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建议，美国应逐步改变应对“竞争和中国挑战”的方式。她承认来自中国的威胁十分严峻，宣称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改变导致不公平竞争环境的非市场经济行为”。但她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对华政策的确需要转变。中国对新冠政策抗议者的无情镇压就是最新证据，但更紧迫的是，美中关系现状正朝着有利中国而不利美国的方向发展。渐进式改变是不够的。
为了真正确保两国经济关系继续有利美国，是时候采取明确政策，让我们的经济与他们的经济实现战略脱钩——不是彻底脱钩，而应该有组织地逐步进行。
任何与中国的较量都有两条战线：经济战线和国家安全战线。它们并非毫无关系，而是彼此相互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做好准备，因为避免军事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保持我们的经济优势。
战略脱钩的目的是造福美国，而非惩罚或遏制中国。很明显，中国不是朋友，也不是发展中的伙伴，而是一心想要称霸世界的对手。
在两国经济竞争中，中国是赢家。我们每年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向中国送去3000多亿美元，中国则用这些资金来建设军队、提升竞争力并收购我们的资产——包括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甚至还有我们的农场。最近一份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拥有近2400家美国企业的控股权。中国从事技术窃取和间谍活动，秉持重商主义，为的是打造出中国领导人相信能够主导全球的经济体。
在国家安全战线上，中国是一个庞大且正在迅速扩张的军事大国，其目标是在未来十年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且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中国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速度武装南海，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建设军事前哨。它正在大幅扩张核武库，并在印度、菲律宾和越南宣称其领土主张。它也在威胁台湾。它与俄罗斯达成了一份友谊“没有止境”的协议，并协助其入侵乌克兰。它有一场用来影响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对于正在摧毁我们许多社区的芬太尼问题，它多多少少都应负责。
中国企业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收购战略资产。中国正在垄断稀土、锂和钴等关键战略原料。
如果中国这样的侵略性转向还不算明显，那么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会议内容直接挑明，中国不再强调“和平与发展”，而是选择了“准备经受惊涛骇浪”和“斗争精神”等说法。
美国的目标应该是继续进行有利于我们的贸易和经济活动，阻止任何与此目的相反的行为。例如，农产品、原材料以及一些消费品和药品的贸易可以是互利的。向美国出口计算机、汽车和电信设备则不是。
这种战略脱钩的目标很简单——对等。这正是中国对付我们的方式。中国一直拒绝给我们平等的市场准入，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技术独立政策。中国的“自主创新”规划始于2006年，《中国制造2025》则于2015年发布。最近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战略脱钩包含多个层面。首先，我们应逐步对所有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直至实现贸易平衡。
其次，我们应解除与中国的技术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加强出口管制，进一步限制允许出口的技术种类和目的地。我们应通过阻止美国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制造，从而停止我们的先进产业同中国一体化；同时制定更多政策，比如《芯片法案》（该法案批准了数十亿美元帮助企业在美建造或扩建计算机芯片厂，以及科研和工人培训），以及明智的税收和监管政策，确保先进技术留在美国，或是掌握在我们的盟友手里。
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已经开始认识到依赖中国制造的负担的美国企业。例如有报道称，苹果已经决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外。该公司表示，将寻求在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和越南——组装部分苹果产品。同样，微软和谷歌正在转移部分或全部Xbox主机和Pixel手机生产。亚马逊相当一部分FireTV设备如今产自印度。
我们应当关闭TikTok和其他挖掘我国公民数据、并作为宣传机器影响我国公共话语的社交媒体平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技术监管法规。如果得不到政府批准，在中国大规模投资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批准所有对美的境外投资。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形容中国的政策为“有中国特色的脱钩”。
最后，我们应限制美国的对华投资，以及中国对我国产业的投资。我们的对华投资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导致可能极关键的供应链的外包；中国的在美投资往往会导致技术和敏感数据的丢失。这将进一步阻止两国经济一体化，并提升美国和西方国内的资本可用性。除非能增强美国国力（而不是仅仅让少数美国人更富裕），否则一切投资往来都不应被允许。
隶属财政部的监管部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需要大幅扩大权限，使其不局限于国家安全问题，也可以考量其他经济后果。去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应批准一个类似的跨部门审查评估项目，审查对中国的投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都提出了这方面的立法。这是有必要的。
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开始了脱钩进程，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数以十亿计美元的“301关税”——这一法律条款允许总统限制对美国造成不公平负担的对外贸易——并扩大了出口管制。我们意识到了威胁，并采取了行动。
这一政策在拜登总统任内得到了延伸：他的政府保留了关税，进一步扩大出口管制，还执行了《芯片法案》的条款。关税和出口管制都没有对我们的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但它们已经开始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并让两国经济脱钩。我们应尽力避免军事对抗，也必须在互惠互利的领域继续与中国对话与合作。
