萧敬腾发布了一张自己卖奶茶的照片，并配文称，“奶茶~我是专业der~”。音乐应用程式“唱吧”的创始人陈华甚至亲身上阵，带着麦克风在北京街头摆摊卖唱。
“地摊经济”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表态。在上个月底举行的中国“两会”记者会上，他表扬“西部有个城市”通过流动商贩的摊位解决了大量就业。他表示，“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
李克强所指的城市是四川成都。该地从3月开始，便允许摊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在街道上设置临时摊点，而这在以前往往被视为“占道经营”。此外，对于其他违背环境秩序的行为，城管部门也应“以教育劝导为主，一般不实施处罚”。当地媒体报道称，这种临时性举措增加了10万个就业岗位。
几天后，李克强前往山东烟台，在考察中专门拜访了一处小区附近的麻辣烫摊位。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他对摊主们说。
这名中国二号领导人的表态背后是日趋严峻的中国就业形势。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今年2月达到6.2%的历史高位，尽管在4月下滑至6%，但依然存在失业潮风险。
在推迟召开的中国“两会”上，北京将今年中国新增就业的目标设立在900万人以上，比往年下调了200万至300万。中国官方还宣布今年中国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将扩招18.9万人，扩招比例超过20%。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胡荣对BBC说，疫情初期由封城以及各种隔离政策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让消费大幅降低。虽然目前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但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未恢复，很多外贸企业订单需求大幅降低，这些因素使得失业率大为增加。
李克强在上月底的记者会上罕见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他还表示，自己在中国政府网上看到留言，“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
“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如此，但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都陷入困境。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已经歇业几个月了。一些外贸企业现在没有订单，影响员工就业，”他举例道。
新的“救星”？
在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当局曾尝试多种方法来促进国内消费。此前，被称为“直播带货”的新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新的流行符号。3月和4月，中国各地的数十名地方官员纷纷加入主播行列，通过直播售卖当地的特产。
胡荣表示，“地摊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灵活性和临时性的就业，短期看可以吸收很多疫情中关店裁员的人再就业，其相比于租金昂贵的店面经营成本小，门槛也很低，可以成为网购的补充。
根据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数据统计，截至5月底，中国已有1200万家小店和路边摊收入同比增长，实现反弹。
然而，官方此次对地摊态度的突然转变和旋风式宣传，也让很多网友不买账。很多网友回忆起此前频繁被曝出的城管人员对摊主的暴力执法行为，以及北京2017年驱逐“低端人口”的做法，质疑当局朝令夕改的政策无法取信于民。
中国每隔三年都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一定数量的“全国文明城市”，该项称号被地方官员认为是一项重大政绩。因此，从打击街头小吃摊贩，到统一更换全市的广告牌，甚至要求全城背诵宣传口号，很多城市乐此不疲。
在官方媒体一则讲述“退伍军人坐轮椅摆摊12年”的报道中，西安的一名残疾退伍军人对记者说，此前摆摊就像打游击一样，每天都被撵，但“现在政策好了”。有网友批评该报道说，“之前摆摊11年都是负面典型，今年就成当正能量了，上面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下次评文明城市时，又要抓吗？”另一名网友评论道。
此外，胡荣认为，官方在提倡“地摊经济”的同时，也应该及时提出对企业的纾困方式，同时照顾高租金的店面经营，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从事“无租店费用的地摊经营”。
疫情发生后，相比于美国和日本都批准了总额近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相当大规模的直接支出，中国在上个月末的“两会”仅宣布通过新增赤字和建立抗疫特别国债，注资人民币2万亿元（约合2790亿美元）提振计划，普遍低于外界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