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楚悦 林子璐
编辑｜王潇
波峰正在到来。
12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仁济东院”）发热门诊量一天的接诊量为867人次，急诊科则高达1351人次。其中，120救护车送至急诊的患者有114位，这个数字是平时的5倍左右。
而与此同时，仁济东院急诊科原本31位医生，只剩4人尚未感染，护士的感染比例超过60%。
12月21日起，上海市卫健委宣布进入医院不再需提供核酸阴性证明。这意味着，急诊将承接发热门诊的部分压力，成为给发热门诊“泄洪”的出口。
事实上，文件正式落地之前，为了保证及时抢救危重症患者，仁济东院对核酸检测的要求已经进行了人性化的调整。“不管阴性阳性，只要是有病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救人是第一位的。”
疫情波峰来临，与疫情数度交手的仁济东院急诊科再次迎来挑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另一重压力来自医护因感染造成的大规模减员。
急诊，能否撑住？
仁济医院门口，救护车往来频繁。李楚悦 摄
急诊大厅门前原先为就诊患者设置的核酸、抗原检测岗亭已不再使用。患者可迅速就诊。 李楚悦 摄
压力袭来
半个小时。
12月21日，从拨打120急救电话，到转接到浦东120急救中心，再到救护车从周浦赶来，这是李进的全部等待时间。
李进却为此感到庆幸。在此之前，他已被告知，当前120运力不足，他很可能需要等上两三个小时。
李进和母亲的抗原自测结果都是阳性。在抵达医院后，他的母亲先被送往发热门诊，在医生诊断为新冠肺炎引起的心衰后，她被迅速推往了急救中心，并入住了有床位的隔间。“能有一个有床位的隔间位置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李进说。
住下已是凌晨。他注意到，整个急救中心，从走廊到大厅，只要能摆下急诊观察床的地方，几乎都被“物尽其用”。
仁济东院急诊大厅里，走道上放满了留观床位。李楚悦 摄
一位70多岁的阿婆来照护病了四五天的儿子，因为实在没有陪护的位置，她这几天一直蜷缩在窗台上，用袋子当枕头，勉强休息。
救护车缓冲区分诊台护士王秀（化名）也为此发愁，“地方很小，人又很多，也不利于病情的观察。”
同期还有别的病人等在门口。由于医护大量减员，整个急救中心里只有一位女医生忙前忙后，同时应对四五个患者家属的询问。
12月下旬开始，疫情波峰愈发临近，仁济东院急诊科的工作量已经达到了平时的五倍。
这几天，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感到压力袭来，“有点4月份那时候的苗头”。熊剑飞负责统管急诊抢救大厅的工作。今年4月的那场疫情中，仁济东院是浦东唯一一家没有停诊的三甲医院急诊，承载了当时几乎所有浦东地区120转运来的急救任务。
早上7点，他到达医院，7点20分换好防护进入急诊大厅，开启一整天“打仗般”的工作。
首先要关注的是交班情况。8点是夜班的下班时间。目前每天夜间，有100多位病人躺在仁济东院的急诊大厅，值班医生需逐个交代清楚这些患者的病情。8点半不到，熊剑飞和另外几位主班医生必须马不停蹄地开始查房，随后在诊室里接诊。与此同时，他还需要随时关注整个抢救大厅的各项事务。
抢救大厅。李楚悦 摄
与熊剑飞办公室一墙之隔的抢救大厅里，每个班次有两名急诊医生接诊救护车。早班8点开始，但通常，7点半医生就会在护士站待命，这里负责接待所有120救护车送来的重症病患。
急诊抢救大厅的护士站。李楚悦 摄
主治医师黄聪华在开医嘱，家属在护士站前排队等待着。林子璐 摄
举着病历的病人家属在护士站前排着队等待。“盐水吊了吗？CT做了吗？有基础疾病史吗？有药物过敏吗？”仁济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黄聪华需要给每一位病人迅速诊断、写病历、开药、安排住院……
处理完排队的患者，他得立即起身在急诊大厅里东奔西走，给在病床上的患者分发写好的病历，照看病情进展，应对时不时响起“医生！医生！”的呼喊声，随时迎接突发的抢救。
在急诊室医护们看来，除了程度相当的忙碌，和今年4月相比，有两个情况与当时明显不同：一是患者入院不再查看核酸阴性证明；二是医护感染增多，减员情况严重。
这两重因素让急诊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急诊“泄洪”
