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乡村中学教师李田田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声援了一下另一位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开除教职的老师，被当地政府当成维稳对象一度“被精神病”。政论家邓聿文认为，滥用政治安全去打压异议剥夺不同意见终会遇到人们无声或有声的抵制。政治高压让官员会害怕，但对民众会引来普遍的不满乃至抗拒。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因质疑官方“30万遇难”说法而被开除，声援她的李田田也成为关注焦点。
李田田是湖南乡村的一位中学老师，也是一位有着忧郁气质的诗人。知道她名字的人不多，直到这次事情出来。然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年前夕，她成了中国和海外舆论最牵动人心的人，原因只在于，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声援了一下另一位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开除教职的老师，被当地政府当成维稳对象一度“被精神病”。
事情还得从一堂课说起。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触及民族的伤口和情感，不可随意缄否和质疑，但在公祭日的次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一位新闻系老师在课堂上大谈了一通中国对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统计的不准确，遭学生举报。该教师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否恰当，可以争议，但不能容忍的是学生随意举报老师的行为以及学校根据举报而对老师开除的处理方式。
尽管学生举报老师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可在当下特定的国情下，鼓励这种举报行为会导致舆论一律、鸦雀无声的后果，人们担忧的也是它会导致文革重演，因为文革就盛行举报和告密。把那位学生的举报看成告密虽有些言重，但鉴于被举报者往往得不到公正对待，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学生举报老师，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校开除老师。
李田田在微博上声援了被震旦开除的老师，她不过是社交媒体上众多声援者之一，然而就使得当地政府如临大敌，启动维稳机制，教育和公安部门对她发出训诫，在她不接受后据报又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让李的母亲和姐姐出来发声，向外界解释李田田被“精神病”的过程，称是误会，她没有被强行送去精神病院，而是在其身为教育局官员的姑父和家人劝说下治疗抑郁症，据说李患有这个疾病，而且有些严重，现在已转移到当地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上级政府也表示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
政府制造枷锁，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此事的最新进展是李田田已从医院回到家，结束了“被精神病”。最关心李田田的当然是她的母亲和姐姐等至亲，从人性的角度人们不能怀疑她们的“辟谣”是假的，然而合乎常理的事情一到中国，特别在目前这样一个时期，就往往变得有那么一点不是味道。可想而知，在一起事件引发全民关注后，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平息，常给家属施压，而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家属甚至当事人会配合政府演戏，表明没有受到压迫。这种情况已成常态，彭帅事件人们也再次目睹。所以，即便李田田已经回家，也不能打消外界对她一度强行“被精神病”的怀疑，除非是在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调查下。此即一个政权在丧失基本信用后面临的“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怎么做，人们都不会相信它出于善意。
李田田的“被精神病”，完全是湖南地方政府一手制造出的“枷锁”，但它没有套住别人，反套在当局脖子上。李声援震旦老师的言论，并非过激，完全用不着要威胁开除，更用不着在她不接受威吓的情况下强行把她送往医院治疗，不管是不是精神病院。就算她的亲人认为她患有忧郁症，有必要及时治疗，政府也不该介入。地方教育和公安部门在官场的政治高压下，如果认为守土有责，不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出现什么意外，聪明的做法是让学校批评一下，要李把微博言论删除即可，鉴于李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她的声援言论本就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完全不必采取将矛盾激化的举动，用对待异议人士的办法对待她，但现在这样，反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对立面，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并将政府的丑行大白于天下。
中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常干这种“蠢事”，它的反对派很多就是这样出来的。说它“蠢”，是因为它制造对手或“敌人”的很多做法愚蠢透顶，事后复盘，根本不应到这一步，但最后的结果偏偏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最坏一种。从个体来说，这个政权囊括了中国最好的精英恐怕不过分，基层政府虽然精英少了些，但要说他们是低于常人的笨人，怕也不合事实。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可能也不想把事情搞砸，可后来偏偏搞砸，根子就在政权的机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即凡事将它的子民往最坏想，把不合官方意特别是长官意的人都看成不安分的坏分子，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和方式去处理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当下所谓的新时代更是这样，斗争思维充斥政权内部。
然而，滥用政治安全去打压异议剥夺不同意见终会遇到人们无声或有声的抵制。政治高压让官员会害怕，但对民众会引来普遍的不满乃至抗拒。这即是两位女教师特别是李田田的“被精神病”曝出后遭到中国舆论强烈反弹的缘故。在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的现实威胁下，人们只能起来反抗，反抗在开始不一定走向街头或广场，不服从摆布也是反抗的一种。因此，大众关注李田田的命运实际是在表达对当局“文字狱”的强烈不满，对地方政府任性使用权力压制舆论的谴责和抗议。
