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在区议会选举之后有所缓和，但人们对于香港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却不该就此停歇。因为以香港反修例作为一堂公开课，带给人们的思考，不仅仅香港回归至今深层次矛盾如何一步步积累至今，还应该包括系统反思港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误区与迷思。如果走不出“别管我”的误区，破除“都怪中共”的迷思，那么即便这次反修例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停了，下一场运动又会很快在各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下接踵而至。
香港青年世代在反修例运动中的表现，是否代表着一股后现代浪潮，值得深思。（Reuters）
为了更进一步厘清港人的误区与迷思，多维新闻记者日前在北京专访了香港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原香港发展局局长助理何建宗博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香港反修例爆发后不久，何建宗创办的智库推出新书《两制之辩》，本书结集了十多名智库成员有关香港问题的文章，内容涵盖“一国两制”、宪法与基本法、管治香港、大湾区发展、港人身份与待遇及青年议题等六大章节，可谓切中时弊的应景之作。
“一国两制”失败了吗？
在《两制之辩》的封面上，写着很醒目的两行字：“一国两制有没有变形、走样？就让内地和香港年青人来个大辩论！”对于第一个疑问，内外舆论场还有更通俗和直接的表达，那就是“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败，香港爆发且持续至今的反修例运动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至于第二句中的“大辩论”，目前还只是呼吁和期许，就算有一些辩论的形式，也很难彼此说服，打破既定认知与意识形态。
“反修例运动其实触及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心理底线，香港人觉得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与内地的区隔是很重要的，你是你我是我，尤其是在制度层面，比如香港的法治与自由是不同于内地那一制的。但反修例似乎在各种误会和一些歪曲之下，让大家的心理底线被打破了，这就好像防火墙开了一个小洞。”何建宗在采访一开始如是说道。
虽然港人一开始“你是你我的我”的理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谓的“心理底线”也是一种凭空想象和自我建构出来的，但当这样的想象出来的底线被打破后，的确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这也是今次的反修例明明针对的对象是“逃犯”，而非香港大多数市民，却能很快速地成为港人同仇敌忾的原因所在。尤其当“反送中”的口号响起，隐含的逻辑已经很清楚：如果不走上街头抗议那个“中”，那就是在支持内地的那一套，就是在给香港“送终”，港人怎能不“反”呢？
细究源头，还是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区隔的、消极的、被动的“一国两制”才是正常的、正当的，也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两制”被误以为是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而忽略了“一国”的前提。何建宗也特别提到自己最新的一个体会，“可能两地融合的速度香港人有些接受不了。”
具体来说，“香港和内地的融合应该有三条腿，一个是经济融合，一个是社会融合，一个是政治融合。回归至今22年时间里，经济融合一直在做，而且随着内地经济的腾飞，融合的力度越来越大，中资机构越来越多，香港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红利。社会层面的融合也在进行，比如放开自由行，香港人去内地读书、就业或者买房等都有很多便利的通道，虽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一度闹出‘驱蝗运动’。原本人们以为，随着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的展开，政治融合会自然而然发生，比如澳门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香港却没有沿着这一路径走。”何建宗谈到这里特别强调，“香港前两种融合一直在进行，但政治融合跟不上，虽然政治融合不代表放弃一国两制，或者放弃高度自治，但至少要有较强的身份认同，价值观不能南辕北辙，不能有分离或港独的思潮。部分人香港人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反而会拖经济和社会融合的后腿。”
其实退一步讲，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融合，其实也是政治，或者说至少底色也是政治。因之“一国两制”这一制度安排，所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风吹草动，都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到“一国两制已经失败”，或者通过简单的归因将香港问题一股脑儿都归咎于千里之外的北京，“都怪中共”也成了港人建构“共同体”意识最具号召力和迷惑性的表达。
