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说，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后，他的家人获得了2700万美元赔偿。布莱安娜·泰勒在家中睡觉时被警察开枪杀害 ，得到了1200万美元。而理查德·考克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次警车运送中瘫痪，获赔4600万美元。 但2018年在达拉斯，黑人博瑟姆·谢姆·让在家中看电视时，被自称走错门的休班警官安伯·盖伊格杀害，他的家人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这并不是因为法院没有重视。实际上，周二陪审团判给他的家人近1亿美元赔偿。 然而，关键在于责任方的不同。 警察暴力案件通常如何运作？ 在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警察暴力案件中，发生不当行为的城市或县政府通常需要为与死亡或伤害相关的赔偿负责。 这些由纳税人承担的赔偿金额已累计达到数十亿美元。 根据法律援助协会的分析，2023年纽约市因警察不当行为支付的和解金额接近1.15亿美元。 赔偿金额的差异 受害者或其家人的赔偿金额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大不相同，例如受害者一生中的预期收入、陪审团的同情心以及案件的公众关注度。 即使涉案警官没有被刑事起诉或受到纪律处分，有些家庭也能通过民权索赔获得赔偿。 胜诉的法律障碍 然而，要赢得这样的案件，原告必须克服至少两个重大法律障碍。 首先，如果受害者无法证明警官侵犯了他们“明确确立的”权利，警官可获得“有限豁免权”，避免被起诉。 其次，只有当原告能证明由于疏忽的政策或做法导致权利被侵犯时，市政当局才会被追究责任。 例如，如果警察局对某位警官以往的不当行为置之不理，或未能对警官进行适当培训，市政当局可能被视为责任方。 费城民权律师约瑟夫·马龙说，相关行为不一定要发生在警官值班期间。原告可以证明警官存在应当被撤职或根本不应被雇佣的警示信号。 让家属辩称，盖伊格实际上是在执勤时开枪打死让。当时她身穿制服，携带佩枪，发出指令，并回应自己认为的犯罪行为。 然而，法官驳回了针对市政府的起诉，使盖伊格成为唯一被告。 谁为受害者或其家人支付赔偿？ 在警察不当行为案件中，大额判决和和解金额，几乎总是由市政府或县政府及其保险公司支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乔安娜·施瓦茨的研究显示，这些赔偿金额很少直接来源于执法部门的预算。 例如，在加州一起与毒品过量死亡有关的案件中，一家为监狱提供营利性医疗服务的公司。支付了1275万美元和解金中的1110万美元，其余由县和市政府支付。 警官很少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赔偿。如果他们被判个人负责，其雇主通常有义务支付赔偿金额。 如果雇主被判负责，赔偿资金则由纳税人承担。 施瓦茨的研究显示，2006年至2011年间，美国44个最大司法辖区支付了7.3亿美元的民权赔偿金，而警官个人支付的比例仅为0.02%。 警察工会表示，这些保护措施让警官在不担心被起诉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保护减少了警官避免使用不必要武力和尊重民权的动力。 博瑟姆·谢姆·让案为何不同？ 盖伊格在经历13小时工作后回家，闯入让的公寓并开枪打死他。她事后声称以为让是闯入者。 让是一名26岁的会计师，当时正在吃冰激凌、看电视。这起事件发生在2018年，正值社会对警务中的种族差异和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的关注达到高潮。 这一案件被视为“身为黑人生存”的风险典型案例。 在电视直播的审判中，盖伊格被判谋杀罪成立，刑期为10年。 警察工会官员很不满，声称这一判决剥夺了盖伊格在执行职务和遵守部门指导方针期间使用致命武力所享有的民事保护。 达拉斯退休警官、前警察工会主席迈克尔·马塔表示，他当时联系了其他警察协会，询问是否见过类似案件，没有人表示见过。 正在服刑的盖伊格放弃了参与民事审判的权利。她需独自承担赔偿金额，但显然无力支付。 家属的律师表示，他们不指望拿到巨额赔偿，但希望传递一个信号：警察暴力不会被容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施瓦茨教授也认为，判决金额的巨大象征意义令人瞩目。 “我不认为执法机构会像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将这些成本与政策变化进行权衡，”她说，“但公众关注确实会产生影响。”
