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医院杀医案之后，网络上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各路“云法官”、“云律师”、“云侦探”、“云检察长”层出不穷，把老太太说成什么每天收入6万的退休干部，把行凶者说成什么高干子弟，什么事后给了老太太vvip待遇，他们造谣煽动，就一个目的，把水搅浑，引起大家对体制的攻击和“反思”。
实际上，杀人者只是个低学历的底层人士，一个养牛杀猪的农村屠夫，老太太也只是来自定福庄的“超转人员”，家境非常一般，生活算得上拮据。
杀人者孙文斌的情绪非常极端，一开始拒绝一切检查，强迫医院进行输液治疗，在输液无效后，迁怒于医生，认为医生开错了药，等到他大哥到来后，他遭到了大哥的指责：“你不是什么都懂吗？怎么把妈搞成这样？”
于是孙文斌大怒：“我妈死了，谁也别想活！要是还不退烧，我就把医生弄死”。
有时候悲剧的发生，只是一次情绪化的冲突，一种恶意的爆发，并不是什么狗屁体制问题，不需要网络上的神经病们捕风捉影，没有矛盾制造矛盾。
每当发生社会热点事件之后，总有些“国师”开始指点江山，告诉你国外是怎么情况，美国是怎么优越，法国是怎么先进，日本是怎么文明。但他却不会告诉你，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医生是什么社会地位，美国的患者又分几种？
一个人，如果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学不会，那么他和那个孙文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要么是“蠢”，要么是“坏”，要么是“又蠢又坏”。
国外也有医患冲突，2017年，德国伤医事件共发生288起，约2600起精神侮辱，被病人殴打过的医生占1/4，英国NHS员工在2016-2017年度遭受了5万余起人身攻击。
全世界都有医患矛盾，但中国的医患矛盾是特殊的，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完美的，但一定为大多数人服务的，14亿人民，想看病，一定都能看上，无论是乡镇卫生所，还是省城大医院，你都进得去，只要挂号，都有人为你看病。正因为如此，孙文斌和他的母亲才能进入医院，才能接受治疗，才有机会攻击医生。
如今你真想一刀切解决“医患矛盾”，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学欧洲和美国吧，用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来解决问题。
我们把医院的门槛提得很高，举个例子，美国人均每年医保支出9000美元，大部分美国医疗保险，都是价格不低的商业保险，交得起的，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对于没有医保，或者说没有预先申请的情况下，你叫个救护车，都有可能破产，因为一次救护车上千美元，如果来的是救护直升机，准备卖房吧。
对于那些赤贫的阶层，如美国的贫民窟人士和流浪汉们，美国提供“免费医疗”，但这个免费医疗，是要排队的，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要看几百个病人，美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可能只看几个十几个，言语文雅，服务周到，聊个天让你如沐春风，然后你一个骨折，可以排队排到两个月之后去，骨头自己都长好了。
大家都喜欢黑中国医生动不动就开抗生素，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喜欢开止痛药，无论什么病，先来两瓶止痛药，而且有着毒品性质的止痛药随处可以买到。很多人其实不是瘾君子，但止痛药磕多了，就成了瘾君子。
美国和欧洲的私立医院，是不需要排队的，医院的环境非常好，人少，安静，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宛若公园。没有中国三甲公立医院那门庭若市、人流川涌、熙熙攘攘的场面，没有农村大妈大爷拉着你问“自助挂号机怎么用”？“内科怎么走”？“糖尿病挂什么科”？
在欧美私立医院，只要你有钱，人人都是vvip，专属医生替你诊断，一个团队替你拿治疗方案，享受私人定制的医疗服务。孙文斌这样的患者家属，根本不会出现在医院里，因为医院内外，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安保人员。
在欧美，医生的地位非常好，属于真正的上层人士，，美国骨科医生的年收入，很多能够达到50万美元。你问小孩子将来想做什么，十有八九会回答你“医生或者律师”。学医，往往也是精英阶层孩子的选择，普通人没有资格学医，这也注定了，医生这个职业，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中国的医生不太一样，中国医生的学历同样不低，现在做个医生，同样要读211、985的本科，要读硕士，要读博士，要考各种职业资格，要到30多岁，才能工作。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三甲医院的，几年前，我就认识一个女研究生，毕业后被单位安排去了一个边远乡镇卫生所支援农村医疗。早些年的医生有很多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但看他们的年龄，就该知道，在那个时代，他们同样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无论他们多么优秀，都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医疗工作者，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高贵的“doctor”。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们的工作都很辛苦，要坐诊、要值班、要接待一个接一个的病人，要连着赶一台又一台的手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危险，治好了，是你应该做的，治不好，是你庸医杀人，罪该万死。
