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西湖大学湖心讲堂。中国文化书院和西湖大学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学人讲座第二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陈方正面向数百位观众，讲述他眼中的“杨振宁和他的世界”。 陈方正生于1939年，今年84岁。他从1980年和杨振宁相识、相熟，迄今已逾40年，算是“忘年之交”。“如今杨先生年迈期颐，他的人生和学问犹如泰山、峨眉，峰峦起伏，蕴藏无数深壑与幽谷的雄山峻岭。”陈方正由此开始了他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尽其所能地介绍杨振宁的为人与为学，既有忘年之交的亲近体察，也有史家知人论世的独立评论。 科学上的伟人 “杨振宁是当之无愧的科学伟人。”陈方正从三个方面高度评价杨振宁的学术成就。 “在基本理论方面，他所提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成为深切了解基本粒子之间四项相互作用的其中三项奠定基础，从而大大增进人类对于大自然在最深层次结构和作用的认识。”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与李政道所共同提的出弱作用是否宇称守恒问题导致一个多年来未经实证的基本假设被推翻，由是为他们赢得诺贝尔奖的荣誉。” “在统计力学方面，他同样有许多精妙的重要发现。更意想不到的是，他有两项重要物理学发现与同时代的数学发展不谋而合，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在领导科学发展与国际合作，以及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这两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以和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爱因斯坦、麦斯威尔、牛顿等前辈大师相比。”陈方正如是总结。 杨振宁的痛苦和煎熬 未能出席这次活动现场的杨振宁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给自己的百年人生“打分”： “这个中国文化传统几千年了，是要讲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呢？是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这德、功、言，我自己觉得我做得还不坏，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最早见于《左传》，被传统士大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此可见杨振宁浸润并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也反映出他对自己的极高期许。 然而陈方正深知，这样的期许极具挑战。他在演讲中表示：了解杨先生并不容易，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更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生活的世界充满剧烈变动和不可消弭的冲突。要在这样的时代和世界中充分发挥个人才华，而又不辜负父母、师友、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际同行对于他的厚望，还有他对于自己的期许，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大可能的。 “因此，在巨大成功的背后，他同样要忍受常人经常面对的矛盾、煎熬、痛苦。”这也是陈方正曾经在《晨曦集》发布时概括说的：“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杨振宁这一辈学人生于“五四”年代，长于战乱之中，身负国仇家恨，在20世纪的巨变中常常面临种种重大选择，取舍之间，人生道路大为不同。 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陈方正回顾道，“在林荫覆盖的普林斯顿之外，世界正在发生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底美军逼近鸭绿江，中国志愿军入朝，中美兵戎相见。杨振宁的两个好朋友，去了美国普度大学的邓稼先，和去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黄昆，都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毫不犹豫回国。……此外，在1950年前后，还有很多在美国访问或者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如吴有训、王淦昌、华罗庚等选择回归；至于钱学森和张文裕，则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方才冲破重重困难回国。他们都要在报效祖国与获得更高学术成就之间，作出关乎一生命运的重大抉择。这些关乎时局和师友去留的消息传来，不免在杨振宁敏感的心灵中引起矛盾，从而带来巨大压力和痛苦，因为同时还有另一个天地在等待他发现，一些具有无比强大吸引力的工作在召唤他。” 杨振宁没有选择回国。他留在美国的最高学府，与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共事，在学术上取得了巅峰成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杨振宁看来就像是一艘在平滑海面上吃饱了风一往无前的帆船：结婚成家，发表重要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去纽约石溪开创自己的新天地……一切顺利圆满。”陈方正讲述道，“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仍然翻腾着极大的矛盾、痛苦、煎熬，理由非常简单：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带有五四运动和西南联大的烙印，背负着父母师长深厚期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中国此时正在天翻地覆之中。”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名动国际学术界。但冲突与矛盾如影随形。陈方正谈道：当年夏天，杨振宁有机会在日内瓦和离别12年的父母重聚。