“现在很多人把大陆作为替罪羊，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有人故意炒作这个议题。这一次运动的处理策略跟2014年占中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六个字——不流血、不妥协。”何建宗补充道，“这两个原则的前提下，任何政府的空间都是很小的……现在两极分化和撕裂也越来越严重。从“黄丝”的角度，他们会说为什么不妥协，你不妥协我就升级暴力；而在“蓝丝”看来，他们会说为什么这么软弱，那么多警察连止暴制乱都做不到，就是因为坚持不流血，所以那些暴徒才可以阻拦公路、地铁等，如果强硬点的话，很难想象这场运动会延续这么久。现在局面是很不理想的，不能硬，也不能软。”
“别管我”——后现代精神？
其实不独是香港，将视角放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的确已经成了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面前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何会在全球范围爆发街头示威活动？表面上看，每一场示威活动都有一个切实的由头，比如香港的反修例游行是因为港府启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民怨、民怒，智利抗议的目的是抗议圣地亚哥地铁提升票价、生活成本增加以及国内普遍的贫富差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示威抗议则是不满于西班牙改变加泰罗尼亚自治地位，因为这削弱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认同，黎巴嫩此次民众抗议则是源于政府宣布要对通过社交平台WhatsApp进行的通话征税……但其实这些表面的“由头”背后，既有着人们对于公平、公正的渴望，也暴露出政府治理效能的严重不足。而作为参与运动的主体，年轻人对政府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运动，虽然看似原因不一，但实质都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Reuters）
具体到香港走上街头的年轻人，何建宗特别提到了“应该去光环”。按照他的说法，香港一些年轻人会认为自己站出来是为了救社会，是中老年人“欠了他们”的，于是越搞越过分，越来越暴力，甚至不惜以影响市民生活，袭击不同意见人士的方式发泄。一些人也开始给他们带上光环，觉得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他们就代表未来。“虽然我做青年智库，但是越来越不认同这种思考。因为这是极度自私的心态，也是这个运动与过去香港所有争取正义的社会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个别群体被无限放大，绑架了整个社会。回看过去的历史例如文革；激进青年不一定代表未来，而那种‘未来’也不一定代表正确。“
针对记者提到的作为后现代精神的“别管我”思潮，何建宗这句话背后除了带出代际之间很大的鸿沟外，也暴露出香港让人不可思议的一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一个呈现，政治全方位地入侵各种人际关系，以暴力或者威胁去解决问题，每个人都要选边站要表态，社会的互信越来越低，同时又有很多谣言、谎言出来。”临末，何建宗还特别提到，“其实心乱是更大的问题，心乱你们在内地看不到，你来香港也看不见，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亲戚朋友看得出，这里面包含一种对于基本价值观或者基本伦理的颠覆。”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在《别管我——后现代精神？》一文中写道，“如果说当下如火如荼展开的遍及全球的抗议运动，都是反映和代表了后现代的精神现象，那么，后现代精神、后现代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后现代价值观具有多元化取向，但多元化价值取向中也透露出了共同特征，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偏好，尤其是把自主选择作为最高价值。在现象上，后现代价值观表现为去监管、去中心、去权威的诉求，一句话：别管我。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香港社会动荡中，我们也嗅到了那种后现代的气息。”
面对这股后现代浪潮，不仅香港需要进行一场刮骨疗毒的改革，构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正在面临着治理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也都需要重新思考，比自由民主更重要的公平正义问题了。
2019“反送中”里程碑 未来香港何去何从？
2019年12月23日，香港抗议者的现场情况。（美联社）
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至今已过去半年。期间，这座国际金融中心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洁邀请了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李源，盘点这场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并对未来香港局势作出预测。
记者：欢迎两位！我这里有个新消息，有香港大学的法律学者近期提出，利用特赦来解决香港目前的民间冲突，重建市民、政府和警察之间的信任。他们认为，只要用合适的方法去协商、实施，就可以达到公平双赢的效果。李源先生，您认为这个建议可以修补目前香港社会的严重裂痕吗？
