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斯大林突发奇想，我们苏联的文学，总要区别沙皇时代的文学，更应该区别资本主义那套文学，如何定义我们的文学呢？
大家知道，文学向来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来又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创作风格而言。比如把李白归为浪漫主义，杜甫归为现实主义。
但是斯大林想的不是创作风格，而是另一个概念。
眼睛一亮，他想到了一个词，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家们谁也不知道，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针，到底如何坚持。有作家在会议上问斯大林，是不是党外作家也都需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然后才能写作？斯大林说：“不必，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人，应该进苏共政治局。”
作家代表大会定下了这个方针，作家们就开始创作了。苏联专门设立了斯大林文学奖，用于表彰新涌现的优秀作品。
斯大林经常亲自参加评审会。1948年，讨论获奖名单，斯大林问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为啥没有潘菲洛夫的《为和平而斗争》？”
法捷耶夫的成名作品是《青年近卫军》，他回答，委员会没有讨论这部小说，因为它缺乏起码得艺术水准。
斯大林说，可我的看法不同，认为应该获奖，大家看呢？
所有人都支持斯大林，《为和平而斗争》好，很好，就是好。
2
阿·托尔斯泰是沙俄时代的伯爵，贵族，有钱人，著名作家，十月革命后支持新政权，被誉为“无产阶级伯爵”。
1934年，剧院排演他的话剧《彼得大帝》。这时候正处于大清洗前夜，小说剧作、报纸书刊把关异常严厉，生怕漏掉“毒草”，惹火上身。
剧院请了重量级人物，还有评论家来观看，请大家提意见。
斯大林也来了。剧院老板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主演，彼得大帝是沙皇，又是有作为的人，你千万搂着点，别把他的英雄气演过火了，万一说咱们歌颂沙皇，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针还不算啥，说咱们为腐朽的沙皇张目，那可完蛋了！
斯大林面无表情地看到尾声，快到剧终时，站起来走了。
剧院经理赶紧追出去，在剧场休息厅，斯大林跟他说了几句。
经理回来时，演出已经进入了专家评价环节。
所有人都深信，斯大林提前退场，显然是不满意啊！有了这个前提，那么该剧的问题很好找，美化封建沙皇，美化万恶的旧社会，这种东西怎么能上演？！
后面发言的人已经找不到新词儿了，于是要求追究导演演员责任，再往后，要求追究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这个沙皇伯爵，我早说过，不是好东西！
所有人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怎么会有这样反革命的话剧排演？！
剧院经理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打断了大家说：“有一个人和大家的看法相反，就是斯大林同志。他刚才跟我说，剧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英雄气概表达不够！”
鸦雀无声，气氛太尴尬了。短暂的脸红之后，第12个人发言，他说：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面11位发言人的愤慨！你们竟然否定如此优秀的作品！我的看法和斯大林同志完全一致，就是彼得大帝英雄气概表达不够。
他获得了热烈掌声。一致通过，尽快修改后上演。
什么标准？权力就是标准。
契诃夫的《变色龙》何尝“抹黑”沙皇时代的警察了？分明是“抹黑”了苏联时代的文艺评论家嘛！
3
作家们纷纷按照新的“标准”修改小说，不修改不行，不修改被批斗。
1925年左琴科写了一篇小说《穷困》，是说城里有了电，家家户户有了电灯，房子的确亮堂了，但是烦恼也来了，电灯照到了每个犄角旮旯，那是白天都看不到的地方，发霉的墙角，皲裂的墙皮，还有晚上才出没的臭虫。
各家忙着打扫卫生，可是女房东却把电线揪断了，她说不想要电灯，因为这么寒碜的家底，连臭虫都会笑话。邻居要给她装修，她不愿意：“离开了灯，也照样过日子，从前不就是这样过的吗？”
小说具有深刻的寓意：当光照进来，有人不是让房间变得干净，而是恨那光，宁愿不见光。这就是穷困的根源。
左琴科受到了批判，怎么能这样写呢？你写得真实吗？哪有这样一个女房东？分明是丑化。
后来左琴科做了修改：这个女房东，是沙俄时代一个上尉的遗孀，思想落后，好吃懒做，在大家的教育下，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邻居们帮助她装修了房间，整栋大楼充满了祥和的气氛。
这样改了以后，这篇小说成了初一学生的记叙文。
4
斯大林的喜好，批评家的察言观色，作家的被批判，以及后继者的见风使舵，必然会产生说谎的文学。
什么是文学真实？
如果非要找拒绝电灯的人，可能全苏联都找不到一个，这种真实是生活真实。
然而守旧的人大有人在，不思进取的人大有人在，面对新生事物感到恐惧的人大有人在，别里科夫那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大有人在，对照见墙上的臭虫的人怀恨在心大加挞伐的人大有人在。这让小说非常真实，这就是文学真实。
没人知道苏联生产了多少说谎文学，最后甚至连勃列日涅夫都说谎了。
1978年，《新世界》期刊突然连续刊发了勃列日涅夫三部自传体小说《小地》《复兴》《处女地》，1980年荣获列宁文学奖，成了著名作家。这三本书发行量达4亿册，被列为中小学生课外必读书目。
然而后来真相大白，这三本书都是别人写的，勃列日涅夫没有改一个字。
1987年，“三部曲”从书店消失了，它们成了苏联最大的笑话。
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苏联当局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癌病房》的作者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索氏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说谎文学才是最大的抹黑，因为它只有粉饰，只有迎合，只有歌颂，大家知道这些东西说谎。
当谎言充斥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就是一蟹不如一蟹，而文学却一个劲地粉饰。拒绝粉饰的作家，会付出高昂代价，然后全社会吞下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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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突发奇想，我们苏联的文学，总要区别沙皇时代的文学，更应该区别资本主义那套文学，如何定义我们的文学呢？