此后在1960年、1962年和父母还有两次相聚。一家人久别重逢，有惊喜激动，可是一旦深谈，父母对新中国的看法相左。父亲再三劝说杨振宁回国，这让三个人的情绪有时候会陷入低谷。 1964年是一个大转折。当年杨振宁终于加入了美国籍，为此他十分内疚。将近20年后他还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父亲）在心中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始终没有宽恕我。 为何杨振宁会在此时做这样的决定，陈方正认为有很多理由。“一个是他在书中写的，肯尼迪总统1961年就职典礼破天荒邀请诗人Robert Frust朗诵诗篇，打动了他；两年后，美国总统又把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后者曾经被美国国会右派羞辱过。这加深了杨振宁对这个国家的亲切感。” 他继续讲道，“此外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李杨之争。李比杨小四岁，1946年到了芝加哥后，二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合作无间。从1949年到1962年，二人合作20篇论文，情同手足，然而这一切到了1962年戛然而止，二人断绝合作，不再往来。杨为此感到非常沮丧和痛心，失去了20年来亲密合作伙伴，打击很大。这很可能是他加入美籍的真正原因。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二人1962年分手，1963年李政道加入美国籍，1964年杨振宁入美国籍。两个人很亲密，在异国很有安全感，散伙了，孤独了，在异国没有安全感。” 1971年是另一个攸关重大的关键之年。当时，中美之间冰封已久的关系刚刚露出一点缓和的迹象。杨振宁抓住了这次稍纵即逝的历史性机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他见到了自己“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超过了兄弟的关系”的邓稼先。 临别时，杨振宁从邓稼先的一封信中得知，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的参与。根据杨振宁自述，他当时读信时受到了极大的情感震荡，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洗脸整容。他在百岁之际回忆道，这次访问“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1971年邓稼先送别杨振宁信的原文最后是这样写的：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其中深意，杨振宁后来才有所体察。2022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杨振宁百岁华诞纪念活动中，面对满座高朋，杨振宁的讲话主题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几乎是单独给邓稼先一个人的倾诉与回应。他的原话这样说道： “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指邓稼先）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 “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陈方正也谈及杨振宁百岁的这次讲话，认为杨振宁非常在意邓稼先的这封信。“他当然是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人，自认为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他的至交邓稼先比他早半个世纪回国，以1964年的中国原子弹来证明，中国人绝非不如人。百岁之际他披露了这封信，而且给出了可以告慰邓稼先的回应：稼先回来了，为中国造了原子弹，他也回来了，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大家殊途而同归。” 但是另一方面，陈方正也指出，杨振宁的思想观念、习惯同样深受美国文化、特别是个人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发表个人意见都很自信，特立独行，不受舆论左右。他和翁帆结婚、大力推崇易经都是如此。“他强调他身上流的血是中国人的血，然而，美国和美国文化在他心灵也是深刻而不可磨灭的。” 然而，所有的冲突在杨振宁的身上最终走向了融合。他曾经说“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一再强调，他的一生非常幸运。陈方正表示，所谓幸运不止于上天所赋予他的卓越才能，他所碰到的难得机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成功与声誉，还在于他在后半生所选择的安身立命之道。 “事实证明，这选择不但明智、符合初衷，也为他带来幸福和安泰。”陈方正表示，在人生的道路上，杨振宁相比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爱因斯坦、麦斯威尔都幸运得多，唯有牛顿与其大致相当。 我和杨振宁的观点也有不同 陈方正并不讳言自己与杨振宁有一些观点并不相同。在报告中，他谈及杨振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发展道路，科学整体还有人类前途的看法就很复杂。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问杨先生，一生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会不会就是孔子呢？他毫不犹豫说，那当然。他早已对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家经常讨论是什么原因。杨先生回答很干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势领导。可是，改革开放显然和经济起飞是一脉相传的，而改革开放好像和那两个原因，好像还不完全一样吧？还有些冲突。为这个我们辩论了很久，当然也不会有结论。” 