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生，本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服务几亿农民，大量的医生下乡，建立了大量的卫生所、乡镇医院，培养了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和“赤脚医生”。是的，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治疗一些简单的发烧、感冒、受伤、中毒，做一些防疫工作。但正是这些人的努力，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80后，我小时候，就曾经被农村“赤脚医生”救过命。
教员曾经说过：“如果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当下，很多人都说医疗资源不平衡，大城市医疗资源太过集中，这是因为大家都有钱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水平也要提高，但凡生病，都不愿意在基层医院治疗，哪怕是头疼脑热，也不愿意在乡下的卫生所、诊所打吊针，拔个牙，都要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了，人口也在向大城市集中，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加上交通便利，任何人都可以坐个短程高铁、大巴去省城三甲医院，赤脚医生退出了历史舞台，乡镇医院、卫生所也开始萧条。这不是医疗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发展的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大城市三甲医院人满为患，门诊排队排成长龙，住院部走道里都塞满了病床，手术一台接着一台，病人烦躁，医生疲惫。而乡镇医院县医院门可罗雀。在这个年代，你很难再让医生下乡了，只能让患者进城。
大多数中国人知道没有来世、没有天堂，所以大部分人不可能那么淡定地对待死亡，只要有一线希望，都想着活下去，所以你会见到，那些并发症，年近百岁，多种器官开始衰竭的老人，也不肯放弃治疗。这也是医患矛盾的一大原因，医生和患者对生死的看法不同。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想要解决矛盾，就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妄想毕其功于一役，因为社会太复杂了，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阶层都有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想短时间掩盖矛盾，很简单，那就私有化，提高医保门槛，用金钱的壁垒，把孙文斌这种低素质、低收入人群，隔离在医院之外，既保护了医生的安全，又让有钱人可以享受舒适的医疗服务，还增加了医院的收入，一举三得。
我的话可能不中听，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伤害中国医生，很可能就是在伤害无产阶级自己。
民航医院杀医案之后，网络上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各路“云法官”、“云律师”、“云侦探”、“云检察长”层出不穷，把老太太说成什么每天收入6万的退休干部，把行凶者说成什么高干子弟，什么事后给了老太太vvip待遇，他们造谣煽动，就一个目的，把水搅浑，引起大家对体制的攻击和“反思”。
实际上，杀人者只是个低学历的底层人士，一个养牛杀猪的农村屠夫，老太太也只是来自定福庄的“超转人员”，家境非常一般，生活算得上拮据。
杀人者孙文斌的情绪非常极端，一开始拒绝一切检查，强迫医院进行输液治疗，在输液无效后，迁怒于医生，认为医生开错了药，等到他大哥到来后，他遭到了大哥的指责：“你不是什么都懂吗？怎么把妈搞成这样？”
于是孙文斌大怒：“我妈死了，谁也别想活！要是还不退烧，我就把医生弄死”。
有时候悲剧的发生，只是一次情绪化的冲突，一种恶意的爆发，并不是什么狗屁体制问题，不需要网络上的神经病们捕风捉影，没有矛盾制造矛盾。
每当发生社会热点事件之后，总有些“国师”开始指点江山，告诉你国外是怎么情况，美国是怎么优越，法国是怎么先进，日本是怎么文明。但他却不会告诉你，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医生是什么社会地位，美国的患者又分几种？
一个人，如果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学不会，那么他和那个孙文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要么是“蠢”，要么是“坏”，要么是“又蠢又坏”。
国外也有医患冲突，2017年，德国伤医事件共发生288起，约2600起精神侮辱，被病人殴打过的医生占1/4，英国NHS员工在2016-2017年度遭受了5万余起人身攻击。
全世界都有医患矛盾，但中国的医患矛盾是特殊的，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完美的，但一定为大多数人服务的，14亿人民，想看病，一定都能看上，无论是乡镇卫生所，还是省城大医院，你都进得去，只要挂号，都有人为你看病。正因为如此，孙文斌和他的母亲才能进入医院，才能接受治疗，才有机会攻击医生。
如今你真想一刀切解决“医患矛盾”，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学欧洲和美国吧，用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来解决问题。
我们把医院的门槛提得很高，举个例子，美国人均每年医保支出9000美元，大部分美国医疗保险，都是价格不低的商业保险，交得起的，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对于没有医保，或者说没有预先申请的情况下，你叫个救护车，都有可能破产，因为一次救护车上千美元，如果来的是救护直升机，准备卖房吧。
对于那些赤贫的阶层，如美国的贫民窟人士和流浪汉们，美国提供“免费医疗”，但这个免费医疗，是要排队的，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要看几百个病人，美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可能只看几个十几个，言语文雅，服务周到，聊个天让你如沐春风，然后你一个骨折，可以排队排到两个月之后去，骨头自己都长好了。
