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we talk about the cultural cause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t's awkward but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next epidemic, writes Yi-zheng Lian https://t.co/1weYp7z5Pk—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February 22, 2020
Can we talk about the cultural cause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t's awkward but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next epidemic, writes Yi-zheng Lian https://t.co/1weYp7z5Pk
新冠肺炎有名称了：COVID-19。命名费了好一番功夫。新冠病毒出现以后，基因测序在两周内完成，但之后好几周的时间里，对于这种病毒和它引发的疾病，我们都不知该如何称呼。 在一些地方，这种疾病一度被称为“武汉肺炎”。武汉位于中国中部，首批感染者来自这里。但给COVID-19命名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是，不鼓励以地名或人名来命名疾病，其中一个原因是防止“对特定群体污名化而造成无意的负面影响”。 确实如此。1月29日，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麾下的一份澳大利亚小报头版出现一副红色口罩，口罩上写着“中国病毒混乱”：其中混乱(Pandemonium)拼做“Pandamonium”，“Panda”还显示为斜体来强调，错拼应是有意为之。墨尔本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另一张报纸写评论反对：“这不是‘中国’病毒。” 对，即使病毒源头最终追溯到中国的某个山洞里，这也不是中国病毒，它所导致的疾病也不是中国病。 另一方面，传染病的暴发则常常具有社会性与政治性——正如尽管干旱是自然灾害，其饥荒则通常是人为的。 就当下的疫情来说——单一病毒感染单一哺乳动物这样的自然事件，如何迅速演变为全球卫生危机——有两个文化因素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而这个论证中，或将引来争议的焦点在于：这两个文化因素尽管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很“中国”。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由来已久对传递消息者的惩罚。 1月初，武汉有八名医生因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暴发的风险，而被警察以传播谣言的指控扣留。其中有一人最近因感染COVID-19去世。 在由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疫情期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2002年末，SARS疫情在中国南方暴发，地方当局掩盖了一个多月，而最先拉响警报的外科医生后来被军事监禁45天。 2008年，中国某些大型奶粉品牌被发现在其产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曝光。（六名婴儿死亡；5.4万名婴儿曾入院治疗。）四年后，据信首个曝露该丑闻的吹哨人被人捅死，且情形诡异。 这些都是近年来的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惩罚带来令人难堪的真相的信使，这样的惯例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时代。 孔圣人援引更加古老的《诗经》，从中汲取了“明哲保身”的原则。《诗经》是一本诗歌选集，作品来自公元前10世纪或更早。“明哲保身”的原则或许无伤大雅，但如果考虑到孔子爱徒子路（即仲由）的命运，就恐非如此了。子路违背圣人的训规，在王侯的权力争夺中反对篡权者，引来杀身之祸而受醢刑、剁为肉糜。（孔子“遂命覆醢”，据说从此拒食肉糜。） 三世纪，在哲学家李康《运命论》一文中，这条警言染上了稍许文学色彩和悲观的说教意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最终被人们更为熟知的现代谚语“枪打出头鸟”所代替。 固然，中国的统治者偶尔也向臣民征集实话谏言——但只限于某一类或某一时段。毛泽东在1956年末、1957年初的“百花齐放”或“大鸣大放”运动中，号召人们自由地提出事实和批评意见。几个月后，反右运动来了——运动中，成千上百之前发表言论的人被关进监狱、下放或遭受多年迫害，工作家庭尽毁。 惩罚说真话的人，是两千年来中国统治精英维持稳定的标准手段和做法。它不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现代中国的发明——尽管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将它发挥到极致。