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会开幕 官媒提出“中国之治”新概念
为期四天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本周一在北京登场。依官方说法，全会设定的主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而外界关注其中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否涉及党内组织或人事异动等议题。
闭门会议 异见人士受监视
中央社报道，四中全会的会议场地据信是京西宾馆，今早宾馆外停泊了多辆公安车、特警车，有公安和便衣人员在附近一带戒备。此外，宾馆外面部分道路已实施交通管制，其他车辆不能驶近，而邻近的军事博物馆地铁站部分出入口已关闭。
四中全会召开之际，香港官方香港电台发自北京的报导表示，一批异见人士被当局派人上门监视，直到4中全会闭幕为止，他们包括独立记者高瑜和维权人士李蔚等。
关于这次被认为事件上推迟了一年的会议的议题，除了公开议题之外，外界普遍认为，四中全会还可能触及中国国内经济衰退、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等议题。也有猜测认为，司法体制改革、大数据运用、城市治理等议题也可能是会议焦点。是否会有习近平接班人亮相也是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
官媒：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国官媒新华社为配合四中全会开幕，周一也发表了长文称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指出“蓄积七十年磅礴之力，奋进新时代筑梦之途”。另一篇报道也称要 “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称，天下大治，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寻。
报道有引述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
依照惯例，会议内容将于闭幕后，由新华社发表公报，届时外界方能得知会中讨论的部份或全部内容。
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报道，中共每届任期五年，其间会举行七次中全会，一般每年会举行一次中全会，而第四次中全会一般谈党建，按例应于去年秋季举行，故今次的四中全会与去年年初举行的“二中”和“三中”相隔一年半，颇为罕见。其中的原因也引发不少猜测。
人事布局意外成四中热点 盘点地方大员基本面
早已公布会期在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外界的一再期待中，终于在北京时间10月28日开幕。根据之前中共官方的公告，本次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必将是此番参会中共官员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界的关注点却不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治理能力，而是聚焦于中共人事布局，且关注热情远高于往期的四中全会。
就在本次四中全会开幕前之前三天，中共官方发布消息称：（宁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石泰峰（1956年9月）接替李纪恒（1957年1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河南省原省长）陈润儿（1957年1月）接替石泰峰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另有任用。一天之后，李纪恒去向揭晓——接替黄树贤（1954年9月）出任中国民政部部长。
10月26日，人事动向一项相对神秘的解放军部队再有消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西部战区陆军原副司令员徐向华，皆因“严重违纪”被辞去人大代表职务，二人分别在7月底和8月底辞去相关职务。此前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廖可铎和饶开勋均遭连降两级处分，由副战区级降至副军级。
这种落实的人事调整，和坊间各种人事传闻一起，达成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本次四中全会的人事调整遭遇空前关注。
近期的中共人事调整并未有特别之处，事实上中共每次的中央全会都可能是人事布局的时间窗口。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中共目前的省部级大员有部分已经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2019年的政坛人事再布局并无悬念。
从中共十九大至今，不管是中央各部位还是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班子执政时间两年接近一半（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共党内规则对于省部级大员的任命和更迭有着怎样的规定？目前的地方大员（省委书记和省长）有着怎样的人事布局基本面，哪些官员值得重点关注？四中之后中共省部级人事盘面会面临怎样的变动？
省部级大员更迭规则
中共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显示，各级政府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省部级党政正职官员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所以有很多正省部级官员也会在68岁才退休。
如果恰逢换届年（如中共十九大和十九之后的2018年中国全国两会就是政坛党政两套系统官员的集体换届），省级大员的调动原则一般是：62岁可新（升）任，63岁可连任，64岁不留任，65岁必退任。换届年龄到职规定：省委书记、省长65岁，纪委书记63岁，其他（省部级）常委60岁。
中共政坛近年来人事任命明显不唯年龄论，更多注重官员的综合能力和是否具有敢于面对难题和承担责任的特征，但是，在对中共政坛人事基本面进行分析时，年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当然，官员的执政经历和能力表现更加重要。
六人退休成定局
近日已经调动的石泰峰、李纪恒和陈润儿3人不计，目前的省级地方大员中，有6人年龄已经达到或者超过65岁，他们分别是：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陈武、云南省委书记陈豪、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其中雪克来提扎克尔已经66岁，已经超过中共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的年龄线。
这些官员早或在今年四中全会之后，晚也不会迟于中共20大之前，应会陆续退休。即便他们都可以超龄服役至中共二十大，届时他们也全部达到或者超过68岁，按照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七上八下（67岁可以进入常委，68岁则要退休）的惯例，几乎也没有可能更进一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更何况从政坛表现来看，上述6名大员也并无特别出彩之处。
七人20大年龄卡线 蔡奇晋升仍有望
另有7人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切好卡在67岁的关键年龄点上，依照中共入常“七上八下”的惯例，他们可进可退，虽然“风险”明显但是并不是没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这7名大员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浙江省委书记车俊、 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
