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中共中央正研究整合一个全新的地方税种。 路透资料照
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帮助地方政府开辟财源解决财政问题，中国媒体称，中共中央正研究整合一个全新的地方税种，预估规模将达约一万亿元。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一个新的举措，即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据中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增值税和国内消费税收入合计约8.54万亿元，按照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总计5%费率估算，两者理论上收入大概为4273亿元。再加上2023年5223亿元城建税，待合并税费合计约9496亿元。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此次中共三中全会公报有两种解读，有一解读要放权给地方财政，另一则是加强中央调控，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最明显例如之前提到的消费税，基本上是中央完全统筹分配，中央汲取税收后再透过移转支付分给地方。换句话说，这也比较符合习近平所谓的全国一盘棋，所以放权地方几率不大。”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本台表示，这是在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一，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拔河，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的恶性循环。 “中央如果放权给地方，地方经济发展起来，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不当汲取资源、侵害人民。政治面而言，又会形成地方诸侯割据，这都是中央所不乐见的。”赖荣伟继续说道，“一放就乱，所以中央又收回权力，再以税收返还方式，将钱分配给地方。然而，一收即死，地方的经济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现在中央又打算向地方放权，让地方去想办法去搞活经济。” 据报导，中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署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文章强调，“在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要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保持合理的中央财政收支比重，增强中央统一调度、指挥、管理经济社会和发展的能力。”同时，“适当放权给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7月15日，行人走过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办公楼。（美联社） 中国学者建议发放2万亿国债供地方使用 中国地方财政问题日益严峻，《华尔街日报》指出，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在7万亿至11万亿美元之间，约为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规模的两倍。由于此类融资不透明，债务总额就连中国政府也不清楚，但外界推估有多达8千亿美元面临很高的违约风险。 《上海证券报》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地方债发行超3.5万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发行逾1.5万亿元。专家估，预计三季度将迎来地方债发行高峰，发行规模在3万亿元左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澎湃新闻访问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以及地方财政都呈收缩状态，不扭转这两个部门下跌的趋势，社会需求就很难提高。“发2万亿国债供地方政府使用，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王国臣指出，光是前50大房地产商的一年内流动负债是10万亿人民币，更遑论地方政府债务加上城投行的隐形债。就算发行2万亿国债也是杯水车薪。他说，中国如果不直接把“分税制”取消，地方因财、权不一致，一定会出现赤字。这也是为何从2015年至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处理地方债务问题。 王国臣：“这两年可以看出，中国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支出比例不断地往上升，因为地方没钱。第二是中央拨给地方的移转支付越来越严格，现在都是指定用途还要考核，中央集权日益严重，中央要管到地方各项支出。所以习怎么可能会开倒车，让地方的财源增加，去做地方想做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权力下放”，形成“强地方、弱中央”的诸侯经济。中共中央1994年采取经济学者胡鞍钢与政治学家王绍光撰写的《国家能力报告》分税制建议，地方和中央开始按税种划分收入来源，影响中国全国、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被收归中央。 李稻葵建议发万亿消费券 企业回暖税收即增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近日参加一场研讨会，建议中国财政拿出5000亿到1万亿发消费券，支持民众消费。他以上海2023年4月份的经验为例，上海市给出了1块钱的消费补贴带来了4块钱社会零售上升。“(如果)拿出1万亿中央财政补贴消费，最后带来4万亿的消费上升，消费上升后马上带来企业回暖，税收就能上去，中央财政不用花太多钱”。” 赖荣伟表示，中国目前陷入通货紧缩，中国民众近几年消费意愿并不高，加上中国的企业争相生产同值性过高的产品，造成存货过多，又陷入削价竞争的循环，更难刺激老百姓有消费欲望。 王国臣分析，中国之前推出家电“以旧换新”，而不是直接发钱让民众消费。但民众必须先掏钱买家电再申请补贴，大多数人根本拿不出钱，效果也就打折。至于发放消费券具有乘数效应，才能发挥边际效果。“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政府发消费券是一次性就用完，看不到任何基础建设留下来，这符合中国现状但不适合习近平想法。”
