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当选，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激起两圈相互矛盾的涟漪：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众多特朗普的拥趸者，他们欢呼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强势归来；另一边是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恐于贸易战再起，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在两圈涟漪的交汇处，则有一类崭新的观点，在舆论场愈发常见，即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将重回“孤立主义”的传统，而中国实施“单边开放”政策，不仅将破解西方的围堵，还能加速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从表象而言，似乎趋势确实如此——特朗普威胁对所有国家加关税，中国则连续主动对多个国家实施免签。
深入表象之下，有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特朗普的强势不能单用“孤立主义”进行粗暴地归纳，它跟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特朗普独特的行事方式，将使中国获益，背后逻辑同样值得探究。
“单边开放”的利益考量
贯穿今年全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操作——从今年1月起，中国不断单方面开放免签政策，到十月底，已经对16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对54个国家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在特朗普再当选三天后，又对斯洛伐克、挪威、芬兰、韩国等9国免签。
而且中国对这些国家实施的是单方面免签，意味着中国公民到这些国家依然需要签证，反之则不用。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实施的“对等原则”迥然不同。
此外，12月1日起，中国给予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缩减，制造业基本“清零”。
这些措施在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总结为“单边开放”，作用似乎立竿见影，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818.6万人次，同比增长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488.5万人次，同比上升78.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总结称，加入WTO、自贸协定则是多双边开放的举措，向众多行业的外资企业开放中国市场、举办“进博会”便是典型的单方面开放措施，两者共同助推了中国和全球贸易的良性循环。
“中国担心的是外商投资，”经济学人智库（EIU）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解释，因为在整个2024年，外商投资都在下降，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因为这次疫情而变差，至今仍未真正恢复。单方面开放签证是重建其中一些关系的一种方式，其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够真正帮助稳定经济和外交关系。
“我们同意这种逻辑，但问题是，至少在西方鹰派决策者看来，这可能太少、太晚了”，马志昂称。
“开放”为什么促进经济
“单边开放”并不是新鲜事，郑永年也承认，二战后美国正是践行单边开放政策，形成了一个“地缘嵌入性世界级经济枢纽或者平台”——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这些要素都想进入这个枢纽，来了也不想走，也走不了，因为只能在这个枢纽中得到发展。
当时英美国家盛行贸易自由主义，背后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两个多世纪前提出的观点——即使其他国家设置了壁垒，政府也应该开放边境，允许进口，因为自由化国家的居民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品种，而企业则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相比之下，关税会纵容低效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
郑永年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地缘政治两极化，竭力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重塑国际秩序。而单边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实现内外部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助于将美国的“两极化”努力引向“自我孤立主义”。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引发了美国盟友的担忧，也令其他国家感到忧虑。中国的单边开放力度越大，越能够在国际层面吸引更多生产要素，从而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构成压力。
珍珠港事件扭转了美国盛行百年的“孤立主义”。
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
虽然美国是二战后，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但特朗普上台，舆论提到“孤立主义”，往往再前面加上“重回”，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
“一般说来，所谓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应避免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的主张和政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学功在其论文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情绪，超越了党派、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将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纷争；不介入欧亚大陆爆发的战争，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平；对所有赞成互惠的国家奉行一种友好的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7个月后，罗斯福的行为迎来反扑，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确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该法案被称为“孤立主义者的胜利”。
甚至在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大陆，直逼英国本土之时，罗斯福希望伸出援手，再次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从上到下，民意大转弯，摆脱孤立主义，全面介入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从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布莱顿森林体系，从政治、安全，再到贸易、金融，美国深度参与整个国际体系的构建，为了维护这个体系，美国也对他国事物进行干预，并因此被批评为“世界警察”。
但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全球体系下，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关税的显著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平均超过10%的进口关税到如今的3%，关税的降低推动了国际商业的繁荣，使全球人均GDP几乎翻了三番。各国越开放，就越繁荣。
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与其他与会者鼓掌。
“全球化”反噬
中国的崛起，也受益于美式全球体系的成功运转。中国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孤立主义者”，开始改变自身，适应这个开放的世界体系——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介绍，原来中国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被几十个国营国家贸易公司垄断，进出口必须有配额，加入世贸组织（WTO）意味着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为了筹备入世，中国修改了几万条对市场经济而言“不合时宜”的条款，在观念上、实践上和制度层面彻底革新。
