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遗体抬入集装箱保存。中国突然取消新冠防控后的两周时间里，感染新冠后死亡的报告出现激增。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挂着黑色与黄色纸花的灵车缓缓驶向北京东郊殡仪馆，连绵不绝。几十号人挤在紧闭的大门口等着放行。一名占不到位置的男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不知该如何处理刚死于新冠的亲人遗体。医院不能存放，因为太平间已经放不下了。当他致电殡仪馆，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得等上一个星期。当他再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民众尽力哀悼被大规模新冠疫情暴发夺走生命的死者，未做好准备的体系难以应对死亡人数的激增。在中国突然放弃“新冠清零”政策的两周后，北京等城市感染激增，同时还出现了死亡报告。
殡仪馆负责人和殡葬用品销售商称，许多家庭打来电话，需要他们帮助处理亲人的遗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人们分享了满是遗体的太平间的视频和照片，以及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经历。
但中国政府描绘了一幅没那么可怕的景象。在官方统计和宣传报道中，中国在过去两周只报告了七例死亡病例，而且都在北京。国家卫健委甚至在周三将全国累计新冠死亡数减核一例，至5241人。官员们解释称，中国仅将病毒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的死因算做新冠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样的定义将会导致死亡人数严重少计。
对于突然停止控制疫情造成的损害，执政的中共可能有政治动机进行淡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早些时候在限制新冠死亡上所取得的成功描绘为中国比西方优越的证据，如果死亡人数太多，这种说法就很难站得住脚。
等待进入东郊殡仪馆和火葬场的车辆。随着死亡人数增加，居民们抱怨火化难。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他们公开死亡数字，将对党的威望造成重大打击，”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政治专家林和立表示。
但医生和国际卫生专家均表示，低估死亡人数可能会助长公众对病毒风险的自满情绪。中国的评论人士和公众对死亡数字进行了广泛的批评，称其掩盖了真实情况，并损害了政府信誉。
“提供自欺欺人样本，”商务部下属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梅新育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评价政府发布的每日新冠确诊报告。后来他发了一条公告，称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岳父死于新冠引发的肺炎。他表示，死者家属等了几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
“最后只能放在医院太平间的地上等待火化，”梅新育写道。他说死者家属没排到火化机会，也没有殡葬车。“家属为之心碎。”
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即便是在正常时期，中国的死亡人数在冬季也会上升，因为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会增加。但在殡葬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表示，他们发现死者比以往多了很多。在北京西南方约320公里的石家庄，永安殡葬服务中心的一名员工表示，以往他每月要办理10桩丧事，但现在每天大概都能接到五个电话。
一些中国媒体公开报道了少数与新冠相关的死亡病例。37岁的退役足球明星王若吉因感染新冠引发基础性疾病恶化去世。受人尊敬的媒体财新报道称，一家党报的原副总编辑周志春在感染新冠后去世，享年77岁，医生诊断其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但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分享了近日去世的其他知名人士的官方讣告，其中包括一名京剧演员和一名帮助设计了赛事吉祥物的美术工作者。许多人推测这些死者的真正死因都被诸如“严重感冒感染”之类的描述所掩盖。
中国西南城市重庆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 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在周二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传染病专家王贵强表示，中国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仅考虑新冠引发肺炎或呼吸衰竭致死的情况。他说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主要侵犯上呼吸道，患上致命性肺炎的情况很少。
另一名官员则解释了为何中国本周将新冠死亡病例核减了一例。北京市卫健委一名宣传官员姚秀君（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经专家审定，周二报告的死亡病例死因是其他疾病。
这样的狭窄判定排除了新冠导致基础疾病加重的死亡。中国对新冠死亡病例的统计也仅凭医院召集的专家组判定，这可能导致在家中或其他地方死亡的病例被遗漏。