12月21日上午9点，四五辆救护车停在仁济东院急诊大厅门前。原先为就诊患者设置的核酸、抗原检测岗亭和通道已不再使用。医院门口大排长龙的景象不复存在。车门打开，急救医生推着担架车奔行至急诊大厅，一路畅通无阻。
车门打开，急救医生推着担架车奔行至急诊大厅，一路畅通无阻。林子璐 摄
“就医不查看核酸阴性证明后，发热门诊和急诊的界限开始模糊化。”仁济医院门急诊办公室负责人樊翊凌说。急诊将承接原先发热门诊的一部分压力，即将成为给发热门诊“泄洪”的出口。
事实上，仁济急诊科前几天已经开始“主动泄洪”。樊翊凌解释，在取消入院核酸阴性证明的文件落地前几天，仁济东院就在内部达成了共识，不再查看患者核酸结果。
触动樊翊凌的是一封患者的投诉信。一位接受放化疗的患者因为没有核酸阴性证明，未能及时进医院配到靶向药物。
“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我们就决定，不再把核酸阴性作为入院的硬性要求。”樊翊凌说。按照之前的要求，发热的病人必须先去发热门诊进行排查才能再进入急诊。很多病人虽有发烧症状，但明显有更严重的基础疾病合并症。一旦进入危重状态，发热门诊的设备手段肯定不如急诊来得全，容易耽误抢救的最佳时机。
樊翊凌记得之前遇到过一位因为阑尾炎高烧的病人，“如果先到发热门诊去排查再转到急诊。折腾一圈，本来只是单纯的阑尾炎耽误成穿孔怎么办？”
樊翊凌觉得，核酸应该作为一个常规的医疗技术手段来判断病情，而不能是影响救治的原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医院也会对接受手术的患者进行核酸检测。但主要是为了让医护了解病人情况，并相应做好防护。我们以前做手术，也会排查病人有没有艾滋、梅毒、甲肝，难道病人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不做手术了吗？救人还是第一位的。”
之后，樊翊凌在内部开了简单的视频会议，“和大家通了个气，各部门也都非常迅速地同意了。”
现在，病人的分流处理前置到预检分诊阶段。如果病人首要症状以发热、呼吸道症状为主，仍在发热门诊就诊，以基础疾病为主要诊断的患者，则迅速进入急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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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楚悦 林子璐
编辑｜王潇
波峰正在到来。
12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仁济东院”）发热门诊量一天的接诊量为867人次，急诊科则高达1351人次。其中，120救护车送至急诊的患者有114位，这个数字是平时的5倍左右。
而与此同时，仁济东院急诊科原本31位医生，只剩4人尚未感染，护士的感染比例超过60%。
12月21日起，上海市卫健委宣布进入医院不再需提供核酸阴性证明。这意味着，急诊将承接发热门诊的部分压力，成为给发热门诊“泄洪”的出口。
事实上，文件正式落地之前，为了保证及时抢救危重症患者，仁济东院对核酸检测的要求已经进行了人性化的调整。“不管阴性阳性，只要是有病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救人是第一位的。”
疫情波峰来临，与疫情数度交手的仁济东院急诊科再次迎来挑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另一重压力来自医护因感染造成的大规模减员。
急诊，能否撑住？
仁济医院门口，救护车往来频繁。李楚悦 摄
急诊大厅门前原先为就诊患者设置的核酸、抗原检测岗亭已不再使用。患者可迅速就诊。 李楚悦 摄
压力袭来
半个小时。
12月21日，从拨打120急救电话，到转接到浦东120急救中心，再到救护车从周浦赶来，这是李进的全部等待时间。
李进却为此感到庆幸。在此之前，他已被告知，当前120运力不足，他很可能需要等上两三个小时。
李进和母亲的抗原自测结果都是阳性。在抵达医院后，他的母亲先被送往发热门诊，在医生诊断为新冠肺炎引起的心衰后，她被迅速推往了急救中心，并入住了有床位的隔间。“能有一个有床位的隔间位置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李进说。
住下已是凌晨。他注意到，整个急救中心，从走廊到大厅，只要能摆下急诊观察床的地方，几乎都被“物尽其用”。
仁济东院急诊大厅里，走道上放满了留观床位。李楚悦 摄
一位70多岁的阿婆来照护病了四五天的儿子，因为实在没有陪护的位置，她这几天一直蜷缩在窗台上，用袋子当枕头，勉强休息。