但是繁荣的国际贸易也迎来反噬——虽然全球贸易总体大幅增长，但在结构上并不平衡。
不少国家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还有不公平的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工具，反过来也带来了政治影响。“许多西方政治家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本国的就业、制造业竞争力和传统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冲击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美国“铁锈地带”的小镇之一俄亥俄州的扬斯敦（Youngstown），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斯敦的炼钢炉照亮半边天，再加上南边的匹兹堡，共同构成美国钢铁工业的心脏。铁矿石从伊利湖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长长的列车满载着钢材在美国东西穿梭。然而仅仅一代人，这里的人口已不到当年的一半，钢厂倒闭，居民愤怒。同一时间，中国的钢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57%，美国仅占4%。
无数个类似小镇的居民成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不足为怪了。特朗普威胁要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10-20%，对中国更是要加征60%，从而使制造业回到美国；他还警告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支付更多的国防开支，减少美国不必要的负担。
赵学功表示，特朗普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力主美国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发展美国经济，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在对外关系、经贸、移民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
他同时提出，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持续下去，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许仍是在两者间不断地寻找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学者认为，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
表象之下的争议
如果从表象上看，未来数年，美国将愈发孤立，中国将愈发开放，两个强国势必此消彼长。但也有专家指出，需要看到表象之下的现实。
“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岳健勇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让美国脱离世界，而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秩序，虽然显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它绝非意味着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通过更强硬的全球领导力，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
岳健勇认为，“美国优先”政策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片面主张，提出用“互惠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并通过关税壁垒实现均衡贸易。尽管这种“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但它通过强制性“平衡市场准入”迫使贸易夥伴开放市场，显然不是孤立主义的体现。
马志昂也同意，特朗普将使美国回归到更加 “美国优先 ”的议程，迎来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立场，并激起盟国对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夥伴的安全承诺的担忧。
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完全撤出世界，尤其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情况下。预计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这可能仍将涉及与美国外交夥伴的协调。
“然而，这种协调更多是来自美国的单边协调，从而迫使国际社会遵守美国的制裁、出口管制、投资禁令和其他措施，而不是考虑美国外交夥伴遭受经济或政治打击的风险。”
近期在香港举行的一场公开论坛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之孙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表示，特朗普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是个生意人，热衷于达成交易，即便展现出一些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在为达成更好的交易而进行的要价。
相比之下，拜登不由分说地给中国施加100%的电动车关税，完全不给谈判留下空间，在贸易上的“孤立主义”更盛。
“习近平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真正‘孤立主义’的美国对中国也是灾难。”一位居住在香港的政治学者向BBC中文表示，当前世界大国之间没有开战，因为核威慑以及核不扩散尚且有效，其背后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制裁、条约等手段来实现的。
该学者表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世界还算和平，现在则糟糕得多，如果美国真的搞“孤立主义”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退出，甚至从各种同盟关系中退出，那么很多国家可能会快速称为拥核国家——伊朗、以色列、朝鲜、日本、韩国等等，然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其他国家就越想拥有核武器，发生失控危机的风险就越大。“中国要问问，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吗？”
这种焦虑已经开始浮现，比如最近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表示，如果不继续武装乌克兰，可能会把盟国推向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2024年1月10日，成排的比亚迪汽车等待被装上该公司旗下的运车船“比亚迪探索者1号”。
“单边开放”的中国，真的开放了吗？
上述学者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由贸易，但同时却坚决奉行利己的贸易和工业政策。“中国日益把安全放在核心位置，很多外资企业面临以前不曾考虑的政治风险，比如几家外国管理顾问被当作间谍对待。”
德勤、美光、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知名外企今年以来密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4年度的调查报告显示，超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感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在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监管执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担忧。
“中国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均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此前向BBC中文表示，从政治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某些对中国的“不健康影响”，甚至有时还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这种矛盾仅仅是目前阶段，未来“经济需要”可能会服从于“政治需要”。
对此，总结认为，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恶化和保护主义盛行的趋势是真实的，这些动态将决定本十年后半期的格局。
“尽管如此，很多最坏的情况都被夸大了。”马志昂举例称，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只是在改变，因为供应链在拉长，尽管存在关税和贸易管制，企业仍能找到继续开展业务的方法。尽管如此，现在全球一体化面临的威胁比2010年代要严重得多，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担忧。