本月，重庆一家医院的新冠患者在大厅接受治疗。 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相较之下，美国、英国和香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统计感染新冠的死者，而不仅仅是死于新冠的病例。
采取这种统计方法的可能并不只有中国。在俄罗斯，政府只统计直接由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
周三，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示，中国对新冠死亡的界定是不充分的。“中国非常重视呼吸衰竭——考虑到感染严重程度，新冠死者往往死于许多不同的身体系统衰竭，”他说。
他表示，中国的方法将“大大低估与新冠相关的真实死亡人数”。
健康专家表示，这种低估也有其好处。这样做可以控制公众恐慌情绪，减轻非重症患者给医院造成的负担。由于民众争相囤积布洛芬和其他退烧药，中国已经难以保障此类药品的供应。
在北京一家药店排队的民众。感染激增导致退烧药品短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政府试图挽救被近三年来的破坏性封锁和耗费大量资金的检测项目重击的经济之际，低估可能也有助于企业恢复。在一些大城市，企业和官员都鼓励民众即使是新冠轻症也要坚持上班。
但统计不足也可能适得其反，破坏政府自身敦促公众采取必要防御措施的努力。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表示，中国许多老年人可能还会拒打疫苗，而年轻人或许会没那么重视这种病毒。
金冬雁教授表示，中国数十年来对于传染病死亡的统计范围都很狭窄，包括2003年的非典和季节性流感。但政府在今春上海封城时破例，使用了更宽泛的定义，因为当局试图证明为期两个月的严厉封锁是合理的。
在上海市政府报告的588例新冠死亡中，一例死于心脏病，其余死于“基础性疾病”或“癌症”。尽管存在这种不一致，国家卫健委从未从全国数据中将这些死亡病例删除。
无论官方数据如何，中国都将迎来一波死亡潮。
“虽然总体病死率较低，但感染人数太多，因此这一风险可能导致死亡绝对人数相对较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专家王广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压力已经加剧了公众的不满。
“殡仪馆人满为患，”一位北京居民说，因为害怕政府报复，她只具陈姓。陈女士说，周二，她昏迷了一周的祖父死于新冠并发症，包括肺炎和肾衰竭。
12月，北京东郊殡仪馆。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女士一家花了两天时间才在北京找到能火化祖父遗体的殡仪馆。陈女士也对政府的新冠统计数据表示怀疑。
“如果一天只有五例新冠死亡，那我都认识其中将近一半了，”她说。“我们北京人要最先承受病毒大规模传播的后果，实在是太痛心了。”
北京一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遗体抬入集装箱保存。中国突然取消新冠防控后的两周时间里，感染新冠后死亡的报告出现激增。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挂着黑色与黄色纸花的灵车缓缓驶向北京东郊殡仪馆，连绵不绝。几十号人挤在紧闭的大门口等着放行。一名占不到位置的男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不知该如何处理刚死于新冠的亲人遗体。医院不能存放，因为太平间已经放不下了。当他致电殡仪馆，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得等上一个星期。当他再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民众尽力哀悼被大规模新冠疫情暴发夺走生命的死者，未做好准备的体系难以应对死亡人数的激增。在中国突然放弃“新冠清零”政策的两周后，北京等城市感染激增，同时还出现了死亡报告。
殡仪馆负责人和殡葬用品销售商称，许多家庭打来电话，需要他们帮助处理亲人的遗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人们分享了满是遗体的太平间的视频和照片，以及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经历。
但中国政府描绘了一幅没那么可怕的景象。在官方统计和宣传报道中，中国在过去两周只报告了七例死亡病例，而且都在北京。国家卫健委甚至在周三将全国累计新冠死亡数减核一例，至5241人。官员们解释称，中国仅将病毒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的死因算做新冠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样的定义将会导致死亡人数严重少计。
对于突然停止控制疫情造成的损害，执政的中共可能有政治动机进行淡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早些时候在限制新冠死亡上所取得的成功描绘为中国比西方优越的证据，如果死亡人数太多，这种说法就很难站得住脚。
等待进入东郊殡仪馆和火葬场的车辆。随着死亡人数增加，居民们抱怨火化难。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他们公开死亡数字，将对党的威望造成重大打击，”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政治专家林和立表示。
但医生和国际卫生专家均表示，低估死亡人数可能会助长公众对病毒风险的自满情绪。中国的评论人士和公众对死亡数字进行了广泛的批评，称其掩盖了真实情况，并损害了政府信誉。