救护车缓冲区分诊台护士王秀（化名）也为此发愁，“地方很小，人又很多，也不利于病情的观察。”
同期还有别的病人等在门口。由于医护大量减员，整个急救中心里只有一位女医生忙前忙后，同时应对四五个患者家属的询问。
12月下旬开始，疫情波峰愈发临近，仁济东院急诊科的工作量已经达到了平时的五倍。
这几天，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感到压力袭来，“有点4月份那时候的苗头”。熊剑飞负责统管急诊抢救大厅的工作。今年4月的那场疫情中，仁济东院是浦东唯一一家没有停诊的三甲医院急诊，承载了当时几乎所有浦东地区120转运来的急救任务。
早上7点，他到达医院，7点20分换好防护进入急诊大厅，开启一整天“打仗般”的工作。
首先要关注的是交班情况。8点是夜班的下班时间。目前每天夜间，有100多位病人躺在仁济东院的急诊大厅，值班医生需逐个交代清楚这些患者的病情。8点半不到，熊剑飞和另外几位主班医生必须马不停蹄地开始查房，随后在诊室里接诊。与此同时，他还需要随时关注整个抢救大厅的各项事务。
抢救大厅。李楚悦 摄
与熊剑飞办公室一墙之隔的抢救大厅里，每个班次有两名急诊医生接诊救护车。早班8点开始，但通常，7点半医生就会在护士站待命，这里负责接待所有120救护车送来的重症病患。
急诊抢救大厅的护士站。李楚悦 摄
主治医师黄聪华在开医嘱，家属在护士站前排队等待着。林子璐 摄
举着病历的病人家属在护士站前排着队等待。“盐水吊了吗？CT做了吗？有基础疾病史吗？有药物过敏吗？”仁济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黄聪华需要给每一位病人迅速诊断、写病历、开药、安排住院……
处理完排队的患者，他得立即起身在急诊大厅里东奔西走，给在病床上的患者分发写好的病历，照看病情进展，应对时不时响起“医生！医生！”的呼喊声，随时迎接突发的抢救。
在急诊室医护们看来，除了程度相当的忙碌，和今年4月相比，有两个情况与当时明显不同：一是患者入院不再查看核酸阴性证明；二是医护感染增多，减员情况严重。
这两重因素让急诊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急诊“泄洪”
12月21日上午9点，四五辆救护车停在仁济东院急诊大厅门前。原先为就诊患者设置的核酸、抗原检测岗亭和通道已不再使用。医院门口大排长龙的景象不复存在。车门打开，急救医生推着担架车奔行至急诊大厅，一路畅通无阻。
车门打开，急救医生推着担架车奔行至急诊大厅，一路畅通无阻。林子璐 摄
“就医不查看核酸阴性证明后，发热门诊和急诊的界限开始模糊化。”仁济医院门急诊办公室负责人樊翊凌说。急诊将承接原先发热门诊的一部分压力，即将成为给发热门诊“泄洪”的出口。
事实上，仁济急诊科前几天已经开始“主动泄洪”。樊翊凌解释，在取消入院核酸阴性证明的文件落地前几天，仁济东院就在内部达成了共识，不再查看患者核酸结果。
触动樊翊凌的是一封患者的投诉信。一位接受放化疗的患者因为没有核酸阴性证明，未能及时进医院配到靶向药物。
“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我们就决定，不再把核酸阴性作为入院的硬性要求。”樊翊凌说。按照之前的要求，发热的病人必须先去发热门诊进行排查才能再进入急诊。很多病人虽有发烧症状，但明显有更严重的基础疾病合并症。一旦进入危重状态，发热门诊的设备手段肯定不如急诊来得全，容易耽误抢救的最佳时机。
樊翊凌记得之前遇到过一位因为阑尾炎高烧的病人，“如果先到发热门诊去排查再转到急诊。折腾一圈，本来只是单纯的阑尾炎耽误成穿孔怎么办？”
樊翊凌觉得，核酸应该作为一个常规的医疗技术手段来判断病情，而不能是影响救治的原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医院也会对接受手术的患者进行核酸检测。但主要是为了让医护了解病人情况，并相应做好防护。我们以前做手术，也会排查病人有没有艾滋、梅毒、甲肝，难道病人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不做手术了吗？救人还是第一位的。”
之后，樊翊凌在内部开了简单的视频会议，“和大家通了个气，各部门也都非常迅速地同意了。”
现在，病人的分流处理前置到预检分诊阶段。如果病人首要症状以发热、呼吸道症状为主，仍在发热门诊就诊，以基础疾病为主要诊断的患者，则迅速进入急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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