李源:香港人跟港府、警察的矛盾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所以这种特赦是没有用的。五大诉求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人一票，这个做不到的话，再怎么特赦都是治标不治本。
记者：桑普先生您怎么看？
桑普：香港人只能接受示威者单方面的赦免，而不是也赦免警察。如果两方都赦免，牺牲手足的冤情要怎么处理？当然我们能接受的情况，北京政府方面就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就觉得示威者就是要被“平乱”，所以政府也不会采纳这个建议。
记者：我想回到“反送中”的起点。今年6月9日的100万人游行可以说是打响了这场抗争运动的头炮。当时港人的要求只有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今天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呢？
桑普：6月12日发生了很严重的警民冲突。6月16日游行之前发生了很重要的事，就是梁凌杰先生在金钟太古广场坠下死亡。梁先生把诉求写在事发时穿的黄色雨衣上，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彻查警方暴力和释放6·12被逮捕的示威者，加上各方面提出的双普选的要求，之后在6·16两百万人上街，继承了梁凌杰先生殉难时提出的要求，还有双普选，最后成了五大诉求。
记者：我们知道解决警暴问题是抗争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焦点。香港警察是怎么样从昔日的“亚洲最佳”，变成今日为国际社会不齿？
李源:香港警察各种各样的正面形象都是从80、90年代开始建立的，当时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他们一是没有什么经验；二是他们代表的到底是谁？为什么香港的示威者对警察那么反感？因为示威者觉得，警察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代表北京的利益。
记者：香港警方暴力执法的情况在上月升级到空前的地步。警方攻入大学校园，甚至封锁理工大学长达两周的时间。我想请桑普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警察为什么要如此打压大学生？
桑普：是要把核心勇武抗争者完全歼灭，方式包括杀、逮捕、把关系网清理出来再逮捕。
记者：我在这里补充一个问题，正是香港警方攻入校园的行为，促使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意味着什么？
桑普：是一个阻吓的效果，同时彰显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再是鼓励中国走向文明，而是直接对垒，用硬的方式促成中国改变。从贸易关税、制裁、科技战、金融战，再到人权外交，全方面的铺开。香港就在人权外交的第一排。
记者：11月的区议会算是香港人的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早前终审法院拒绝让补选胜出的兩位民主派议员留任，使得民主派再失去立法会两个议席。在如此险峻的情况下，区选举将会在未来的政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源：其实仔细看当初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和意向，虽然说是民主派大获全胜，但从投票的比例来说，还是和以前的投票习惯差不多。香港的民意是有变化，但是不大。议会还是建制派和北京在控制，并会继续做中国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推动基本法23条和爱国教育）
桑普：丧失议席的事情是预料之中，丧失议席的议员会继续做事，而且他们的议席会有补选。更重要的是2020年9月会有立法会选举（70席），因为采取比率代表制，民主派赢得的议席可能是五成或者六成。以目前高民意的情况来看，民主派从分区直选中拿到23席是可能的。功能组别的话，如果我们鼓励大家做公司选民或者个人选民的话，可以拿到12席。两个加起来刚刚35席，这代表香港政府推动不了23条立法。
记者：说起香港人的反抗，就不能不提邻近的澳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到访澳门再次就“一国两制”强硬发声，还称赞澳门坚守“一国”原则底线，自觉维护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这番讲话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会继续加强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李源：该打压的还是会打压。习近平这次访问澳门很重要的一点是想表现出一国两制在澳门很成功，在香港很失败，中央政府希望加强澳门赌博业的同时还要支持澳门的金融业发展。但这个能不能做到，完全是另一回事。
桑普：就是扬澳抑港，但这种喊话会让香港人怕吗？把澳门弄成“乖宝宝”，让香港这个“坏宝宝”来学，但是香港是尊重自由人权，是抗拒成年人“虐儿”的“坏宝宝”。“坏宝宝”想自立、自治，想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但却被恶霸不断欺凌，还拿出“乖宝宝”来。中央越讲，香港就越远离，同时也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同。
记者：非常感谢两位。