而现在，堵住揭发者的嘴助长了致命疾病COVID-19的传播，它感染了约75000人。 疫情背后的第二个文化因素，是对于某些食物功效的传统中国信仰。这些信仰导致了一些有害的习俗，尤其是中国饮食中的“进补”文化。某些进补的做法限于民间或极少的人群。但即使对于不进补的人群来说，这一观念的影响也是普遍的。 这种整体性医学理论的出发点是食疗胜于药疗。当身体的血和能量不足时，疾病就趁机而入。这里的血和能量并非生理和物理中的概念，而是一个神秘的版本。 上个月，中国中部广德市，警察从一家涉嫌走私野味的店里查获一批物品。 ANTI-POACHING SPECIAL SQUAD, VIA ASSOCIATED PRESS 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补充能量，这关系到生殖和性能力；而女人则需要补血，以改善外貌和生育能力。野生的稀有植物和动物被认为是最滋补的，尤其是在新鲜或生的时候吃。冬季据说是身体最需要进补的时候。（这能否有助于说明为什么SARS和当下的疫情都在冬季暴发呢？） 最为迷信进补的人似乎还相信“以形补形”，这里的“形”有时是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其拥护者对诸多奇珍异食趋之若鹜——而这些食物的获取和准备方法有时极其残酷，有些甚至过于恶心而无法在这里描述。 在中国南部很多城市，我都看到过蛇和牛、马的阴茎在餐厅出售，按照“以形补形”的说法，这些对男人很有好处。据信是当下冠状病毒和SARS病毒来源的蝙蝠，被认为有益于恢复视力——尤其是它颗粒状的粪便，名为“夜明砂”。活取的熊胆和胆汁对治疗黄疸病有好处；虎骨则有助于勃起。 疑似将SARS病毒传染给人类的果子狸，是野味中较为平凡却不失拥趸的一种小型脊椎动物。果子狸与蛇一起炖煮，据说可以治疗失眠。 不怎么富有的人可能会转而选择狗肉——最好是在宰杀前被追逐过的狗，因为一些人认为，吃血和能量处于高水平的动物尤其“进补”。另外，上桌前刚刚宰杀的动物也被认为更加具有“进补”功效，这也是生鲜市场的野味更多以活体出售的原因——而这也让它们成为潜在病毒的更有效携带者。 进食珍奇野味自古为学者所支持，并推举到神秘主义高度。其中包括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这本约2000年前写就的著作，现在依然为很多注重养生的中国人所推崇。关于特定野味裨益健康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报纸专栏和诸多野味主题的网站上被讨论，在中国医学专科学校被教授——已经渗透到整个文化。 确实，这些现象并不适用中国全境。它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很多人也吃奇珍异食。但关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食物的某些特殊功能早已被接受；现在，即使在不去食用的人群中，这一点也是被默认的。它已经被深深烙入中国文化集体意识当中。 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个本质上很“中国”的文化行为推动了当下COVID-19疫情的暴发。这话听起来也许相当不悦耳，甚至让一些人深受冒犯。但我们有必要调查这一致命疫情背后的所有起因，不论其性质如何——否则，我们的行为无异于迎向下一场疫情。
新冠肺炎有名称了：COVID-19。命名费了好一番功夫。新冠病毒出现以后，基因测序在两周内完成，但之后好几周的时间里，对于这种病毒和它引发的疾病，我们都不知该如何称呼。
在一些地方，这种疾病一度被称为“武汉肺炎”。武汉位于中国中部，首批感染者来自这里。但给COVID-19命名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是，不鼓励以地名或人名来命名疾病，其中一个原因是防止“对特定群体污名化而造成无意的负面影响”。
确实如此。1月29日，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麾下的一份澳大利亚小报头版出现一副红色口罩，口罩上写着“中国病毒混乱”：其中混乱(Pandemonium)拼做“Pandamonium”，“Panda”还显示为斜体来强调，错拼应是有意为之。墨尔本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另一张报纸写评论反对：“这不是‘中国’病毒。”
对，即使病毒源头最终追溯到中国的某个山洞里，这也不是中国病毒，它所导致的疾病也不是中国病。
另一方面，传染病的暴发则常常具有社会性与政治性——正如尽管干旱是自然灾害，其饥荒则通常是人为的。
就当下的疫情来说——单一病毒感染单一哺乳动物这样的自然事件，如何迅速演变为全球卫生危机——有两个文化因素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而这个论证中，或将引来争议的焦点在于：这两个文化因素尽管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很“中国”。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由来已久对传递消息者的惩罚。
1月初，武汉有八名医生因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暴发的风险，而被警察以传播谣言的指控扣留。其中有一人最近因感染COVID-19去世。