纽约时报报道说，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后，他的家人获得了2700万美元赔偿。布莱安娜·泰勒在家中睡觉时被警察开枪杀害 ，得到了1200万美元。而理查德·考克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次警车运送中瘫痪，获赔4600万美元。
但2018年在达拉斯，黑人博瑟姆·谢姆·让在家中看电视时，被自称走错门的休班警官安伯·盖伊格杀害，他的家人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这并不是因为法院没有重视。实际上，周二陪审团判给他的家人近1亿美元赔偿。
然而，关键在于责任方的不同。
警察暴力案件通常如何运作？
在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警察暴力案件中，发生不当行为的城市或县政府通常需要为与死亡或伤害相关的赔偿负责。
这些由纳税人承担的赔偿金额已累计达到数十亿美元。
根据法律援助协会的分析，2023年纽约市因警察不当行为支付的和解金额接近1.15亿美元。
赔偿金额的差异
受害者或其家人的赔偿金额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大不相同，例如受害者一生中的预期收入、陪审团的同情心以及案件的公众关注度。
即使涉案警官没有被刑事起诉或受到纪律处分，有些家庭也能通过民权索赔获得赔偿。
胜诉的法律障碍
然而，要赢得这样的案件，原告必须克服至少两个重大法律障碍。
首先，如果受害者无法证明警官侵犯了他们“明确确立的”权利，警官可获得“有限豁免权”，避免被起诉。
其次，只有当原告能证明由于疏忽的政策或做法导致权利被侵犯时，市政当局才会被追究责任。
例如，如果警察局对某位警官以往的不当行为置之不理，或未能对警官进行适当培训，市政当局可能被视为责任方。
费城民权律师约瑟夫·马龙说，相关行为不一定要发生在警官值班期间。原告可以证明警官存在应当被撤职或根本不应被雇佣的警示信号。
让家属辩称，盖伊格实际上是在执勤时开枪打死让。当时她身穿制服，携带佩枪，发出指令，并回应自己认为的犯罪行为。
然而，法官驳回了针对市政府的起诉，使盖伊格成为唯一被告。
谁为受害者或其家人支付赔偿？
在警察不当行为案件中，大额判决和和解金额，几乎总是由市政府或县政府及其保险公司支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乔安娜·施瓦茨的研究显示，这些赔偿金额很少直接来源于执法部门的预算。
例如，在加州一起与毒品过量死亡有关的案件中，一家为监狱提供营利性医疗服务的公司。支付了1275万美元和解金中的1110万美元，其余由县和市政府支付。
警官很少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赔偿。如果他们被判个人负责，其雇主通常有义务支付赔偿金额。
如果雇主被判负责，赔偿资金则由纳税人承担。
施瓦茨的研究显示，2006年至2011年间，美国44个最大司法辖区支付了7.3亿美元的民权赔偿金，而警官个人支付的比例仅为0.02%。
警察工会表示，这些保护措施让警官在不担心被起诉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保护减少了警官避免使用不必要武力和尊重民权的动力。
博瑟姆·谢姆·让案为何不同？
盖伊格在经历13小时工作后回家，闯入让的公寓并开枪打死他。她事后声称以为让是闯入者。
让是一名26岁的会计师，当时正在吃冰激凌、看电视。这起事件发生在2018年，正值社会对警务中的种族差异和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的关注达到高潮。
这一案件被视为“身为黑人生存”的风险典型案例。
在电视直播的审判中，盖伊格被判谋杀罪成立，刑期为10年。
警察工会官员很不满，声称这一判决剥夺了盖伊格在执行职务和遵守部门指导方针期间使用致命武力所享有的民事保护。
达拉斯退休警官、前警察工会主席迈克尔·马塔表示，他当时联系了其他警察协会，询问是否见过类似案件，没有人表示见过。
正在服刑的盖伊格放弃了参与民事审判的权利。她需独自承担赔偿金额，但显然无力支付。
家属的律师表示，他们不指望拿到巨额赔偿，但希望传递一个信号：警察暴力不会被容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施瓦茨教授也认为，判决金额的巨大象征意义令人瞩目。
“我不认为执法机构会像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将这些成本与政策变化进行权衡，”她说，“但公众关注确实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