虽然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在区议会选举之后有所缓和，但人们对于香港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却不该就此停歇。因为以香港反修例作为一堂公开课，带给人们的思考，不仅仅香港回归至今深层次矛盾如何一步步积累至今，还应该包括系统反思港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误区与迷思。如果走不出“别管我”的误区，破除“都怪中共”的迷思，那么即便这次反修例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停了，下一场运动又会很快在各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下接踵而至。
香港青年世代在反修例运动中的表现，是否代表着一股后现代浪潮，值得深思。（Reuters）
为了更进一步厘清港人的误区与迷思，多维新闻记者日前在北京专访了香港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原香港发展局局长助理何建宗博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香港反修例爆发后不久，何建宗创办的智库推出新书《两制之辩》，本书结集了十多名智库成员有关香港问题的文章，内容涵盖“一国两制”、宪法与基本法、管治香港、大湾区发展、港人身份与待遇及青年议题等六大章节，可谓切中时弊的应景之作。
“一国两制”失败了吗？
在《两制之辩》的封面上，写着很醒目的两行字：“一国两制有没有变形、走样？就让内地和香港年青人来个大辩论！”对于第一个疑问，内外舆论场还有更通俗和直接的表达，那就是“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败，香港爆发且持续至今的反修例运动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至于第二句中的“大辩论”，目前还只是呼吁和期许，就算有一些辩论的形式，也很难彼此说服，打破既定认知与意识形态。
“反修例运动其实触及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心理底线，香港人觉得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与内地的区隔是很重要的，你是你我是我，尤其是在制度层面，比如香港的法治与自由是不同于内地那一制的。但反修例似乎在各种误会和一些歪曲之下，让大家的心理底线被打破了，这就好像防火墙开了一个小洞。”何建宗在采访一开始如是说道。
虽然港人一开始“你是你我的我”的理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谓的“心理底线”也是一种凭空想象和自我建构出来的，但当这样的想象出来的底线被打破后，的确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这也是今次的反修例明明针对的对象是“逃犯”，而非香港大多数市民，却能很快速地成为港人同仇敌忾的原因所在。尤其当“反送中”的口号响起，隐含的逻辑已经很清楚：如果不走上街头抗议那个“中”，那就是在支持内地的那一套，就是在给香港“送终”，港人怎能不“反”呢？
细究源头，还是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区隔的、消极的、被动的“一国两制”才是正常的、正当的，也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两制”被误以为是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而忽略了“一国”的前提。何建宗也特别提到自己最新的一个体会，“可能两地融合的速度香港人有些接受不了。”
具体来说，“香港和内地的融合应该有三条腿，一个是经济融合，一个是社会融合，一个是政治融合。回归至今22年时间里，经济融合一直在做，而且随着内地经济的腾飞，融合的力度越来越大，中资机构越来越多，香港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红利。社会层面的融合也在进行，比如放开自由行，香港人去内地读书、就业或者买房等都有很多便利的通道，虽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一度闹出‘驱蝗运动’。原本人们以为，随着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的展开，政治融合会自然而然发生，比如澳门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香港却没有沿着这一路径走。”何建宗谈到这里特别强调，“香港前两种融合一直在进行，但政治融合跟不上，虽然政治融合不代表放弃一国两制，或者放弃高度自治，但至少要有较强的身份认同，价值观不能南辕北辙，不能有分离或港独的思潮。部分人香港人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反而会拖经济和社会融合的后腿。”
其实退一步讲，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融合，其实也是政治，或者说至少底色也是政治。因之“一国两制”这一制度安排，所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风吹草动，都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到“一国两制已经失败”，或者通过简单的归因将香港问题一股脑儿都归咎于千里之外的北京，“都怪中共”也成了港人建构“共同体”意识最具号召力和迷惑性的表达。