特朗普的当选，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激起两圈相互矛盾的涟漪：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众多特朗普的拥趸者，他们欢呼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强势归来；另一边是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恐于贸易战再起，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在两圈涟漪的交汇处，则有一类崭新的观点，在舆论场愈发常见，即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将重回“孤立主义”的传统，而中国实施“单边开放”政策，不仅将破解西方的围堵，还能加速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从表象而言，似乎趋势确实如此——特朗普威胁对所有国家加关税，中国则连续主动对多个国家实施免签。
深入表象之下，有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特朗普的强势不能单用“孤立主义”进行粗暴地归纳，它跟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特朗普独特的行事方式，将使中国获益，背后逻辑同样值得探究。
“单边开放”的利益考量
贯穿今年全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操作——从今年1月起，中国不断单方面开放免签政策，到十月底，已经对16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对54个国家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在特朗普再当选三天后，又对斯洛伐克、挪威、芬兰、韩国等9国免签。
而且中国对这些国家实施的是单方面免签，意味着中国公民到这些国家依然需要签证，反之则不用。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实施的“对等原则”迥然不同。
此外，12月1日起，中国给予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缩减，制造业基本“清零”。
这些措施在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总结为“单边开放”，作用似乎立竿见影，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818.6万人次，同比增长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488.5万人次，同比上升78.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总结称，加入WTO、自贸协定则是多双边开放的举措，向众多行业的外资企业开放中国市场、举办“进博会”便是典型的单方面开放措施，两者共同助推了中国和全球贸易的良性循环。
“中国担心的是外商投资，”经济学人智库（EIU）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解释，因为在整个2024年，外商投资都在下降，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因为这次疫情而变差，至今仍未真正恢复。单方面开放签证是重建其中一些关系的一种方式，其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够真正帮助稳定经济和外交关系。
“我们同意这种逻辑，但问题是，至少在西方鹰派决策者看来，这可能太少、太晚了”，马志昂称。
“开放”为什么促进经济
“单边开放”并不是新鲜事，郑永年也承认，二战后美国正是践行单边开放政策，形成了一个“地缘嵌入性世界级经济枢纽或者平台”——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这些要素都想进入这个枢纽，来了也不想走，也走不了，因为只能在这个枢纽中得到发展。
当时英美国家盛行贸易自由主义，背后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两个多世纪前提出的观点——即使其他国家设置了壁垒，政府也应该开放边境，允许进口，因为自由化国家的居民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品种，而企业则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相比之下，关税会纵容低效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
郑永年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地缘政治两极化，竭力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重塑国际秩序。而单边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实现内外部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助于将美国的“两极化”努力引向“自我孤立主义”。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引发了美国盟友的担忧，也令其他国家感到忧虑。中国的单边开放力度越大，越能够在国际层面吸引更多生产要素，从而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构成压力。
珍珠港事件扭转了美国盛行百年的“孤立主义”。
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
虽然美国是二战后，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但特朗普上台，舆论提到“孤立主义”，往往再前面加上“重回”，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
“一般说来，所谓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应避免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的主张和政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学功在其论文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情绪，超越了党派、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将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纷争；不介入欧亚大陆爆发的战争，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平；对所有赞成互惠的国家奉行一种友好的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7个月后，罗斯福的行为迎来反扑，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确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该法案被称为“孤立主义者的胜利”。
甚至在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大陆，直逼英国本土之时，罗斯福希望伸出援手，再次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从上到下，民意大转弯，摆脱孤立主义，全面介入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从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布莱顿森林体系，从政治、安全，再到贸易、金融，美国深度参与整个国际体系的构建，为了维护这个体系，美国也对他国事物进行干预，并因此被批评为“世界警察”。
但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全球体系下，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关税的显著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平均超过10%的进口关税到如今的3%，关税的降低推动了国际商业的繁荣，使全球人均GDP几乎翻了三番。各国越开放，就越繁荣。
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与其他与会者鼓掌。
“全球化”反噬
中国的崛起，也受益于美式全球体系的成功运转。中国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孤立主义者”，开始改变自身，适应这个开放的世界体系——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介绍，原来中国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被几十个国营国家贸易公司垄断，进出口必须有配额，加入世贸组织（WTO）意味着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为了筹备入世，中国修改了几万条对市场经济而言“不合时宜”的条款，在观念上、实践上和制度层面彻底革新。
