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多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彰显了西方“民主”的两大“亮点”。
第一，人们可以高举“民主”的旗帜，自称自己的行为代表了“民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私财产，使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第二，在“民主选举”中，鼓吹民主而阻扰社会发展的人，可以当选为议员，甚至可以成为议会中的多数（虽然只是不具备实质权力的“区议会”）。
“民主”本应该是“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香港的“亮点”却展现出悖论式的结果。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悖论呢？原因隐藏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三个误区之中，以及理论误区导致的行为陷阱。
误区一：
西方民主理论主张的多数制规则形成了趋中化的“自弱机制”。
民主制是“从众”“从多数”的，是要让多数人的意见成为社会的决策意见。多数人不是社会中最聪明、最优贤的人，不是最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的人，不能为社会作出最佳的决策。多数人中的很多人往往相当情绪化，尤其在其它众人的情绪感染下，往往根据情绪来作决策，而不作深刻复杂的理性思维。
在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多数人的情绪更是扩大了影响力，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很利于及时传播情绪，不利于理性分析表述，人人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呼大叫，没有专业人士来作“质量鉴别”“分层筛选”，使得“大多数”的情绪可以抵制“少数”的理性。
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让最聪明、最优贤的人作决策，有利于该社会的发展强大；而让情绪化的大多数作决策，会削弱理性，偏离发展强大的轨道，这就是“自弱机制”。
当周边其他社会没有这种“自弱机制”的时候，受“自弱机制”影响的社会和它们竞争，就会处于很不利的形势之下。在粤港澳地区，粤和澳避免了“自弱机制”，港的竞争力被自我弱化，港的发展明显不如粤澳。
回想当年，香港已是现代化的富裕大城市了，而深圳还只是一个落后的贫穷小村，但是今天深圳已经快步追上了香港。澳门1999年回归中国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比香港差得多，但现在比香港强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数据，1999年香港是澳门的162%，而2018年香港只是澳门的56%，香港“自弱”了106个百分点。
中国内地民众直接参与基层选举，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决策中，真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决策是由省市和中央在经过广泛的调查、咨询、协商后做出的，因此既在程序和实质上都体现了“民主”，又不受西式选举的“自弱机制”影响。而且，中国内地很强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是先锋队，不是趋中化的普通大多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引领的作用，可以防止基层直接选举可能带来的“自弱机制”问题。
澳门的选举制度和香港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关键的不同。以立法机构的选举为例，澳门立法会有委任议员，占了21%的席位，直接选举的议员席位不到50%（委任议员是由特首行政长官委任的）；而香港立法会没有委任议员，直接选举的议员席位是50%，另外50%的席位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
在目前的立法会中，澳门有33位议员，7人是委任，12人由法人社团间接选出，14人是直接选举产生的；香港有70位议员，35人是由分区直接选举的，35人是由功能团体选举的。
澳门立法会（图片来源：新华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帮助澳门减少了“自弱机制”的效应，这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扰”。由于平庸的大多数缺乏识破外部干扰的能力，他们比较容易受外部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散布花言巧语，引诱人去做一些将使社会弱化的事情，因而加剧了“弱化机制”。
外来势力在香港非常活跃，英国美国都搞了很多活动。在澳门外来势力的活动则比较少，葡萄牙没有搞活动，美国的手也不活跃，这就使得“自弱机制”在澳门没有被进一步恶化。
误区二：
西方民主理论主张的“选举权”造成了“自毁机制”。
在西方的“民主选举”中，个人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只要是有选举权的人，就可以去投票选择执政者，选举者没有责任去理解投票内容。即使对候选人一无所知、对其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全然不了解，也可以任意投票，也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对于选举结果给社会未来造成的恶果，选举者是不会被问责的。被选举的人可以被问责，譬如当选的议员如果做出某项决策造成社会恶果，这位议员可能被问责；但是，那些把这位议员选到决策位置上的选民，却不会被问责。
假设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选出的某位议员，以后工作出了问题，譬如作出的社区垃圾处理政策不当，造成了社区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了大众的身体健康，这位议员可以被问责，也许以后不能再当议员了，但是投票选他的选民是不会被问责的。
或许可以说政策不当的后果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惩罚”，但他们的选举权本身不会被取消，以后仍然可以参加选举，而且从西式制度的实践看，很可能仍然不负责任地投票，仍然可以选出决策错误的议员。这种不被问责、不需负责任的选举，很可能不断地选出决策错误的领导者，造成社会的自毁。