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12月）因为来自中共近年来的政坛高地浙江，且已经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官员，不在65岁退休年龄线考量范围之内（中共国家级领导在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退休年龄没有相关规定，大概是75周岁左右）。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因为履历丰富、新疆书记陈全国因为治理新疆暴恐活动成果卓越，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
（准）“60” 后成主体 李强陈敏尔成两强
除了上述到二十大时超龄或者卡线的官员，包括天津、上海、重庆市三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在内的、出生年龄在（1959至1964年）的35人当中，到中共二十大时年龄在61岁到66岁之间。 其中16人届时年满65岁，19人届时年龄低于65岁。对于后者，处在既将可以继续担任地方大员，也可能进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部分官员是中共20大最值得关注的观察对象。
中共四中全会: 习邓两条路线的摊牌？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次姗姗来迟的全会是在美中贸易战胶着不下，香港抗争绵延不绝，中国经济快速下行的形势下召开，会议的时机、主题以及它的一再延迟都成为海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按照北京的通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推动的“第五个现代化”与邓小平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四中全会将进一步突出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共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还是进一步回归毛泽东时代？
嘉宾：独立时评人鲁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独立时评人鲁难表示，习近平在2014年2月17号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亲自向外界推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
后来他的宣传班子把这个概念提升为“第五个现代化”，借此来比肩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的国家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力量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概念。
他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自己的这个现代化放在首要位置，让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共产党体系内得到加强和扩张。
习近平作为与其报告内容背道而驰，五个现代化成泡影
深化改革的报告之后，习近平主席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央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也是他担任的几十个领导小组组长职位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领导小组职务。但在此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与这个报告中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背道而驰。
他不仅没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反而走回头路。在经济上国进民退，对私营经济进行打压。所以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社会投资低下；加上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所谓的五个现代化成为一种泡影。
“第五个现代化”不是新东西，是顶重新带头上的过时破帽子
李克强总理当时曾提出“定向刺激、调整结构”的 “克强经济学”核心理论，但这在2015股市泡沫崩溃后彻底破产，李克强本人也被束之高阁。所以现在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也已经不是个新东西，而是5年多前的旧概念，老百姓根本无从谈起，也不太了解。事实上，这是拿出来一顶过时的破帽子，重新又带在头上。鲁难认为这不能为四中全会增光添彩。
没有所谓的路线斗争，只有习近平的一手遮天
过去陈独秀曾被说成是右倾投降主义，王明被说成是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说他是党内资本主义路线的头子，还有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当成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头子来打，以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头子来打。
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路线。比如彭德怀只不过是看到了湖南乡间民众在所谓的大跃进浮夸风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人为迫害，饿死了很多人；在这种困境下，他只不过想向共产党、向毛泽东呼吁：放开手，让人民还有一条生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被上升到所谓的路线斗争高度，并置其于死地。鲁难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路线斗争。
如果有所谓的路线斗争，那必须有执行这些路线的人。但现在在共产党党内，习近平已一统天下，没人敢向他说不，敢向他提出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建议。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路线，也就没有所谓的斗争，只有习近平的一手遮天。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有所提升，但习时代进步小、退步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同样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也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所以他们管理和治理的方法也免不了有些共同之处。西方国家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别，中国是一党专制，不可能有这类明确区分，虽然80年代也曾尝试过“政事分离”，但半途而废。
中国官场虽没有明确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但模糊的、不太明确的区分还是有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一大批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官员；有些也学习过西方的专业知识，其中有些还在西方留过学。现在各级政府对具体事务做决策的时候，也会比较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也会比较注意科学论证、可行性研究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是有进步的，尤其和毛时代相比，这种进步比较显著。
不过也要注意，这种进步基本发生在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到了习近平时代，这方面进步很小，倒退反而很大。
一党专政下的“第五个现代化”离不开高压维稳，注定不能持续
胡平指出，前天《人民日报》说，既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可见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可见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
