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已近一个月，有驻在当地的外籍人士认为，如果当局对疫情的控制方式还是不那么灵活的话，对中国整体经济不但会造成冲击，许多外国人也将离开，甚至有外国驻华使领馆都在教侨民如何离开中国。
“我们从四月一日开始被封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星期了，是我们在这两年疫情期间被封得最久的一次。感觉是什么？首先是没有想到会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刚开始时跟我们说四天。4月1日到5日排查两次，原则上看情况以后应该是解封，大家当时也没有买太多东西，结果从5日开始一直就再也没有被解封过来。”美商公司外派到上海负责亚洲业务的陈博士看到，上海封城后最受影响的是生活，所有商务活动、物流、超市都被停了，上海民众物质匮乏，连吃都成问题，老百姓很害怕。
住在酒店公寓的他认为，相对于很多上海人他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型酒店有其管道，所以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的中国同事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说，“我有很多同事几乎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网赶紧去抢食物，手机APP去订食物；很难订到，最后就演变成大家必须组成团，一堆人联合起来去订。因为量定得比较大，供应链的组织必须要很长时间才慢慢适应，大家还是很受到惊吓，老百姓没饭吃是最害怕的。”
吃喝有保障，相较于曾有过一开门就有警报器响的隔离经验，他还可以下楼到酒店内的花园，但酒店不建议。所以他只有在做核酸时下楼，因为是在酒店大门外，通风好，享受新鲜空气，否则他都是在完全属于隔离的状态。他强调，上海隔离不是像欧洲的那种隔离，戴着口罩保持距离就可以出门。在这百花怒放的四月天，他只能看着窗外春光明媚，街上空无一人，然后远距工作。
“我的团队原则来讲，上海的员工当然是不能出差，因为不可能进出上海，所以还是对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不能去见客户，不能去走访。但是上海以外的团队其他员工，他们还是可以走的。还是有些地方是受到影响，公务旅行还是有时候要小心，不能到一个地方被关住了。譬如，到上海出差，一下被封城无法回家。上海附近像电子行业、汽车行业配件，尤其很多台湾公司在昆山，就在上海、苏州这边。他们还是受到很多影响，因为上海港被封，东西进不来，东西也发不出去。”
另外，很多外国企业的外派人员都要回国，尤其是有孩子的，因为学校关闭。陈博士说，“很多外国人就往回跑，现在领事馆跟大家发消息，都是教你怎么离开你的社区，怎么样拿到文件，怎么样去到机场，机上要注意什么；如果你的配偶没有外国护照，或是你的孩子没有旅行证件，怎么办。确实是有，外国人相对中国人来讲，机会多一点，可能性多一点，有这种可以出去避风头的可能性。中国百姓就不行了。我这楼里很多外国朋友就离开了。”
但他不认为封城还会拖太长时间，因为现在大部分都被控制住了，而且封城的成本太高，以前有阿尔发病毒时，两三个星期绝对就搞定；德尔塔病毒之后，差不多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就清零了；而奥密克戎病毒在上海已经搞了一个多月，感染人数还是这么高位，对付传染性这么强的病毒，用这么强力的手段想去扼杀，相对的成本、相对的准备要充足得多才行。上海是天天测，社会人力成本非常大。
即使如此，陈博士认为，“现在上海人对供不上货或对自由限制会很不满意，等到真的现实上，特别是对待死亡、病情严重程度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可能心就比较定一些。相对来讲，在控制疫情中可以有很多优化改进的东西。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主要问题是，中国大的环境还是承受不了，心理上、情感上承受不了会死那么多人。”
所以，陈博士认为，上海人虽然很愤怒，但还没有到动摇政权的地步。
上海封城已近一个月，有驻在当地的外籍人士认为，如果当局对疫情的控制方式还是不那么灵活的话，对中国整体经济不但会造成冲击，许多外国人也将离开，甚至有外国驻华使领馆都在教侨民如何离开中国。
“我们从四月一日开始被封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星期了，是我们在这两年疫情期间被封得最久的一次。感觉是什么？首先是没有想到会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刚开始时跟我们说四天。4月1日到5日排查两次，原则上看情况以后应该是解封，大家当时也没有买太多东西，结果从5日开始一直就再也没有被解封过来。”美商公司外派到上海负责亚洲业务的陈博士看到，上海封城后最受影响的是生活，所有商务活动、物流、超市都被停了，上海民众物质匮乏，连吃都成问题，老百姓很害怕。
住在酒店公寓的他认为，相对于很多上海人他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型酒店有其管道，所以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的中国同事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说，“我有很多同事几乎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网赶紧去抢食物，手机APP去订食物；很难订到，最后就演变成大家必须组成团，一堆人联合起来去订。因为量定得比较大，供应链的组织必须要很长时间才慢慢适应，大家还是很受到惊吓，老百姓没饭吃是最害怕的。”
吃喝有保障，相较于曾有过一开门就有警报器响的隔离经验，他还可以下楼到酒店内的花园，但酒店不建议。所以他只有在做核酸时下楼，因为是在酒店大门外，通风好，享受新鲜空气，否则他都是在完全属于隔离的状态。他强调，上海隔离不是像欧洲的那种隔离，戴着口罩保持距离就可以出门。在这百花怒放的四月天，他只能看着窗外春光明媚，街上空无一人，然后远距工作。
“我的团队原则来讲，上海的员工当然是不能出差，因为不可能进出上海，所以还是对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不能去见客户，不能去走访。但是上海以外的团队其他员工，他们还是可以走的。还是有些地方是受到影响，公务旅行还是有时候要小心，不能到一个地方被关住了。譬如，到上海出差，一下被封城无法回家。上海附近像电子行业、汽车行业配件，尤其很多台湾公司在昆山，就在上海、苏州这边。他们还是受到很多影响，因为上海港被封，东西进不来，东西也发不出去。”
另外，很多外国企业的外派人员都要回国，尤其是有孩子的，因为学校关闭。陈博士说，“很多外国人就往回跑，现在领事馆跟大家发消息，都是教你怎么离开你的社区，怎么样拿到文件，怎么样去到机场，机上要注意什么；如果你的配偶没有外国护照，或是你的孩子没有旅行证件，怎么办。确实是有，外国人相对中国人来讲，机会多一点，可能性多一点，有这种可以出去避风头的可能性。中国百姓就不行了。我这楼里很多外国朋友就离开了。”
但他不认为封城还会拖太长时间，因为现在大部分都被控制住了，而且封城的成本太高，以前有阿尔发病毒时，两三个星期绝对就搞定；德尔塔病毒之后，差不多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就清零了；而奥密克戎病毒在上海已经搞了一个多月，感染人数还是这么高位，对付传染性这么强的病毒，用这么强力的手段想去扼杀，相对的成本、相对的准备要充足得多才行。上海是天天测，社会人力成本非常大。
即使如此，陈博士认为，“现在上海人对供不上货或对自由限制会很不满意，等到真的现实上，特别是对待死亡、病情严重程度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可能心就比较定一些。相对来讲，在控制疫情中可以有很多优化改进的东西。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主要问题是，中国大的环境还是承受不了，心理上、情感上承受不了会死那么多人。”
所以，陈博士认为，上海人虽然很愤怒，但还没有到动摇政权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