在商业公司中，如果一位经理选了一个人去做某项工作，此人工作出错，给公司造成恶果，此人会被处罚，那位选他担任此工作的经理也可能会被问责，这样的问责制度是为了防止选错人而损毁公司，是防止自毁的机制。
但在西式民主选举的制度中，却没有机制防止自毁。在别有用心的势力集团影响下，这种自毁产生的毁坏作用更为恶劣。这些势力集团有的是来自社会内部，有的是来自外部。他们看到了大众情绪化的特点，散布煽情的蛊惑信息；他们利用了投票不需负责任的制度，吸引选票为自己的利益目的服务。
其结果是，势力集团得利了，社会受损了、自毁了。在香港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外国势力集团的兴风作浪以及恶劣后果，这是西式民主制度自毁的典型案例。
误区三：
西方民主理论中两个核心理念之间有概念矛盾，使得个人可以把自己称为“人民”，把对方称为“反人民”，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
在西方民主理论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理念是“保障个人权利”，同时又有另一个核心理念是“民主是人民统治”，此处隐含了一个概念矛盾的逻辑误区。
在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中，“人民统治”和“个人权利”是没有矛盾的一对概念，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权利，只有保障了个人权利才能实现人民统治的民主。
不过，从深层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存在着矛盾。
因为，“人民”是一个群体本位的概念，而“个人权利”是一个个体本位的概念。在个体本位的框架中，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不存在整体化的“人民利益”和“民意”。
所谓“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所谓“民意”则是无数互相对立的意见。忽视这个概念逻辑矛盾的结果是，个人可以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以“人民”之名来追求个人利益。这个现象在香港的民主乱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自称代表了人民，对异己大肆打击，撕裂社会，破坏社会的整体利益。
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实行了自己独特的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以被称为“优主制”，它避免了“西方民主制”的误区陷阱。中国的治理模式不是“从众”“从多数”，而是“从优”“从贤”“从先锋”，让大众中的优贤先锋者组成先锋队，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的实践展示了优主治理的成功，既提供了事实，也提供了理论。希望香港人能够正视事实，能够理性地思考西方民主理论的误区，使香港能够摆脱乱局困境。
最近半年多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彰显了西方“民主”的两大“亮点”。
第一，人们可以高举“民主”的旗帜，自称自己的行为代表了“民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私财产，使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第二，在“民主选举”中，鼓吹民主而阻扰社会发展的人，可以当选为议员，甚至可以成为议会中的多数（虽然只是不具备实质权力的“区议会”）。
“民主”本应该是“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香港的“亮点”却展现出悖论式的结果。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悖论呢？原因隐藏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三个误区之中，以及理论误区导致的行为陷阱。
误区一：
西方民主理论主张的多数制规则形成了趋中化的“自弱机制”。
民主制是“从众”“从多数”的，是要让多数人的意见成为社会的决策意见。多数人不是社会中最聪明、最优贤的人，不是最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的人，不能为社会作出最佳的决策。多数人中的很多人往往相当情绪化，尤其在其它众人的情绪感染下，往往根据情绪来作决策，而不作深刻复杂的理性思维。
在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多数人的情绪更是扩大了影响力，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很利于及时传播情绪，不利于理性分析表述，人人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呼大叫，没有专业人士来作“质量鉴别”“分层筛选”，使得“大多数”的情绪可以抵制“少数”的理性。
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让最聪明、最优贤的人作决策，有利于该社会的发展强大；而让情绪化的大多数作决策，会削弱理性，偏离发展强大的轨道，这就是“自弱机制”。
当周边其他社会没有这种“自弱机制”的时候，受“自弱机制”影响的社会和它们竞争，就会处于很不利的形势之下。在粤港澳地区，粤和澳避免了“自弱机制”，港的竞争力被自我弱化，港的发展明显不如粤澳。
回想当年，香港已是现代化的富裕大城市了，而深圳还只是一个落后的贫穷小村，但是今天深圳已经快步追上了香港。澳门1999年回归中国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比香港差得多，但现在比香港强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数据，1999年香港是澳门的162%，而2018年香港只是澳门的56%，香港“自弱”了106个百分点。