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陈方正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中有深刻的追问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源头上就缺少科学的基因，缺少刨根究底的理论性思辨，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历史上许多技术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 “杨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对现代科学的前景看得比较暗淡，半个世纪之前就说高能物理盛宴已经结束。在他看来，人的力量比起宇宙的奥秘来微不足道，永远不可能完全破解和掌握。他像牛顿一样，感到自己是海边拾贝的小孩子，还有浩瀚无边的海洋等待他去发现。就像庄子所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他恐怕也有这个感觉。” 而对于科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陈方正则持乐观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比较短，仅有百余年，虽然根基尚浅，但已经扎根下来了，中国人也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利影响，科学应该会得到继续发展。只要中国能够保有一些不受外界影响的小环境，如杨振宁所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或西湖大学这样的象牙塔，让一些对基础科学有兴趣的人能在那里持续发展。不需要很多的钱，也不需要很多人，中国那么大，或许20个就够了。 对于当下中美博弈对于科学的影响，陈方正认为，这对中国实用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对基础科学的发展照理说不应该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慢慢少了以后，可能也有间接的影响。“我想美国要抵制中国，可能一时间是抵制得了的，再长了也抵制不了。最多就是让中国发展慢一点，可是长期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头脑，有自己的勤劳，有自己的制度，那么即使发展慢一点也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它终究还是要继续发展的。” “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科技的进步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幸福，只要人类能够认识世界的大形势，能够好好地运用这种了解自然界的巨大力量。”陈方正曾在一次访谈活动中阐释其观点，“但从更长远来讲，科技带来的是不是一定就是好事情？这个我有点疑惑。” 他进一步的解释透露出一种哲学意味的思考：“因为再过一两百年，当人能充分利用无数科学发明的时候，人的生存就再也没有任何威胁，他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能活得很好，但那时候以前觉得极其享受，极其好玩、好看的东西就可能都变得反而没有意思了，那时候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似乎很幼稚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将来最需要思考，也最难解决的。”
5月27日下午，西湖大学湖心讲堂。中国文化书院和西湖大学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学人讲座第二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陈方正面向数百位观众，讲述他眼中的“杨振宁和他的世界”。
陈方正生于1939年，今年84岁。他从1980年和杨振宁相识、相熟，迄今已逾40年，算是“忘年之交”。“如今杨先生年迈期颐，他的人生和学问犹如泰山、峨眉，峰峦起伏，蕴藏无数深壑与幽谷的雄山峻岭。”陈方正由此开始了他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尽其所能地介绍杨振宁的为人与为学，既有忘年之交的亲近体察，也有史家知人论世的独立评论。
科学上的伟人
“杨振宁是当之无愧的科学伟人。”陈方正从三个方面高度评价杨振宁的学术成就。
“在基本理论方面，他所提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成为深切了解基本粒子之间四项相互作用的其中三项奠定基础，从而大大增进人类对于大自然在最深层次结构和作用的认识。”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与李政道所共同提的出弱作用是否宇称守恒问题导致一个多年来未经实证的基本假设被推翻，由是为他们赢得诺贝尔奖的荣誉。”
“在统计力学方面，他同样有许多精妙的重要发现。更意想不到的是，他有两项重要物理学发现与同时代的数学发展不谋而合，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在领导科学发展与国际合作，以及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这两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以和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爱因斯坦、麦斯威尔、牛顿等前辈大师相比。”陈方正如是总结。
杨振宁的痛苦和煎熬
未能出席这次活动现场的杨振宁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给自己的百年人生“打分”：
“这个中国文化传统几千年了，是要讲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呢？是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这德、功、言，我自己觉得我做得还不坏，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最早见于《左传》，被传统士大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此可见杨振宁浸润并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也反映出他对自己的极高期许。