“提供自欺欺人样本，”商务部下属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梅新育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评价政府发布的每日新冠确诊报告。后来他发了一条公告，称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岳父死于新冠引发的肺炎。他表示，死者家属等了几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
“最后只能放在医院太平间的地上等待火化，”梅新育写道。他说死者家属没排到火化机会，也没有殡葬车。“家属为之心碎。”
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即便是在正常时期，中国的死亡人数在冬季也会上升，因为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会增加。但在殡葬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表示，他们发现死者比以往多了很多。在北京西南方约320公里的石家庄，永安殡葬服务中心的一名员工表示，以往他每月要办理10桩丧事，但现在每天大概都能接到五个电话。
一些中国媒体公开报道了少数与新冠相关的死亡病例。37岁的退役足球明星王若吉因感染新冠引发基础性疾病恶化去世。受人尊敬的媒体财新报道称，一家党报的原副总编辑周志春在感染新冠后去世，享年77岁，医生诊断其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但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分享了近日去世的其他知名人士的官方讣告，其中包括一名京剧演员和一名帮助设计了赛事吉祥物的美术工作者。许多人推测这些死者的真正死因都被诸如“严重感冒感染”之类的描述所掩盖。
中国西南城市重庆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 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在周二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传染病专家王贵强表示，中国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仅考虑新冠引发肺炎或呼吸衰竭致死的情况。他说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主要侵犯上呼吸道，患上致命性肺炎的情况很少。
另一名官员则解释了为何中国本周将新冠死亡病例核减了一例。北京市卫健委一名宣传官员姚秀君（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经专家审定，周二报告的死亡病例死因是其他疾病。
这样的狭窄判定排除了新冠导致基础疾病加重的死亡。中国对新冠死亡病例的统计也仅凭医院召集的专家组判定，这可能导致在家中或其他地方死亡的病例被遗漏。
本月，重庆一家医院的新冠患者在大厅接受治疗。 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相较之下，美国、英国和香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统计感染新冠的死者，而不仅仅是死于新冠的病例。
采取这种统计方法的可能并不只有中国。在俄罗斯，政府只统计直接由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
周三，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示，中国对新冠死亡的界定是不充分的。“中国非常重视呼吸衰竭——考虑到感染严重程度，新冠死者往往死于许多不同的身体系统衰竭，”他说。
他表示，中国的方法将“大大低估与新冠相关的真实死亡人数”。
健康专家表示，这种低估也有其好处。这样做可以控制公众恐慌情绪，减轻非重症患者给医院造成的负担。由于民众争相囤积布洛芬和其他退烧药，中国已经难以保障此类药品的供应。
在北京一家药店排队的民众。感染激增导致退烧药品短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政府试图挽救被近三年来的破坏性封锁和耗费大量资金的检测项目重击的经济之际，低估可能也有助于企业恢复。在一些大城市，企业和官员都鼓励民众即使是新冠轻症也要坚持上班。
但统计不足也可能适得其反，破坏政府自身敦促公众采取必要防御措施的努力。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表示，中国许多老年人可能还会拒打疫苗，而年轻人或许会没那么重视这种病毒。
金冬雁教授表示，中国数十年来对于传染病死亡的统计范围都很狭窄，包括2003年的非典和季节性流感。但政府在今春上海封城时破例，使用了更宽泛的定义，因为当局试图证明为期两个月的严厉封锁是合理的。
在上海市政府报告的588例新冠死亡中，一例死于心脏病，其余死于“基础性疾病”或“癌症”。尽管存在这种不一致，国家卫健委从未从全国数据中将这些死亡病例删除。
无论官方数据如何，中国都将迎来一波死亡潮。
“虽然总体病死率较低，但感染人数太多，因此这一风险可能导致死亡绝对人数相对较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专家王广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压力已经加剧了公众的不满。
“殡仪馆人满为患，”一位北京居民说，因为害怕政府报复，她只具陈姓。陈女士说，周二，她昏迷了一周的祖父死于新冠并发症，包括肺炎和肾衰竭。
12月，北京东郊殡仪馆。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女士一家花了两天时间才在北京找到能火化祖父遗体的殡仪馆。陈女士也对政府的新冠统计数据表示怀疑。
“如果一天只有五例新冠死亡，那我都认识其中将近一半了，”她说。“我们北京人要最先承受病毒大规模传播的后果，实在是太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