中国内地民众直接参与基层选举，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决策中，真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决策是由省市和中央在经过广泛的调查、咨询、协商后做出的，因此既在程序和实质上都体现了“民主”，又不受西式选举的“自弱机制”影响。而且，中国内地很强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是先锋队，不是趋中化的普通大多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引领的作用，可以防止基层直接选举可能带来的“自弱机制”问题。
澳门的选举制度和香港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关键的不同。以立法机构的选举为例，澳门立法会有委任议员，占了21%的席位，直接选举的议员席位不到50%（委任议员是由特首行政长官委任的）；而香港立法会没有委任议员，直接选举的议员席位是50%，另外50%的席位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
在目前的立法会中，澳门有33位议员，7人是委任，12人由法人社团间接选出，14人是直接选举产生的；香港有70位议员，35人是由分区直接选举的，35人是由功能团体选举的。
澳门立法会（图片来源：新华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帮助澳门减少了“自弱机制”的效应，这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扰”。由于平庸的大多数缺乏识破外部干扰的能力，他们比较容易受外部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散布花言巧语，引诱人去做一些将使社会弱化的事情，因而加剧了“弱化机制”。
外来势力在香港非常活跃，英国美国都搞了很多活动。在澳门外来势力的活动则比较少，葡萄牙没有搞活动，美国的手也不活跃，这就使得“自弱机制”在澳门没有被进一步恶化。
误区二：
西方民主理论主张的“选举权”造成了“自毁机制”。
在西方的“民主选举”中，个人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只要是有选举权的人，就可以去投票选择执政者，选举者没有责任去理解投票内容。即使对候选人一无所知、对其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全然不了解，也可以任意投票，也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对于选举结果给社会未来造成的恶果，选举者是不会被问责的。被选举的人可以被问责，譬如当选的议员如果做出某项决策造成社会恶果，这位议员可能被问责；但是，那些把这位议员选到决策位置上的选民，却不会被问责。
假设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选出的某位议员，以后工作出了问题，譬如作出的社区垃圾处理政策不当，造成了社区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了大众的身体健康，这位议员可以被问责，也许以后不能再当议员了，但是投票选他的选民是不会被问责的。
或许可以说政策不当的后果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惩罚”，但他们的选举权本身不会被取消，以后仍然可以参加选举，而且从西式制度的实践看，很可能仍然不负责任地投票，仍然可以选出决策错误的议员。这种不被问责、不需负责任的选举，很可能不断地选出决策错误的领导者，造成社会的自毁。
在商业公司中，如果一位经理选了一个人去做某项工作，此人工作出错，给公司造成恶果，此人会被处罚，那位选他担任此工作的经理也可能会被问责，这样的问责制度是为了防止选错人而损毁公司，是防止自毁的机制。
但在西式民主选举的制度中，却没有机制防止自毁。在别有用心的势力集团影响下，这种自毁产生的毁坏作用更为恶劣。这些势力集团有的是来自社会内部，有的是来自外部。他们看到了大众情绪化的特点，散布煽情的蛊惑信息；他们利用了投票不需负责任的制度，吸引选票为自己的利益目的服务。
其结果是，势力集团得利了，社会受损了、自毁了。在香港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外国势力集团的兴风作浪以及恶劣后果，这是西式民主制度自毁的典型案例。
误区三：
西方民主理论中两个核心理念之间有概念矛盾，使得个人可以把自己称为“人民”，把对方称为“反人民”，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
在西方民主理论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理念是“保障个人权利”，同时又有另一个核心理念是“民主是人民统治”，此处隐含了一个概念矛盾的逻辑误区。
在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中，“人民统治”和“个人权利”是没有矛盾的一对概念，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权利，只有保障了个人权利才能实现人民统治的民主。
不过，从深层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存在着矛盾。
因为，“人民”是一个群体本位的概念，而“个人权利”是一个个体本位的概念。在个体本位的框架中，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不存在整体化的“人民利益”和“民意”。
所谓“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所谓“民意”则是无数互相对立的意见。忽视这个概念逻辑矛盾的结果是，个人可以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以“人民”之名来追求个人利益。这个现象在香港的民主乱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自称代表了人民，对异己大肆打击，撕裂社会，破坏社会的整体利益。
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实行了自己独特的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以被称为“优主制”，它避免了“西方民主制”的误区陷阱。中国的治理模式不是“从众”“从多数”，而是“从优”“从贤”“从先锋”，让大众中的优贤先锋者组成先锋队，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的实践展示了优主治理的成功，既提供了事实，也提供了理论。希望香港人能够正视事实，能够理性地思考西方民主理论的误区，使香港能够摆脱乱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