但我们也必须单独行动，开始这种战略脱钩。我们不能回避关于中国的真相。现在不采取果断行动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种渎职行为。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建议，美国应逐步改变应对“竞争和中国挑战”的方式。她承认来自中国的威胁十分严峻，宣称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改变导致不公平竞争环境的非市场经济行为”。但她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对华政策的确需要转变。中国对新冠政策抗议者的无情镇压就是最新证据，但更紧迫的是，美中关系现状正朝着有利中国而不利美国的方向发展。渐进式改变是不够的。
为了真正确保两国经济关系继续有利美国，是时候采取明确政策，让我们的经济与他们的经济实现战略脱钩——不是彻底脱钩，而应该有组织地逐步进行。
任何与中国的较量都有两条战线：经济战线和国家安全战线。它们并非毫无关系，而是彼此相互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做好准备，因为避免军事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保持我们的经济优势。
战略脱钩的目的是造福美国，而非惩罚或遏制中国。很明显，中国不是朋友，也不是发展中的伙伴，而是一心想要称霸世界的对手。
在两国经济竞争中，中国是赢家。我们每年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向中国送去3000多亿美元，中国则用这些资金来建设军队、提升竞争力并收购我们的资产——包括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甚至还有我们的农场。最近一份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拥有近2400家美国企业的控股权。中国从事技术窃取和间谍活动，秉持重商主义，为的是打造出中国领导人相信能够主导全球的经济体。
在国家安全战线上，中国是一个庞大且正在迅速扩张的军事大国，其目标是在未来十年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且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中国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速度武装南海，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建设军事前哨。它正在大幅扩张核武库，并在印度、菲律宾和越南宣称其领土主张。它也在威胁台湾。它与俄罗斯达成了一份友谊“没有止境”的协议，并协助其入侵乌克兰。它有一场用来影响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对于正在摧毁我们许多社区的芬太尼问题，它多多少少都应负责。
中国企业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收购战略资产。中国正在垄断稀土、锂和钴等关键战略原料。
如果中国这样的侵略性转向还不算明显，那么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会议内容直接挑明，中国不再强调“和平与发展”，而是选择了“准备经受惊涛骇浪”和“斗争精神”等说法。
美国的目标应该是继续进行有利于我们的贸易和经济活动，阻止任何与此目的相反的行为。例如，农产品、原材料以及一些消费品和药品的贸易可以是互利的。向美国出口计算机、汽车和电信设备则不是。
这种战略脱钩的目标很简单——对等。这正是中国对付我们的方式。中国一直拒绝给我们平等的市场准入，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技术独立政策。中国的“自主创新”规划始于2006年，《中国制造2025》则于2015年发布。最近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战略脱钩包含多个层面。首先，我们应逐步对所有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直至实现贸易平衡。
其次，我们应解除与中国的技术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加强出口管制，进一步限制允许出口的技术种类和目的地。我们应通过阻止美国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制造，从而停止我们的先进产业同中国一体化；同时制定更多政策，比如《芯片法案》（该法案批准了数十亿美元帮助企业在美建造或扩建计算机芯片厂，以及科研和工人培训），以及明智的税收和监管政策，确保先进技术留在美国，或是掌握在我们的盟友手里。
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已经开始认识到依赖中国制造的负担的美国企业。例如有报道称，苹果已经决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外。该公司表示，将寻求在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和越南——组装部分苹果产品。同样，微软和谷歌正在转移部分或全部Xbox主机和Pixel手机生产。亚马逊相当一部分FireTV设备如今产自印度。
我们应当关闭TikTok和其他挖掘我国公民数据、并作为宣传机器影响我国公共话语的社交媒体平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技术监管法规。如果得不到政府批准，在中国大规模投资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批准所有对美的境外投资。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形容中国的政策为“有中国特色的脱钩”。
最后，我们应限制美国的对华投资，以及中国对我国产业的投资。我们的对华投资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导致可能极关键的供应链的外包；中国的在美投资往往会导致技术和敏感数据的丢失。这将进一步阻止两国经济一体化，并提升美国和西方国内的资本可用性。除非能增强美国国力（而不是仅仅让少数美国人更富裕），否则一切投资往来都不应被允许。
隶属财政部的监管部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需要大幅扩大权限，使其不局限于国家安全问题，也可以考量其他经济后果。去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应批准一个类似的跨部门审查评估项目，审查对中国的投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都提出了这方面的立法。这是有必要的。
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开始了脱钩进程，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数以十亿计美元的“301关税”——这一法律条款允许总统限制对美国造成不公平负担的对外贸易——并扩大了出口管制。我们意识到了威胁，并采取了行动。
这一政策在拜登总统任内得到了延伸：他的政府保留了关税，进一步扩大出口管制，还执行了《芯片法案》的条款。关税和出口管制都没有对我们的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但它们已经开始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并让两国经济脱钩。我们应尽力避免军事对抗，也必须在互惠互利的领域继续与中国对话与合作。
但我们也必须单独行动，开始这种战略脱钩。我们不能回避关于中国的真相。现在不采取果断行动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种渎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