然而陈方正深知，这样的期许极具挑战。他在演讲中表示：了解杨先生并不容易，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更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生活的世界充满剧烈变动和不可消弭的冲突。要在这样的时代和世界中充分发挥个人才华，而又不辜负父母、师友、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际同行对于他的厚望，还有他对于自己的期许，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大可能的。
“因此，在巨大成功的背后，他同样要忍受常人经常面对的矛盾、煎熬、痛苦。”这也是陈方正曾经在《晨曦集》发布时概括说的：“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杨振宁这一辈学人生于“五四”年代，长于战乱之中，身负国仇家恨，在20世纪的巨变中常常面临种种重大选择，取舍之间，人生道路大为不同。
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陈方正回顾道，“在林荫覆盖的普林斯顿之外，世界正在发生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底美军逼近鸭绿江，中国志愿军入朝，中美兵戎相见。杨振宁的两个好朋友，去了美国普度大学的邓稼先，和去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黄昆，都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毫不犹豫回国。……此外，在1950年前后，还有很多在美国访问或者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如吴有训、王淦昌、华罗庚等选择回归；至于钱学森和张文裕，则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方才冲破重重困难回国。他们都要在报效祖国与获得更高学术成就之间，作出关乎一生命运的重大抉择。这些关乎时局和师友去留的消息传来，不免在杨振宁敏感的心灵中引起矛盾，从而带来巨大压力和痛苦，因为同时还有另一个天地在等待他发现，一些具有无比强大吸引力的工作在召唤他。”
杨振宁没有选择回国。他留在美国的最高学府，与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共事，在学术上取得了巅峰成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杨振宁看来就像是一艘在平滑海面上吃饱了风一往无前的帆船：结婚成家，发表重要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去纽约石溪开创自己的新天地……一切顺利圆满。”陈方正讲述道，“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仍然翻腾着极大的矛盾、痛苦、煎熬，理由非常简单：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带有五四运动和西南联大的烙印，背负着父母师长深厚期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中国此时正在天翻地覆之中。”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名动国际学术界。但冲突与矛盾如影随形。陈方正谈道：当年夏天，杨振宁有机会在日内瓦和离别12年的父母重聚。此后在1960年、1962年和父母还有两次相聚。一家人久别重逢，有惊喜激动，可是一旦深谈，父母对新中国的看法相左。父亲再三劝说杨振宁回国，这让三个人的情绪有时候会陷入低谷。
1964年是一个大转折。当年杨振宁终于加入了美国籍，为此他十分内疚。将近20年后他还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父亲）在心中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始终没有宽恕我。
为何杨振宁会在此时做这样的决定，陈方正认为有很多理由。“一个是他在书中写的，肯尼迪总统1961年就职典礼破天荒邀请诗人Robert Frust朗诵诗篇，打动了他；两年后，美国总统又把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后者曾经被美国国会右派羞辱过。这加深了杨振宁对这个国家的亲切感。”
他继续讲道，“此外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李杨之争。李比杨小四岁，1946年到了芝加哥后，二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合作无间。从1949年到1962年，二人合作20篇论文，情同手足，然而这一切到了1962年戛然而止，二人断绝合作，不再往来。杨为此感到非常沮丧和痛心，失去了20年来亲密合作伙伴，打击很大。这很可能是他加入美籍的真正原因。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二人1962年分手，1963年李政道加入美国籍，1964年杨振宁入美国籍。两个人很亲密，在异国很有安全感，散伙了，孤独了，在异国没有安全感。”
1971年是另一个攸关重大的关键之年。当时，中美之间冰封已久的关系刚刚露出一点缓和的迹象。杨振宁抓住了这次稍纵即逝的历史性机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他见到了自己“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超过了兄弟的关系”的邓稼先。
临别时，杨振宁从邓稼先的一封信中得知，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的参与。根据杨振宁自述，他当时读信时受到了极大的情感震荡，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洗脸整容。他在百岁之际回忆道，这次访问“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1971年邓稼先送别杨振宁信的原文最后是这样写的：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其中深意，杨振宁后来才有所体察。2022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杨振宁百岁华诞纪念活动中，面对满座高朋，杨振宁的讲话主题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几乎是单独给邓稼先一个人的倾诉与回应。他的原话这样说道：
“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指邓稼先）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