“现在很多人把大陆作为替罪羊，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有人故意炒作这个议题。这一次运动的处理策略跟2014年占中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六个字——不流血、不妥协。”何建宗补充道，“这两个原则的前提下，任何政府的空间都是很小的……现在两极分化和撕裂也越来越严重。从“黄丝”的角度，他们会说为什么不妥协，你不妥协我就升级暴力；而在“蓝丝”看来，他们会说为什么这么软弱，那么多警察连止暴制乱都做不到，就是因为坚持不流血，所以那些暴徒才可以阻拦公路、地铁等，如果强硬点的话，很难想象这场运动会延续这么久。现在局面是很不理想的，不能硬，也不能软。”
“别管我”——后现代精神？
其实不独是香港，将视角放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的确已经成了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面前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何会在全球范围爆发街头示威活动？表面上看，每一场示威活动都有一个切实的由头，比如香港的反修例游行是因为港府启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民怨、民怒，智利抗议的目的是抗议圣地亚哥地铁提升票价、生活成本增加以及国内普遍的贫富差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示威抗议则是不满于西班牙改变加泰罗尼亚自治地位，因为这削弱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认同，黎巴嫩此次民众抗议则是源于政府宣布要对通过社交平台WhatsApp进行的通话征税……但其实这些表面的“由头”背后，既有着人们对于公平、公正的渴望，也暴露出政府治理效能的严重不足。而作为参与运动的主体，年轻人对政府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运动，虽然看似原因不一，但实质都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Reuters）
具体到香港走上街头的年轻人，何建宗特别提到了“应该去光环”。按照他的说法，香港一些年轻人会认为自己站出来是为了救社会，是中老年人“欠了他们”的，于是越搞越过分，越来越暴力，甚至不惜以影响市民生活，袭击不同意见人士的方式发泄。一些人也开始给他们带上光环，觉得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他们就代表未来。“虽然我做青年智库，但是越来越不认同这种思考。因为这是极度自私的心态，也是这个运动与过去香港所有争取正义的社会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个别群体被无限放大，绑架了整个社会。回看过去的历史例如文革；激进青年不一定代表未来，而那种‘未来’也不一定代表正确。“
针对记者提到的作为后现代精神的“别管我”思潮，何建宗这句话背后除了带出代际之间很大的鸿沟外，也暴露出香港让人不可思议的一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一个呈现，政治全方位地入侵各种人际关系，以暴力或者威胁去解决问题，每个人都要选边站要表态，社会的互信越来越低，同时又有很多谣言、谎言出来。”临末，何建宗还特别提到，“其实心乱是更大的问题，心乱你们在内地看不到，你来香港也看不见，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亲戚朋友看得出，这里面包含一种对于基本价值观或者基本伦理的颠覆。”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在《别管我——后现代精神？》一文中写道，“如果说当下如火如荼展开的遍及全球的抗议运动，都是反映和代表了后现代的精神现象，那么，后现代精神、后现代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后现代价值观具有多元化取向，但多元化价值取向中也透露出了共同特征，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偏好，尤其是把自主选择作为最高价值。在现象上，后现代价值观表现为去监管、去中心、去权威的诉求，一句话：别管我。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香港社会动荡中，我们也嗅到了那种后现代的气息。”
面对这股后现代浪潮，不仅香港需要进行一场刮骨疗毒的改革，构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正在面临着治理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也都需要重新思考，比自由民主更重要的公平正义问题了。
2019“反送中”里程碑 未来香港何去何从？
2019年12月23日，香港抗议者的现场情况。（美联社）
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至今已过去半年。期间，这座国际金融中心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洁邀请了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李源，盘点这场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并对未来香港局势作出预测。
记者：欢迎两位！我这里有个新消息，有香港大学的法律学者近期提出，利用特赦来解决香港目前的民间冲突，重建市民、政府和警察之间的信任。他们认为，只要用合适的方法去协商、实施，就可以达到公平双赢的效果。李源先生，您认为这个建议可以修补目前香港社会的严重裂痕吗？