为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中共中央正研究整合一个全新的地方税种。 路透资料照
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帮助地方政府开辟财源解决财政问题，中国媒体称，中共中央正研究整合一个全新的地方税种，预估规模将达约一万亿元。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一个新的举措，即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据中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增值税和国内消费税收入合计约8.54万亿元，按照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总计5%费率估算，两者理论上收入大概为4273亿元。再加上2023年5223亿元城建税，待合并税费合计约9496亿元。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此次中共三中全会公报有两种解读，有一解读要放权给地方财政，另一则是加强中央调控，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最明显例如之前提到的消费税，基本上是中央完全统筹分配，中央汲取税收后再透过移转支付分给地方。换句话说，这也比较符合习近平所谓的全国一盘棋，所以放权地方几率不大。”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本台表示，这是在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一，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拔河，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的恶性循环。
“中央如果放权给地方，地方经济发展起来，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不当汲取资源、侵害人民。政治面而言，又会形成地方诸侯割据，这都是中央所不乐见的。”赖荣伟继续说道，“一放就乱，所以中央又收回权力，再以税收返还方式，将钱分配给地方。然而，一收即死，地方的经济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现在中央又打算向地方放权，让地方去想办法去搞活经济。”
据报导，中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署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文章强调，“在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要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保持合理的中央财政收支比重，增强中央统一调度、指挥、管理经济社会和发展的能力。”同时，“适当放权给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7月15日，行人走过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办公楼。（美联社）
中国学者建议发放2万亿国债供地方使用
中国地方财政问题日益严峻，《华尔街日报》指出，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在7万亿至11万亿美元之间，约为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规模的两倍。由于此类融资不透明，债务总额就连中国政府也不清楚，但外界推估有多达8千亿美元面临很高的违约风险。
《上海证券报》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地方债发行超3.5万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发行逾1.5万亿元。专家估，预计三季度将迎来地方债发行高峰，发行规模在3万亿元左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澎湃新闻访问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以及地方财政都呈收缩状态，不扭转这两个部门下跌的趋势，社会需求就很难提高。“发2万亿国债供地方政府使用，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王国臣指出，光是前50大房地产商的一年内流动负债是10万亿人民币，更遑论地方政府债务加上城投行的隐形债。就算发行2万亿国债也是杯水车薪。他说，中国如果不直接把“分税制”取消，地方因财、权不一致，一定会出现赤字。这也是为何从2015年至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处理地方债务问题。
王国臣：“这两年可以看出，中国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支出比例不断地往上升，因为地方没钱。第二是中央拨给地方的移转支付越来越严格，现在都是指定用途还要考核，中央集权日益严重，中央要管到地方各项支出。所以习怎么可能会开倒车，让地方的财源增加，去做地方想做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权力下放”，形成“强地方、弱中央”的诸侯经济。中共中央1994年采取经济学者胡鞍钢与政治学家王绍光撰写的《国家能力报告》分税制建议，地方和中央开始按税种划分收入来源，影响中国全国、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被收归中央。
李稻葵建议发万亿消费券 企业回暖税收即增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近日参加一场研讨会，建议中国财政拿出5000亿到1万亿发消费券，支持民众消费。他以上海2023年4月份的经验为例，上海市给出了1块钱的消费补贴带来了4块钱社会零售上升。“(如果)拿出1万亿中央财政补贴消费，最后带来4万亿的消费上升，消费上升后马上带来企业回暖，税收就能上去，中央财政不用花太多钱”。”
赖荣伟表示，中国目前陷入通货紧缩，中国民众近几年消费意愿并不高，加上中国的企业争相生产同值性过高的产品，造成存货过多，又陷入削价竞争的循环，更难刺激老百姓有消费欲望。
王国臣分析，中国之前推出家电“以旧换新”，而不是直接发钱让民众消费。但民众必须先掏钱买家电再申请补贴，大多数人根本拿不出钱，效果也就打折。至于发放消费券具有乘数效应，才能发挥边际效果。“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政府发消费券是一次性就用完，看不到任何基础建设留下来，这符合中国现状但不适合习近平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