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要这样坑害华人。”
“我只希望24小时工作制被中止，不想看到后来的人继续受害。”
5月19日，“我不是女人吗”组织在联合国总部示威，要求停止24小时工作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反抗24小时工作制的华人女工
上周末，陈阿姨(Lai)、朱阿姨(Mei)、林阿姨(Qun)等人又在中国城曼哈顿大桥桥头发传单。她们想要帮助市议员克里斯多弗∙马泰（Christopher Marte）推动《家庭护工最长工作时限法案》（又称175法案）在纽约市议会的通过。她们都曾是华人策划协会（CPC，简称华策会）签约的家庭护工。
这些阿姨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她们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数十年前移民到美国，先是在制衣厂打工，十多年前制衣厂大规模倒闭后，她们开始进入家庭护工行业。为了能拿退休金，她们通常需要在这个行业工作十年以上；在“奥巴马医保”实施之前，她们通常还需要加入工会才能获得医疗保险。
纽约有40多家承接政府拨款的护工项目的非盈利机构，有大约30万以亚裔和拉美裔妇女为主的中老年护工群体。她们很多人都不会说英语，有的人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讲，只会说方言。一般来说，各族裔的护工会与各自族裔的非盈利机构签约，照顾的也多是本族裔的病患。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是常态，但工资却是按扣除了“8小时的睡觉”和“3小时的吃饭”来计算的。
因为没有别的一技之长，为了养家糊口，年近70的陈阿姨等人十余年来都选择了吃苦耐劳和默默忍受，但过劳的伤痛和失眠的困扰却成了伴随她们晚年生活的后遗症。
朱阿姨说：“我最后一个病人是个180磅的人，我要反复地把他抱起来，结果我的肩膀和手臂都扭伤了，一直没力气，这份工做完后就再也做不了别的工作。”
陈、朱、林三位阿姨。图：以微
更令他们失望的，是来自同胞的压榨和歧视。
“我曾央求华策会给我换成12小时的班，负责人就跟我说你不做的话就没工做，你就等着吧。我等了一个月他们不给我安排工，我就去申请失业救济，然后他们就给我安排了两个距离很远的12小时工让我疲于奔命，最后只能妥协接受24小时的工。”朱阿姨说。
她认为，12小时轮班和24小时轮班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后者能让华策会等“承包商”有利可图，尽管它们是以“非盈利”的名义承接政府项目。90年代的时候，她们上24小时工，拿13小时工资，每小时只有7美元；2015年进入诉讼后，涨到了10美元，现在又涨了几美元。但每小时工资涨的越多，她们剩余的11小时被“压榨”的也就越多。
“我们现在首要的诉求是停止24小时工作制，政府需要立法来禁止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不人道的；其次才是要求退还我们超时工作应得的工资。”林阿姨说。
从维权到参政
上个月，这群老阿姨也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口，和“我不是女人吗？”妇女维权组织一起，拉起横幅示威，并向联合国提交了请愿书，希望借助国际监督力量来中止纽约护工的24小时工作传统。除了联合国之外，她们也给包括市长、州长和美国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写了信。
去年9月，陈阿姨也在纽约市1199工会组织的听证会上，怒斥工会与华策会“合谋”，以不公平的仲裁来“大事化小”，以保护这个行业“不崩溃”为名，让受害者继续受害。但是朱阿姨和林阿姨因为被认定为“已经退休”，没有被允许进入听证会现场。
纽约州众议员Rom Kim以证人身份在听证会上发言，他拿出了一份100页的调查报告，指出华策会每年获得2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承接护工等政府“外包”工作，但却以让工人超时工作的方式来从中渔利。他同时批评了政府监管职能的失效，他认为24小时工作制的持续存在是一种“完全放弃政府职责的案例，也是我们将公共工作外包和私有化的例子……当我们外包公共责任时，我们逃避了问责”。
去年9月，Rom Kim在市议会听证会上作证。纽约市议会听证会视频截图
前年的选举日前，这些华人阿姨们也在中国城发传单，公开反对曾在华策会任职董事长的一位华人女性候选人竞选中国城选区的市议员。她们宁愿选择支持拉美裔的年轻人马泰——他自己的母亲也曾是护工，而且他承诺当选后会为她们发声，推动立法改变护工的24小时工作制。
护工维权代表们为马泰助选。图：以微
马泰最后以超过70%的得票率胜选，陈阿姨等人也大受鼓舞，更坚定了维权的信心——她们认为自己的声音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了体现。