在由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疫情期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2002年末，SARS疫情在中国南方暴发，地方当局掩盖了一个多月，而最先拉响警报的外科医生后来被军事监禁45天。
2008年，中国某些大型奶粉品牌被发现在其产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曝光。（六名婴儿死亡；5.4万名婴儿曾入院治疗。）四年后，据信首个曝露该丑闻的吹哨人被人捅死，且情形诡异。
这些都是近年来的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惩罚带来令人难堪的真相的信使，这样的惯例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时代。
孔圣人援引更加古老的《诗经》，从中汲取了“明哲保身”的原则。《诗经》是一本诗歌选集，作品来自公元前10世纪或更早。“明哲保身”的原则或许无伤大雅，但如果考虑到孔子爱徒子路（即仲由）的命运，就恐非如此了。子路违背圣人的训规，在王侯的权力争夺中反对篡权者，引来杀身之祸而受醢刑、剁为肉糜。（孔子“遂命覆醢”，据说从此拒食肉糜。）
三世纪，在哲学家李康《运命论》一文中，这条警言染上了稍许文学色彩和悲观的说教意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最终被人们更为熟知的现代谚语“枪打出头鸟”所代替。
固然，中国的统治者偶尔也向臣民征集实话谏言——但只限于某一类或某一时段。毛泽东在1956年末、1957年初的“百花齐放”或“大鸣大放”运动中，号召人们自由地提出事实和批评意见。几个月后，反右运动来了——运动中，成千上百之前发表言论的人被关进监狱、下放或遭受多年迫害，工作家庭尽毁。
惩罚说真话的人，是两千年来中国统治精英维持稳定的标准手段和做法。它不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现代中国的发明——尽管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将它发挥到极致。而现在，堵住揭发者的嘴助长了致命疾病COVID-19的传播，它感染了约75000人。
疫情背后的第二个文化因素，是对于某些食物功效的传统中国信仰。这些信仰导致了一些有害的习俗，尤其是中国饮食中的“进补”文化。某些进补的做法限于民间或极少的人群。但即使对于不进补的人群来说，这一观念的影响也是普遍的。
这种整体性医学理论的出发点是食疗胜于药疗。当身体的血和能量不足时，疾病就趁机而入。这里的血和能量并非生理和物理中的概念，而是一个神秘的版本。
上个月，中国中部广德市，警察从一家涉嫌走私野味的店里查获一批物品。 ANTI-POACHING SPECIAL SQUAD, VIA ASSOCIATED PRESS
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补充能量，这关系到生殖和性能力；而女人则需要补血，以改善外貌和生育能力。野生的稀有植物和动物被认为是最滋补的，尤其是在新鲜或生的时候吃。冬季据说是身体最需要进补的时候。（这能否有助于说明为什么SARS和当下的疫情都在冬季暴发呢？）
最为迷信进补的人似乎还相信“以形补形”，这里的“形”有时是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其拥护者对诸多奇珍异食趋之若鹜——而这些食物的获取和准备方法有时极其残酷，有些甚至过于恶心而无法在这里描述。
在中国南部很多城市，我都看到过蛇和牛、马的阴茎在餐厅出售，按照“以形补形”的说法，这些对男人很有好处。据信是当下冠状病毒和SARS病毒来源的蝙蝠，被认为有益于恢复视力——尤其是它颗粒状的粪便，名为“夜明砂”。活取的熊胆和胆汁对治疗黄疸病有好处；虎骨则有助于勃起。
疑似将SARS病毒传染给人类的果子狸，是野味中较为平凡却不失拥趸的一种小型脊椎动物。果子狸与蛇一起炖煮，据说可以治疗失眠。
不怎么富有的人可能会转而选择狗肉——最好是在宰杀前被追逐过的狗，因为一些人认为，吃血和能量处于高水平的动物尤其“进补”。另外，上桌前刚刚宰杀的动物也被认为更加具有“进补”功效，这也是生鲜市场的野味更多以活体出售的原因——而这也让它们成为潜在病毒的更有效携带者。
进食珍奇野味自古为学者所支持，并推举到神秘主义高度。其中包括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这本约2000年前写就的著作，现在依然为很多注重养生的中国人所推崇。关于特定野味裨益健康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报纸专栏和诸多野味主题的网站上被讨论，在中国医学专科学校被教授——已经渗透到整个文化。
确实，这些现象并不适用中国全境。它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很多人也吃奇珍异食。但关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食物的某些特殊功能早已被接受；现在，即使在不去食用的人群中，这一点也是被默认的。它已经被深深烙入中国文化集体意识当中。
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个本质上很“中国”的文化行为推动了当下COVID-19疫情的暴发。这话听起来也许相当不悦耳，甚至让一些人深受冒犯。但我们有必要调查这一致命疫情背后的所有起因，不论其性质如何——否则，我们的行为无异于迎向下一场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