倘若当局为保政权安全而在打压言论上不收手，变本加厉控制舆论，由中美争斗和疫情带来的对现政权一时的支持度，将会快速耗尽，当局会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像李田田事件这样的“枷锁”，直至情形发生质变。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湖南乡村中学教师李田田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声援了一下另一位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开除教职的老师，被当地政府当成维稳对象一度“被精神病”。政论家邓聿文认为，滥用政治安全去打压异议剥夺不同意见终会遇到人们无声或有声的抵制。政治高压让官员会害怕，但对民众会引来普遍的不满乃至抗拒。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因质疑官方“30万遇难”说法而被开除，声援她的李田田也成为关注焦点。
李田田是湖南乡村的一位中学老师，也是一位有着忧郁气质的诗人。知道她名字的人不多，直到这次事情出来。然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年前夕，她成了中国和海外舆论最牵动人心的人，原因只在于，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声援了一下另一位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开除教职的老师，被当地政府当成维稳对象一度“被精神病”。
事情还得从一堂课说起。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触及民族的伤口和情感，不可随意缄否和质疑，但在公祭日的次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一位新闻系老师在课堂上大谈了一通中国对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统计的不准确，遭学生举报。该教师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否恰当，可以争议，但不能容忍的是学生随意举报老师的行为以及学校根据举报而对老师开除的处理方式。
尽管学生举报老师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可在当下特定的国情下，鼓励这种举报行为会导致舆论一律、鸦雀无声的后果，人们担忧的也是它会导致文革重演，因为文革就盛行举报和告密。把那位学生的举报看成告密虽有些言重，但鉴于被举报者往往得不到公正对待，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学生举报老师，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校开除老师。
李田田在微博上声援了被震旦开除的老师，她不过是社交媒体上众多声援者之一，然而就使得当地政府如临大敌，启动维稳机制，教育和公安部门对她发出训诫，在她不接受后据报又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让李的母亲和姐姐出来发声，向外界解释李田田被“精神病”的过程，称是误会，她没有被强行送去精神病院，而是在其身为教育局官员的姑父和家人劝说下治疗抑郁症，据说李患有这个疾病，而且有些严重，现在已转移到当地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上级政府也表示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
政府制造枷锁，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此事的最新进展是李田田已从医院回到家，结束了“被精神病”。最关心李田田的当然是她的母亲和姐姐等至亲，从人性的角度人们不能怀疑她们的“辟谣”是假的，然而合乎常理的事情一到中国，特别在目前这样一个时期，就往往变得有那么一点不是味道。可想而知，在一起事件引发全民关注后，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平息，常给家属施压，而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家属甚至当事人会配合政府演戏，表明没有受到压迫。这种情况已成常态，彭帅事件人们也再次目睹。所以，即便李田田已经回家，也不能打消外界对她一度强行“被精神病”的怀疑，除非是在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调查下。此即一个政权在丧失基本信用后面临的“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怎么做，人们都不会相信它出于善意。
李田田的“被精神病”，完全是湖南地方政府一手制造出的“枷锁”，但它没有套住别人，反套在当局脖子上。李声援震旦老师的言论，并非过激，完全用不着要威胁开除，更用不着在她不接受威吓的情况下强行把她送往医院治疗，不管是不是精神病院。就算她的亲人认为她患有忧郁症，有必要及时治疗，政府也不该介入。地方教育和公安部门在官场的政治高压下，如果认为守土有责，不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出现什么意外，聪明的做法是让学校批评一下，要李把微博言论删除即可，鉴于李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她的声援言论本就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完全不必采取将矛盾激化的举动，用对待异议人士的办法对待她，但现在这样，反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对立面，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并将政府的丑行大白于天下。
中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常干这种“蠢事”，它的反对派很多就是这样出来的。说它“蠢”，是因为它制造对手或“敌人”的很多做法愚蠢透顶，事后复盘，根本不应到这一步，但最后的结果偏偏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最坏一种。从个体来说，这个政权囊括了中国最好的精英恐怕不过分，基层政府虽然精英少了些，但要说他们是低于常人的笨人，怕也不合事实。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可能也不想把事情搞砸，可后来偏偏搞砸，根子就在政权的机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即凡事将它的子民往最坏想，把不合官方意特别是长官意的人都看成不安分的坏分子，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和方式去处理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当下所谓的新时代更是这样，斗争思维充斥政权内部。
然而，滥用政治安全去打压异议剥夺不同意见终会遇到人们无声或有声的抵制。政治高压让官员会害怕，但对民众会引来普遍的不满乃至抗拒。这即是两位女教师特别是李田田的“被精神病”曝出后遭到中国舆论强烈反弹的缘故。在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的现实威胁下，人们只能起来反抗，反抗在开始不一定走向街头或广场，不服从摆布也是反抗的一种。因此，大众关注李田田的命运实际是在表达对当局“文字狱”的强烈不满，对地方政府任性使用权力压制舆论的谴责和抗议。
倘若当局为保政权安全而在打压言论上不收手，变本加厉控制舆论，由中美争斗和疫情带来的对现政权一时的支持度，将会快速耗尽，当局会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像李田田事件这样的“枷锁”，直至情形发生质变。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