早在2015年3月，陈阿姨就发起了针对华策会的诉讼，称自己和其他护工被迫24小时连轴转，但实际只收到13个小时的最低工资，要求华策会“停止剥削工人并不长应得工资”。她们获得了法官的支持，工会介入仲裁，但长达8年的时间里，她们始终被困在拖延的程序和繁琐的讨价还价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我们最初有一两百人参与维权，8年下来，最初的那些护工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现在还在坚持的不过二三十人了。”陈阿姨说。
坚持推动改变
但她们持之以恒的行动确实也带来了整个行业的一些改变，42家承接政府护工项目机构中有很多都放弃了24小时的工作合同，改为12小时轮班制。但迄今为止，被众多华人女工指责“剥削得最严重”的华策会始终在坚持这一制度。
Rom Kim的调查报告援引了华策会的相关负责人在法庭上的解释，他们否认指控的理由主要是：由于护工工作的特殊性，原告并没有真正工作到“24小时”，“她们是有时间睡觉的”。而调查报告同样也搜集了来自劳工方面的证据，证明长期的24小时连续工作给她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24小时护工照顾的都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病患和老人，我们有的护工计划里面每两小时都要给半身不遂的病人翻身的，还有的病人随时会叫我们扶他们起来，我们随时都要醒着，怎么能有时间睡觉呢？”陈阿姨说。
175法案截图
在去年9月的听证会上，1199工会也提出了他们只能给出微薄补偿的理由和反对175法案的理由——他们要保护这个行业的利益，要维护那些自愿超时加班的工人获取更多劳动报酬的权益。他们认为，如果护工上24小时的班要按每小时都“算在工作”来补偿，这个行业都将会破产。
“但是这本来就不是应该被他们扣掉的钱，这是属于劳工们应得的报酬，本来就该还给她们。”市议员马泰说。有人认为，医疗项目主要是州政府在负责，而且州议会已经在推进相关法案解决这一问题，纽约市的议员不应该插手，甚至有人因此质疑马泰等人是借此“博眼球”，为了选举投机。
但马泰不以为然，他表示，因为支持工会和华策会等组织，同为民主党员的市议长等人不支持相关立法，但他会想办法继续推进，理想情况下，半年内会推动175法案的通过。
“这完全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要这样坑害华人。”
“我只希望24小时工作制被中止，不想看到后来的人继续受害。”
5月19日，“我不是女人吗”组织在联合国总部示威，要求停止24小时工作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反抗24小时工作制的华人女工
上周末，陈阿姨(Lai)、朱阿姨(Mei)、林阿姨(Qun)等人又在中国城曼哈顿大桥桥头发传单。她们想要帮助市议员克里斯多弗∙马泰（Christopher Marte）推动《家庭护工最长工作时限法案》（又称175法案）在纽约市议会的通过。她们都曾是华人策划协会（CPC，简称华策会）签约的家庭护工。
这些阿姨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她们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数十年前移民到美国，先是在制衣厂打工，十多年前制衣厂大规模倒闭后，她们开始进入家庭护工行业。为了能拿退休金，她们通常需要在这个行业工作十年以上；在“奥巴马医保”实施之前，她们通常还需要加入工会才能获得医疗保险。
纽约有40多家承接政府拨款的护工项目的非盈利机构，有大约30万以亚裔和拉美裔妇女为主的中老年护工群体。她们很多人都不会说英语，有的人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讲，只会说方言。一般来说，各族裔的护工会与各自族裔的非盈利机构签约，照顾的也多是本族裔的病患。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是常态，但工资却是按扣除了“8小时的睡觉”和“3小时的吃饭”来计算的。
因为没有别的一技之长，为了养家糊口，年近70的陈阿姨等人十余年来都选择了吃苦耐劳和默默忍受，但过劳的伤痛和失眠的困扰却成了伴随她们晚年生活的后遗症。
朱阿姨说：“我最后一个病人是个180磅的人，我要反复地把他抱起来，结果我的肩膀和手臂都扭伤了，一直没力气，这份工做完后就再也做不了别的工作。”
陈、朱、林三位阿姨。图：以微
更令他们失望的，是来自同胞的压榨和歧视。
“我曾央求华策会给我换成12小时的班，负责人就跟我说你不做的话就没工做，你就等着吧。我等了一个月他们不给我安排工，我就去申请失业救济，然后他们就给我安排了两个距离很远的12小时工让我疲于奔命，最后只能妥协接受24小时的工。”朱阿姨说。