其实不然。比如政治稳定，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稳定建立在持续高压之上，建立在持续剥夺基本人权上。这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
另一方面，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建立在低人权优势上，而低人权优势本身就是个劣势，说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极大缺陷。另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奇迹建立在极大的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上，这不必多说了。
因此，单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政治稳定这些方面，并不能推出中国现在这种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从道德上讲也是好的，有些是正相反的。
再有，中国现在要搞的这第五个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上，这种现代化必然是片面的、畸形的，不能解决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比如对自由的需求、对尊严的需求等等，所以这必然是有害的、危险的。
另外，这也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离开了政治迫害和高压维稳，它就没法维持下去。因此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管理也是注定不可能持续的。
都是党路线，但邓习路线之别仍不容忽视；党体制决定外部没法看清楚内部斗争
不管毛路线、邓路线，还是习路线，都是党路线。但按照共产党讲路线斗争的标准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毛路线和邓路线之间，邓路线和习路线之间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也并非无关宏旨的重大区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要说成路线斗争也未尝不可。当然，由于中共这种体制，你从来无法从外部看到他们有公开的路线斗争，等你看到有公开路线斗争表现出来的时候，那都已经是事情快要落幕的时候了。
我们会认为党内有所谓的路线斗争，有不同做法、不同路径的冲突，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确实和当年邓小平的做法反差很大。既然我们认为，在中共体制内有相当一批官员，包括高级官员，他们成长于邓小平路线之下，而且从他们过去的作为来看，他们还是比较认同邓小平这套做法；因此可以推断，他们对习近平的做法一定是不满意的。再加上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也侵犯了一大批官员的利益。
党内不同路线的矛盾肯定存在，但若没看到斗争，也无可惊奇
习近平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全面倒退，可以想见，不仅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与整个社会和民间有冲突，党内想必也有很深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次四中全很有看点，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会议也许成为党内斗争的爆发点。
当然，在现行体制下，党内并没有给不同意见的发表以合法正当的渠道。所以，党内如果出现斗争，那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如果没有出现，同样也不会感到惊奇。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体制之内，在党内、在上层，这种不同路线的选择，这种冲突和矛盾是存在的。
中共四中全会开幕 官媒提出“中国之治”新概念
为期四天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本周一在北京登场。依官方说法，全会设定的主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而外界关注其中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否涉及党内组织或人事异动等议题。
闭门会议 异见人士受监视
中央社报道，四中全会的会议场地据信是京西宾馆，今早宾馆外停泊了多辆公安车、特警车，有公安和便衣人员在附近一带戒备。此外，宾馆外面部分道路已实施交通管制，其他车辆不能驶近，而邻近的军事博物馆地铁站部分出入口已关闭。
四中全会召开之际，香港官方香港电台发自北京的报导表示，一批异见人士被当局派人上门监视，直到4中全会闭幕为止，他们包括独立记者高瑜和维权人士李蔚等。
关于这次被认为事件上推迟了一年的会议的议题，除了公开议题之外，外界普遍认为，四中全会还可能触及中国国内经济衰退、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等议题。也有猜测认为，司法体制改革、大数据运用、城市治理等议题也可能是会议焦点。是否会有习近平接班人亮相也是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
官媒：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国官媒新华社为配合四中全会开幕，周一也发表了长文称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指出“蓄积七十年磅礴之力，奋进新时代筑梦之途”。另一篇报道也称要 “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称，天下大治，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寻。
报道有引述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
依照惯例，会议内容将于闭幕后，由新华社发表公报，届时外界方能得知会中讨论的部份或全部内容。
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报道，中共每届任期五年，其间会举行七次中全会，一般每年会举行一次中全会，而第四次中全会一般谈党建，按例应于去年秋季举行，故今次的四中全会与去年年初举行的“二中”和“三中”相隔一年半，颇为罕见。其中的原因也引发不少猜测。
人事布局意外成四中热点 盘点地方大员基本面
早已公布会期在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外界的一再期待中，终于在北京时间10月28日开幕。根据之前中共官方的公告，本次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必将是此番参会中共官员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界的关注点却不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治理能力，而是聚焦于中共人事布局，且关注热情远高于往期的四中全会。
就在本次四中全会开幕前之前三天，中共官方发布消息称：（宁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石泰峰（1956年9月）接替李纪恒（1957年1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河南省原省长）陈润儿（1957年1月）接替石泰峰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另有任用。一天之后，李纪恒去向揭晓——接替黄树贤（1954年9月）出任中国民政部部长。
10月26日，人事动向一项相对神秘的解放军部队再有消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西部战区陆军原副司令员徐向华，皆因“严重违纪”被辞去人大代表职务，二人分别在7月底和8月底辞去相关职务。此前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廖可铎和饶开勋均遭连降两级处分，由副战区级降至副军级。