“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陈方正也谈及杨振宁百岁的这次讲话，认为杨振宁非常在意邓稼先的这封信。“他当然是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人，自认为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他的至交邓稼先比他早半个世纪回国，以1964年的中国原子弹来证明，中国人绝非不如人。百岁之际他披露了这封信，而且给出了可以告慰邓稼先的回应：稼先回来了，为中国造了原子弹，他也回来了，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大家殊途而同归。”
但是另一方面，陈方正也指出，杨振宁的思想观念、习惯同样深受美国文化、特别是个人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发表个人意见都很自信，特立独行，不受舆论左右。他和翁帆结婚、大力推崇易经都是如此。“他强调他身上流的血是中国人的血，然而，美国和美国文化在他心灵也是深刻而不可磨灭的。”
然而，所有的冲突在杨振宁的身上最终走向了融合。他曾经说“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一再强调，他的一生非常幸运。陈方正表示，所谓幸运不止于上天所赋予他的卓越才能，他所碰到的难得机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成功与声誉，还在于他在后半生所选择的安身立命之道。
“事实证明，这选择不但明智、符合初衷，也为他带来幸福和安泰。”陈方正表示，在人生的道路上，杨振宁相比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爱因斯坦、麦斯威尔都幸运得多，唯有牛顿与其大致相当。
我和杨振宁的观点也有不同
陈方正并不讳言自己与杨振宁有一些观点并不相同。在报告中，他谈及杨振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发展道路，科学整体还有人类前途的看法就很复杂。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问杨先生，一生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会不会就是孔子呢？他毫不犹豫说，那当然。他早已对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家经常讨论是什么原因。杨先生回答很干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势领导。可是，改革开放显然和经济起飞是一脉相传的，而改革开放好像和那两个原因，好像还不完全一样吧？还有些冲突。为这个我们辩论了很久，当然也不会有结论。”
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陈方正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中有深刻的追问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源头上就缺少科学的基因，缺少刨根究底的理论性思辨，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历史上许多技术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
“杨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对现代科学的前景看得比较暗淡，半个世纪之前就说高能物理盛宴已经结束。在他看来，人的力量比起宇宙的奥秘来微不足道，永远不可能完全破解和掌握。他像牛顿一样，感到自己是海边拾贝的小孩子，还有浩瀚无边的海洋等待他去发现。就像庄子所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他恐怕也有这个感觉。”
而对于科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陈方正则持乐观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比较短，仅有百余年，虽然根基尚浅，但已经扎根下来了，中国人也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利影响，科学应该会得到继续发展。只要中国能够保有一些不受外界影响的小环境，如杨振宁所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或西湖大学这样的象牙塔，让一些对基础科学有兴趣的人能在那里持续发展。不需要很多的钱，也不需要很多人，中国那么大，或许20个就够了。
对于当下中美博弈对于科学的影响，陈方正认为，这对中国实用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对基础科学的发展照理说不应该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慢慢少了以后，可能也有间接的影响。“我想美国要抵制中国，可能一时间是抵制得了的，再长了也抵制不了。最多就是让中国发展慢一点，可是长期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头脑，有自己的勤劳，有自己的制度，那么即使发展慢一点也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它终究还是要继续发展的。”
“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科技的进步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幸福，只要人类能够认识世界的大形势，能够好好地运用这种了解自然界的巨大力量。”陈方正曾在一次访谈活动中阐释其观点，“但从更长远来讲，科技带来的是不是一定就是好事情？这个我有点疑惑。”
他进一步的解释透露出一种哲学意味的思考：“因为再过一两百年，当人能充分利用无数科学发明的时候，人的生存就再也没有任何威胁，他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能活得很好，但那时候以前觉得极其享受，极其好玩、好看的东西就可能都变得反而没有意思了，那时候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似乎很幼稚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将来最需要思考，也最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