她认为，12小时轮班和24小时轮班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后者能让华策会等“承包商”有利可图，尽管它们是以“非盈利”的名义承接政府项目。90年代的时候，她们上24小时工，拿13小时工资，每小时只有7美元；2015年进入诉讼后，涨到了10美元，现在又涨了几美元。但每小时工资涨的越多，她们剩余的11小时被“压榨”的也就越多。
“我们现在首要的诉求是停止24小时工作制，政府需要立法来禁止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不人道的；其次才是要求退还我们超时工作应得的工资。”林阿姨说。
从维权到参政
上个月，这群老阿姨也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口，和“我不是女人吗？”妇女维权组织一起，拉起横幅示威，并向联合国提交了请愿书，希望借助国际监督力量来中止纽约护工的24小时工作传统。除了联合国之外，她们也给包括市长、州长和美国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写了信。
5月19日，“我不是女人吗”组织在联合国总部示威，要求停止24小时工作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去年9月，陈阿姨也在纽约市1199工会组织的听证会上，怒斥工会与华策会“合谋”，以不公平的仲裁来“大事化小”，以保护这个行业“不崩溃”为名，让受害者继续受害。但是朱阿姨和林阿姨因为被认定为“已经退休”，没有被允许进入听证会现场。
纽约州众议员Rom Kim以证人身份在听证会上发言，他拿出了一份100页的调查报告，指出华策会每年获得2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承接护工等政府“外包”工作，但却以让工人超时工作的方式来从中渔利。他同时批评了政府监管职能的失效，他认为24小时工作制的持续存在是一种“完全放弃政府职责的案例，也是我们将公共工作外包和私有化的例子……当我们外包公共责任时，我们逃避了问责”。
去年9月，Rom Kim在市议会听证会上作证。纽约市议会听证会视频截图
前年的选举日前，这些华人阿姨们也在中国城发传单，公开反对曾在华策会任职董事长的一位华人女性候选人竞选中国城选区的市议员。她们宁愿选择支持拉美裔的年轻人马泰——他自己的母亲也曾是护工，而且他承诺当选后会为她们发声，推动立法改变护工的24小时工作制。
护工维权代表们为马泰助选。图：以微
马泰最后以超过70%的得票率胜选，陈阿姨等人也大受鼓舞，更坚定了维权的信心——她们认为自己的声音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了体现。
早在2015年3月，陈阿姨就发起了针对华策会的诉讼，称自己和其他护工被迫24小时连轴转，但实际只收到13个小时的最低工资，要求华策会“停止剥削工人并不长应得工资”。她们获得了法官的支持，工会介入仲裁，但长达8年的时间里，她们始终被困在拖延的程序和繁琐的讨价还价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我们最初有一两百人参与维权，8年下来，最初的那些护工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现在还在坚持的不过二三十人了。”陈阿姨说。
坚持推动改变
但她们持之以恒的行动确实也带来了整个行业的一些改变，42家承接政府护工项目机构中有很多都放弃了24小时的工作合同，改为12小时轮班制。但迄今为止，被众多华人女工指责“剥削得最严重”的华策会始终在坚持这一制度。
Rom Kim的调查报告援引了华策会的相关负责人在法庭上的解释，他们否认指控的理由主要是：由于护工工作的特殊性，原告并没有真正工作到“24小时”，“她们是有时间睡觉的”。而调查报告同样也搜集了来自劳工方面的证据，证明长期的24小时连续工作给她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24小时护工照顾的都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病患和老人，我们有的护工计划里面每两小时都要给半身不遂的病人翻身的，还有的病人随时会叫我们扶他们起来，我们随时都要醒着，怎么能有时间睡觉呢？”陈阿姨说。
175法案截图
在去年9月的听证会上，1199工会也提出了他们只能给出微薄补偿的理由和反对175法案的理由——他们要保护这个行业的利益，要维护那些自愿超时加班的工人获取更多劳动报酬的权益。他们认为，如果护工上24小时的班要按每小时都“算在工作”来补偿，这个行业都将会破产。
“但是这本来就不是应该被他们扣掉的钱，这是属于劳工们应得的报酬，本来就该还给她们。”市议员马泰说。有人认为，医疗项目主要是州政府在负责，而且州议会已经在推进相关法案解决这一问题，纽约市的议员不应该插手，甚至有人因此质疑马泰等人是借此“博眼球”，为了选举投机。
但马泰不以为然，他表示，因为支持工会和华策会等组织，同为民主党员的市议长等人不支持相关立法，但他会想办法继续推进，理想情况下，半年内会推动175法案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