但是繁荣的国际贸易也迎来反噬——虽然全球贸易总体大幅增长，但在结构上并不平衡。
不少国家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还有不公平的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工具，反过来也带来了政治影响。“许多西方政治家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本国的就业、制造业竞争力和传统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冲击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美国“铁锈地带”的小镇之一俄亥俄州的扬斯敦（Youngstown），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斯敦的炼钢炉照亮半边天，再加上南边的匹兹堡，共同构成美国钢铁工业的心脏。铁矿石从伊利湖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长长的列车满载着钢材在美国东西穿梭。然而仅仅一代人，这里的人口已不到当年的一半，钢厂倒闭，居民愤怒。同一时间，中国的钢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57%，美国仅占4%。
无数个类似小镇的居民成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不足为怪了。特朗普威胁要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10-20%，对中国更是要加征60%，从而使制造业回到美国；他还警告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支付更多的国防开支，减少美国不必要的负担。
赵学功表示，特朗普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力主美国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发展美国经济，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在对外关系、经贸、移民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
他同时提出，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持续下去，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许仍是在两者间不断地寻找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学者认为，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
表象之下的争议
如果从表象上看，未来数年，美国将愈发孤立，中国将愈发开放，两个强国势必此消彼长。但也有专家指出，需要看到表象之下的现实。
“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岳健勇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让美国脱离世界，而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秩序，虽然显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它绝非意味着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通过更强硬的全球领导力，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
岳健勇认为，“美国优先”政策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片面主张，提出用“互惠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并通过关税壁垒实现均衡贸易。尽管这种“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但它通过强制性“平衡市场准入”迫使贸易夥伴开放市场，显然不是孤立主义的体现。
马志昂也同意，特朗普将使美国回归到更加 “美国优先 ”的议程，迎来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立场，并激起盟国对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夥伴的安全承诺的担忧。
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完全撤出世界，尤其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情况下。预计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这可能仍将涉及与美国外交夥伴的协调。
“然而，这种协调更多是来自美国的单边协调，从而迫使国际社会遵守美国的制裁、出口管制、投资禁令和其他措施，而不是考虑美国外交夥伴遭受经济或政治打击的风险。”
近期在香港举行的一场公开论坛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之孙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表示，特朗普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是个生意人，热衷于达成交易，即便展现出一些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在为达成更好的交易而进行的要价。
相比之下，拜登不由分说地给中国施加100%的电动车关税，完全不给谈判留下空间，在贸易上的“孤立主义”更盛。
“习近平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真正‘孤立主义’的美国对中国也是灾难。”一位居住在香港的政治学者向BBC中文表示，当前世界大国之间没有开战，因为核威慑以及核不扩散尚且有效，其背后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制裁、条约等手段来实现的。
该学者表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世界还算和平，现在则糟糕得多，如果美国真的搞“孤立主义”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退出，甚至从各种同盟关系中退出，那么很多国家可能会快速称为拥核国家——伊朗、以色列、朝鲜、日本、韩国等等，然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其他国家就越想拥有核武器，发生失控危机的风险就越大。“中国要问问，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吗？”
这种焦虑已经开始浮现，比如最近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表示，如果不继续武装乌克兰，可能会把盟国推向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2024年1月10日，成排的比亚迪汽车等待被装上该公司旗下的运车船“比亚迪探索者1号”。
“单边开放”的中国，真的开放了吗？
上述学者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由贸易，但同时却坚决奉行利己的贸易和工业政策。“中国日益把安全放在核心位置，很多外资企业面临以前不曾考虑的政治风险，比如几家外国管理顾问被当作间谍对待。”
德勤、美光、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知名外企今年以来密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4年度的调查报告显示，超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感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在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监管执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担忧。
“中国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均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此前向BBC中文表示，从政治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某些对中国的“不健康影响”，甚至有时还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这种矛盾仅仅是目前阶段，未来“经济需要”可能会服从于“政治需要”。
对此，总结认为，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恶化和保护主义盛行的趋势是真实的，这些动态将决定本十年后半期的格局。
“尽管如此，很多最坏的情况都被夸大了。”马志昂举例称，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只是在改变，因为供应链在拉长，尽管存在关税和贸易管制，企业仍能找到继续开展业务的方法。尽管如此，现在全球一体化面临的威胁比2010年代要严重得多，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