这种落实的人事调整，和坊间各种人事传闻一起，达成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本次四中全会的人事调整遭遇空前关注。
近期的中共人事调整并未有特别之处，事实上中共每次的中央全会都可能是人事布局的时间窗口。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中共目前的省部级大员有部分已经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2019年的政坛人事再布局并无悬念。
从中共十九大至今，不管是中央各部位还是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班子执政时间两年接近一半（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共党内规则对于省部级大员的任命和更迭有着怎样的规定？目前的地方大员（省委书记和省长）有着怎样的人事布局基本面，哪些官员值得重点关注？四中之后中共省部级人事盘面会面临怎样的变动？
省部级大员更迭规则
中共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显示，各级政府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省部级党政正职官员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所以有很多正省部级官员也会在68岁才退休。
如果恰逢换届年（如中共十九大和十九之后的2018年中国全国两会就是政坛党政两套系统官员的集体换届），省级大员的调动原则一般是：62岁可新（升）任，63岁可连任，64岁不留任，65岁必退任。换届年龄到职规定：省委书记、省长65岁，纪委书记63岁，其他（省部级）常委60岁。
中共政坛近年来人事任命明显不唯年龄论，更多注重官员的综合能力和是否具有敢于面对难题和承担责任的特征，但是，在对中共政坛人事基本面进行分析时，年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当然，官员的执政经历和能力表现更加重要。
六人退休成定局
近日已经调动的石泰峰、李纪恒和陈润儿3人不计，目前的省级地方大员中，有6人年龄已经达到或者超过65岁，他们分别是：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陈武、云南省委书记陈豪、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其中雪克来提扎克尔已经66岁，已经超过中共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的年龄线。
这些官员早或在今年四中全会之后，晚也不会迟于中共20大之前，应会陆续退休。即便他们都可以超龄服役至中共二十大，届时他们也全部达到或者超过68岁，按照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七上八下（67岁可以进入常委，68岁则要退休）的惯例，几乎也没有可能更进一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更何况从政坛表现来看，上述6名大员也并无特别出彩之处。
七人20大年龄卡线 蔡奇晋升仍有望
另有7人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切好卡在67岁的关键年龄点上，依照中共入常“七上八下”的惯例，他们可进可退，虽然“风险”明显但是并不是没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这7名大员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浙江省委书记车俊、 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
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12月）因为来自中共近年来的政坛高地浙江，且已经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官员，不在65岁退休年龄线考量范围之内（中共国家级领导在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退休年龄没有相关规定，大概是75周岁左右）。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因为履历丰富、新疆书记陈全国因为治理新疆暴恐活动成果卓越，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
（准）“60” 后成主体 李强陈敏尔成两强
除了上述到二十大时超龄或者卡线的官员，包括天津、上海、重庆市三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在内的、出生年龄在（1959至1964年）的35人当中，到中共二十大时年龄在61岁到66岁之间。 其中16人届时年满65岁，19人届时年龄低于65岁。对于后者，处在既将可以继续担任地方大员，也可能进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部分官员是中共20大最值得关注的观察对象。
中共四中全会: 习邓两条路线的摊牌？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次姗姗来迟的全会是在美中贸易战胶着不下，香港抗争绵延不绝，中国经济快速下行的形势下召开，会议的时机、主题以及它的一再延迟都成为海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按照北京的通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推动的“第五个现代化”与邓小平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四中全会将进一步突出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共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还是进一步回归毛泽东时代？
嘉宾：独立时评人鲁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独立时评人鲁难表示，习近平在2014年2月17号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亲自向外界推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
后来他的宣传班子把这个概念提升为“第五个现代化”，借此来比肩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的国家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力量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概念。
他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自己的这个现代化放在首要位置，让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共产党体系内得到加强和扩张。
习近平作为与其报告内容背道而驰，五个现代化成泡影
深化改革的报告之后，习近平主席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央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也是他担任的几十个领导小组组长职位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领导小组职务。但在此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与这个报告中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背道而驰。
他不仅没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反而走回头路。在经济上国进民退，对私营经济进行打压。所以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社会投资低下；加上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所谓的五个现代化成为一种泡影。
“第五个现代化”不是新东西，是顶重新带头上的过时破帽子