大家知道，文学向来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来又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创作风格而言。比如把李白归为浪漫主义，杜甫归为现实主义。
但是斯大林想的不是创作风格，而是另一个概念。
眼睛一亮，他想到了一个词，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家们谁也不知道，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针，到底如何坚持。有作家在会议上问斯大林，是不是党外作家也都需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然后才能写作？斯大林说：“不必，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人，应该进苏共政治局。”
作家代表大会定下了这个方针，作家们就开始创作了。苏联专门设立了斯大林文学奖，用于表彰新涌现的优秀作品。
斯大林经常亲自参加评审会。1948年，讨论获奖名单，斯大林问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为啥没有潘菲洛夫的《为和平而斗争》？”
法捷耶夫的成名作品是《青年近卫军》，他回答，委员会没有讨论这部小说，因为它缺乏起码得艺术水准。
斯大林说，可我的看法不同，认为应该获奖，大家看呢？
所有人都支持斯大林，《为和平而斗争》好，很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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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尔斯泰是沙俄时代的伯爵，贵族，有钱人，著名作家，十月革命后支持新政权，被誉为“无产阶级伯爵”。
1934年，剧院排演他的话剧《彼得大帝》。这时候正处于大清洗前夜，小说剧作、报纸书刊把关异常严厉，生怕漏掉“毒草”，惹火上身。
剧院请了重量级人物，还有评论家来观看，请大家提意见。
斯大林也来了。剧院老板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主演，彼得大帝是沙皇，又是有作为的人，你千万搂着点，别把他的英雄气演过火了，万一说咱们歌颂沙皇，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针还不算啥，说咱们为腐朽的沙皇张目，那可完蛋了！
斯大林面无表情地看到尾声，快到剧终时，站起来走了。
剧院经理赶紧追出去，在剧场休息厅，斯大林跟他说了几句。
经理回来时，演出已经进入了专家评价环节。
所有人都深信，斯大林提前退场，显然是不满意啊！有了这个前提，那么该剧的问题很好找，美化封建沙皇，美化万恶的旧社会，这种东西怎么能上演？！
后面发言的人已经找不到新词儿了，于是要求追究导演演员责任，再往后，要求追究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这个沙皇伯爵，我早说过，不是好东西！
所有人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怎么会有这样反革命的话剧排演？！
剧院经理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打断了大家说：“有一个人和大家的看法相反，就是斯大林同志。他刚才跟我说，剧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英雄气概表达不够！”
鸦雀无声，气氛太尴尬了。短暂的脸红之后，第12个人发言，他说：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面11位发言人的愤慨！你们竟然否定如此优秀的作品！我的看法和斯大林同志完全一致，就是彼得大帝英雄气概表达不够。
他获得了热烈掌声。一致通过，尽快修改后上演。
什么标准？权力就是标准。
契诃夫的《变色龙》何尝“抹黑”沙皇时代的警察了？分明是“抹黑”了苏联时代的文艺评论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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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纷纷按照新的“标准”修改小说，不修改不行，不修改被批斗。
1925年左琴科写了一篇小说《穷困》，是说城里有了电，家家户户有了电灯，房子的确亮堂了，但是烦恼也来了，电灯照到了每个犄角旮旯，那是白天都看不到的地方，发霉的墙角，皲裂的墙皮，还有晚上才出没的臭虫。
各家忙着打扫卫生，可是女房东却把电线揪断了，她说不想要电灯，因为这么寒碜的家底，连臭虫都会笑话。邻居要给她装修，她不愿意：“离开了灯，也照样过日子，从前不就是这样过的吗？”
小说具有深刻的寓意：当光照进来，有人不是让房间变得干净，而是恨那光，宁愿不见光。这就是穷困的根源。
左琴科受到了批判，怎么能这样写呢？你写得真实吗？哪有这样一个女房东？分明是丑化。
后来左琴科做了修改：这个女房东，是沙俄时代一个上尉的遗孀，思想落后，好吃懒做，在大家的教育下，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邻居们帮助她装修了房间，整栋大楼充满了祥和的气氛。
这样改了以后，这篇小说成了初一学生的记叙文。
4
斯大林的喜好，批评家的察言观色，作家的被批判，以及后继者的见风使舵，必然会产生说谎的文学。
什么是文学真实？
如果非要找拒绝电灯的人，可能全苏联都找不到一个，这种真实是生活真实。
然而守旧的人大有人在，不思进取的人大有人在，面对新生事物感到恐惧的人大有人在，别里科夫那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大有人在，对照见墙上的臭虫的人怀恨在心大加挞伐的人大有人在。这让小说非常真实，这就是文学真实。
没人知道苏联生产了多少说谎文学，最后甚至连勃列日涅夫都说谎了。
1978年，《新世界》期刊突然连续刊发了勃列日涅夫三部自传体小说《小地》《复兴》《处女地》，1980年荣获列宁文学奖，成了著名作家。这三本书发行量达4亿册，被列为中小学生课外必读书目。
然而后来真相大白，这三本书都是别人写的，勃列日涅夫没有改一个字。
1987年，“三部曲”从书店消失了，它们成了苏联最大的笑话。
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苏联当局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癌病房》的作者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索氏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说谎文学才是最大的抹黑，因为它只有粉饰，只有迎合，只有歌颂，大家知道这些东西说谎。
当谎言充斥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就是一蟹不如一蟹，而文学却一个劲地粉饰。拒绝粉饰的作家，会付出高昂代价，然后全社会吞下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