大家都喜欢黑中国医生动不动就开抗生素，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喜欢开止痛药，无论什么病，先来两瓶止痛药，而且有着毒品性质的止痛药随处可以买到。很多人其实不是瘾君子，但止痛药磕多了，就成了瘾君子。
美国和欧洲的私立医院，是不需要排队的，医院的环境非常好，人少，安静，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宛若公园。没有中国三甲公立医院那门庭若市、人流川涌、熙熙攘攘的场面，没有农村大妈大爷拉着你问“自助挂号机怎么用”？“内科怎么走”？“糖尿病挂什么科”？
在欧美私立医院，只要你有钱，人人都是vvip，专属医生替你诊断，一个团队替你拿治疗方案，享受私人定制的医疗服务。孙文斌这样的患者家属，根本不会出现在医院里，因为医院内外，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安保人员。
在欧美，医生的地位非常好，属于真正的上层人士，，美国骨科医生的年收入，很多能够达到50万美元。你问小孩子将来想做什么，十有八九会回答你“医生或者律师”。学医，往往也是精英阶层孩子的选择，普通人没有资格学医，这也注定了，医生这个职业，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中国的医生不太一样，中国医生的学历同样不低，现在做个医生，同样要读211、985的本科，要读硕士，要读博士，要考各种职业资格，要到30多岁，才能工作。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三甲医院的，几年前，我就认识一个女研究生，毕业后被单位安排去了一个边远乡镇卫生所支援农村医疗。早些年的医生有很多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但看他们的年龄，就该知道，在那个时代，他们同样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无论他们多么优秀，都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医疗工作者，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高贵的“doctor”。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们的工作都很辛苦，要坐诊、要值班、要接待一个接一个的病人，要连着赶一台又一台的手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危险，治好了，是你应该做的，治不好，是你庸医杀人，罪该万死。
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生，本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服务几亿农民，大量的医生下乡，建立了大量的卫生所、乡镇医院，培养了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和“赤脚医生”。是的，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治疗一些简单的发烧、感冒、受伤、中毒，做一些防疫工作。但正是这些人的努力，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80后，我小时候，就曾经被农村“赤脚医生”救过命。
教员曾经说过：“如果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当下，很多人都说医疗资源不平衡，大城市医疗资源太过集中，这是因为大家都有钱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水平也要提高，但凡生病，都不愿意在基层医院治疗，哪怕是头疼脑热，也不愿意在乡下的卫生所、诊所打吊针，拔个牙，都要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了，人口也在向大城市集中，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加上交通便利，任何人都可以坐个短程高铁、大巴去省城三甲医院，赤脚医生退出了历史舞台，乡镇医院、卫生所也开始萧条。这不是医疗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发展的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大城市三甲医院人满为患，门诊排队排成长龙，住院部走道里都塞满了病床，手术一台接着一台，病人烦躁，医生疲惫。而乡镇医院县医院门可罗雀。在这个年代，你很难再让医生下乡了，只能让患者进城。
大多数中国人知道没有来世、没有天堂，所以大部分人不可能那么淡定地对待死亡，只要有一线希望，都想着活下去，所以你会见到，那些并发症，年近百岁，多种器官开始衰竭的老人，也不肯放弃治疗。这也是医患矛盾的一大原因，医生和患者对生死的看法不同。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想要解决矛盾，就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妄想毕其功于一役，因为社会太复杂了，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阶层都有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想短时间掩盖矛盾，很简单，那就私有化，提高医保门槛，用金钱的壁垒，把孙文斌这种低素质、低收入人群，隔离在医院之外，既保护了医生的安全，又让有钱人可以享受舒适的医疗服务，还增加了医院的收入，一举三得。
我的话可能不中听，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伤害中国医生，很可能就是在伤害无产阶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