李克强总理当时曾提出“定向刺激、调整结构”的 “克强经济学”核心理论，但这在2015股市泡沫崩溃后彻底破产，李克强本人也被束之高阁。所以现在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也已经不是个新东西，而是5年多前的旧概念，老百姓根本无从谈起，也不太了解。事实上，这是拿出来一顶过时的破帽子，重新又带在头上。鲁难认为这不能为四中全会增光添彩。
没有所谓的路线斗争，只有习近平的一手遮天
过去陈独秀曾被说成是右倾投降主义，王明被说成是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说他是党内资本主义路线的头子，还有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当成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头子来打，以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头子来打。
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路线。比如彭德怀只不过是看到了湖南乡间民众在所谓的大跃进浮夸风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人为迫害，饿死了很多人；在这种困境下，他只不过想向共产党、向毛泽东呼吁：放开手，让人民还有一条生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被上升到所谓的路线斗争高度，并置其于死地。鲁难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路线斗争。
如果有所谓的路线斗争，那必须有执行这些路线的人。但现在在共产党党内，习近平已一统天下，没人敢向他说不，敢向他提出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建议。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路线，也就没有所谓的斗争，只有习近平的一手遮天。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有所提升，但习时代进步小、退步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同样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也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所以他们管理和治理的方法也免不了有些共同之处。西方国家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别，中国是一党专制，不可能有这类明确区分，虽然80年代也曾尝试过“政事分离”，但半途而废。
中国官场虽没有明确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但模糊的、不太明确的区分还是有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一大批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官员；有些也学习过西方的专业知识，其中有些还在西方留过学。现在各级政府对具体事务做决策的时候，也会比较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也会比较注意科学论证、可行性研究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是有进步的，尤其和毛时代相比，这种进步比较显著。
不过也要注意，这种进步基本发生在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到了习近平时代，这方面进步很小，倒退反而很大。
一党专政下的“第五个现代化”离不开高压维稳，注定不能持续
胡平指出，前天《人民日报》说，既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可见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可见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
其实不然。比如政治稳定，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稳定建立在持续高压之上，建立在持续剥夺基本人权上。这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
另一方面，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建立在低人权优势上，而低人权优势本身就是个劣势，说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极大缺陷。另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奇迹建立在极大的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上，这不必多说了。
因此，单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政治稳定这些方面，并不能推出中国现在这种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从道德上讲也是好的，有些是正相反的。
再有，中国现在要搞的这第五个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上，这种现代化必然是片面的、畸形的，不能解决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比如对自由的需求、对尊严的需求等等，所以这必然是有害的、危险的。
另外，这也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离开了政治迫害和高压维稳，它就没法维持下去。因此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管理也是注定不可能持续的。
都是党路线，但邓习路线之别仍不容忽视；党体制决定外部没法看清楚内部斗争
不管毛路线、邓路线，还是习路线，都是党路线。但按照共产党讲路线斗争的标准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毛路线和邓路线之间，邓路线和习路线之间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也并非无关宏旨的重大区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要说成路线斗争也未尝不可。当然，由于中共这种体制，你从来无法从外部看到他们有公开的路线斗争，等你看到有公开路线斗争表现出来的时候，那都已经是事情快要落幕的时候了。
我们会认为党内有所谓的路线斗争，有不同做法、不同路径的冲突，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确实和当年邓小平的做法反差很大。既然我们认为，在中共体制内有相当一批官员，包括高级官员，他们成长于邓小平路线之下，而且从他们过去的作为来看，他们还是比较认同邓小平这套做法；因此可以推断，他们对习近平的做法一定是不满意的。再加上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也侵犯了一大批官员的利益。
党内不同路线的矛盾肯定存在，但若没看到斗争，也无可惊奇
习近平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全面倒退，可以想见，不仅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与整个社会和民间有冲突，党内想必也有很深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次四中全很有看点，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会议也许成为党内斗争的爆发点。
当然，在现行体制下，党内并没有给不同意见的发表以合法正当的渠道。所以，党内如果出现斗争，那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如果没有出现，同样也不会感到惊奇。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体制之内，在党内、在上层，这种不同路线的选择，这种冲突和矛盾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