李源:香港人跟港府、警察的矛盾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所以这种特赦是没有用的。五大诉求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人一票，这个做不到的话，再怎么特赦都是治标不治本。
记者：桑普先生您怎么看？
桑普：香港人只能接受示威者单方面的赦免，而不是也赦免警察。如果两方都赦免，牺牲手足的冤情要怎么处理？当然我们能接受的情况，北京政府方面就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就觉得示威者就是要被“平乱”，所以政府也不会采纳这个建议。
2019年12月23日，香港抗议者的现场情况。（美联社）
记者：我想回到“反送中”的起点。今年6月9日的100万人游行可以说是打响了这场抗争运动的头炮。当时港人的要求只有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今天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呢？
桑普：6月12日发生了很严重的警民冲突。6月16日游行之前发生了很重要的事，就是梁凌杰先生在金钟太古广场坠下死亡。梁先生把诉求写在事发时穿的黄色雨衣上，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彻查警方暴力和释放6·12被逮捕的示威者，加上各方面提出的双普选的要求，之后在6·16两百万人上街，继承了梁凌杰先生殉难时提出的要求，还有双普选，最后成了五大诉求。
记者：我们知道解决警暴问题是抗争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焦点。香港警察是怎么样从昔日的“亚洲最佳”，变成今日为国际社会不齿？
李源:香港警察各种各样的正面形象都是从80、90年代开始建立的，当时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他们一是没有什么经验；二是他们代表的到底是谁？为什么香港的示威者对警察那么反感？因为示威者觉得，警察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代表北京的利益。
记者：香港警方暴力执法的情况在上月升级到空前的地步。警方攻入大学校园，甚至封锁理工大学长达两周的时间。我想请桑普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警察为什么要如此打压大学生？
桑普：是要把核心勇武抗争者完全歼灭，方式包括杀、逮捕、把关系网清理出来再逮捕。
记者：我在这里补充一个问题，正是香港警方攻入校园的行为，促使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意味着什么？
桑普：是一个阻吓的效果，同时彰显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再是鼓励中国走向文明，而是直接对垒，用硬的方式促成中国改变。从贸易关税、制裁、科技战、金融战，再到人权外交，全方面的铺开。香港就在人权外交的第一排。
记者：11月的区议会算是香港人的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早前终审法院拒绝让补选胜出的兩位民主派议员留任，使得民主派再失去立法会两个议席。在如此险峻的情况下，区选举将会在未来的政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源：其实仔细看当初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和意向，虽然说是民主派大获全胜，但从投票的比例来说，还是和以前的投票习惯差不多。香港的民意是有变化，但是不大。议会还是建制派和北京在控制，并会继续做中国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推动基本法23条和爱国教育）
2019年12月23日，香港抗议者的现场情况。（美联社）
记者：桑普先生您怎么看？
桑普：丧失议席的事情是预料之中，丧失议席的议员会继续做事，而且他们的议席会有补选。更重要的是2020年9月会有立法会选举（70席），因为采取比率代表制，民主派赢得的议席可能是五成或者六成。以目前高民意的情况来看，民主派从分区直选中拿到23席是可能的。功能组别的话，如果我们鼓励大家做公司选民或者个人选民的话，可以拿到12席。两个加起来刚刚35席，这代表香港政府推动不了23条立法。
记者：说起香港人的反抗，就不能不提邻近的澳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到访澳门再次就“一国两制”强硬发声，还称赞澳门坚守“一国”原则底线，自觉维护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这番讲话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会继续加强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李源：该打压的还是会打压。习近平这次访问澳门很重要的一点是想表现出一国两制在澳门很成功，在香港很失败，中央政府希望加强澳门赌博业的同时还要支持澳门的金融业发展。但这个能不能做到，完全是另一回事。
桑普：就是扬澳抑港，但这种喊话会让香港人怕吗？把澳门弄成“乖宝宝”，让香港这个“坏宝宝”来学，但是香港是尊重自由人权，是抗拒成年人“虐儿”的“坏宝宝”。“坏宝宝”想自立、自治，想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但却被恶霸不断欺凌，还拿出“乖宝宝”来。中央越讲，香港就越远离，同时也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同。
记者：非常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