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诚 2024年08月02日 贺锦丽是一位“内向型”的政治人物，问政的重点偏向于社会福利、少数族群、底层阶级、有色女性。（美联社） 虽然贺锦丽相对于川普的民调支持度，有急起直追，甚至弯道超车的迹象，但这并不表示贺锦丽在美国大选中不存在弱势和危机。面对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政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不是简单聊、随便扯，就可以看清楚、说明白。 路径依赖与政治光谱学的分析 我的经验性假设是：未来的可能性，总是从过去的经验和个人特质来判断，我称之为“路径依赖”或是“经验複制”。另一个方法论叫做“政治光谱学”，也就是民意趋势长期分布的演变数据，但是在本文中，我们无须借助複杂的统计模型，那是一个“大数据工程”，但是可以简单运用“左、中、右”三种基本类型为判断。因此，总体来说，我从贺锦丽的三个经历：“加州总检察长”、“联邦参议员”和“有色女性的个人特质”，来分析贺锦丽的软肋和弱点。 具体来说，我不从一些所谓“迷因”(meme)、“梗图”、“八卦”等等表象或新闻泡沫来看问题，儘管这些总是一般媒体追逐和起哄的焦点，我甚至不绝对依据民调的变化和起伏做推论，我依据的是：经验的连贯性、政策的实用性与个人特质的能见度。 国际知识涉猎不深，外交经验不足 作为一名检察官，每天所经历的是司法争议事件，特别是犯罪行为的界定与起诉，这些都是内政问题，甚至是狭义的内政问题，因此，贺锦丽基本上缺乏对国际事务、外交与国防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面对当前风云诡谲、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贺锦丽必然处于准备不足、捉襟见肘的状态。这将弱化或抵消贺锦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与决断力；在外交事务上，除了在国际公法方面可能比较具有专业的关联性，但是在曲折多变的外交战略上，贺锦丽可能处于经验有限、力不从心的状态。 儘管贺锦丽在副总统任内，以“拜登副手”的身份穿梭国际社会，但毕竟是辅助角色，经验有限。在此意义上，贺锦丽必须提出足以超越拜登或明显升级的“贺锦丽外交路线”，否则不仅将引起美国盟邦的狐疑和不确定，也会遭受境外媒体的质疑和挑战。基于美国总统同时也是世界领袖，总统的外交能力也是判断其“适格性”的标准。无论如何，川普具有一任四年的总统资历，儘管他的外交政策褒贬不一，但至少要比贺锦丽更有经验。 从政偏向：社会政策型／外向不足 作为一名参议员，贺锦丽在国会中主要致力于“左派社会福利政策”的立法和推动，特别是“联邦补贴”政策，主张以提拨政府财政(特别是富人税)来减缓结构性的社会贫穷。例如保证家庭收入、贫困家庭学费减免、扩充医疗保险福利等等，属于“社会政策型”的议员，这依然是属于内政的范畴；而且容易引起白人中产阶级和少数的“富裕捐献者”的反弹。换言之，贺锦丽是一位“内向型”的政治人物，问政的重点偏向于社会福利、少数族群、底层阶级、有色女性，总括来说可以称之为“法律强制的社会公平性”。这些当然是贡献良多，但同样也限缩了贺锦丽对国防、外交、国际事务的涉猎程度与执行能力。 儘管她可能在“国际人道主义”和“左派国际政治”方面的主张比较清晰和明确，例如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与偏袒，反对以色列对加萨走廊无限制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批评与嫌恶，对联合国“巴勒斯坦人道决议案”的支持，都很容易甚至是必然引起美国“犹太势力”的反击。 对基督教伦理的冲击 在“政治光谱”上，贺锦丽属于所谓“进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以及长期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支持。“觉醒文化”是21世纪以来一种支持种族平等、性别平权、社会公正的“左翼政治运动”(Leftist Movement)。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很容易引起右派保守主义、基督教社群、中间传统选民的反对。特别是在“性别选择与变换”的议题上，直接冲击了基督教伦理，必然得罪支持核心家庭的“基督家庭主义者”。 实际上，绑定贺锦丽为“极左派”(Far Left)并不公平，一如标定川普为“极右派”(Extreme Right)也未必准确。“极左”通常是只“拉美左派”，例如卡斯楚主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尼加拉瓜革命党等等，贺锦丽远远还搆不上“极左派”。换言之，贺锦丽的进步左派，其实只是彻底的性别平权思想，她从来没有组织游击队或颠覆美国宪法的言论。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很容易被“极右派”推挤或极端化为“极左派”，甚至贴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籤。在美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恐怖性、颠覆性的名词，贺锦丽一旦被标定，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女权主义的“有限国际观” 作为一位女性，贺锦丽倾向于关注“妇幼问题”，特别是有色人种的种族平等，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与难民问题，具有浓厚的“庶民人道主义”的精神。所以，她提倡“个人性别选择权”、“女性身体自主权”、“女性生殖权”(堕胎权)、“反性别歧视”，以及“宽容底层人民犯罪问题”、“限缩警察执法权”等等一系列涉及“强弱对比”的问题上，向来採取“弱势代言者”的立场。但是，不可讳言，我当然不会说美国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但“白人优越感”始终是美国人一种刻意隐藏主流情感，但是这种“隐藏性”在投票时是不必掩饰的。换句话说，贺锦丽最容易遭致“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击，特别是以“白人基督教伦理”为武器，以伤天害理为口径，对贺锦丽进行强烈的攻击。
宋国诚 2024年08月02日
贺锦丽是一位“内向型”的政治人物，问政的重点偏向于社会福利、少数族群、底层阶级、有色女性。（美联社）
虽然贺锦丽相对于川普的民调支持度，有急起直追，甚至弯道超车的迹象，但这并不表示贺锦丽在美国大选中不存在弱势和危机。面对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政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不是简单聊、随便扯，就可以看清楚、说明白。
路径依赖与政治光谱学的分析
我的经验性假设是：未来的可能性，总是从过去的经验和个人特质来判断，我称之为“路径依赖”或是“经验複制”。另一个方法论叫做“政治光谱学”，也就是民意趋势长期分布的演变数据，但是在本文中，我们无须借助複杂的统计模型，那是一个“大数据工程”，但是可以简单运用“左、中、右”三种基本类型为判断。因此，总体来说，我从贺锦丽的三个经历：“加州总检察长”、“联邦参议员”和“有色女性的个人特质”，来分析贺锦丽的软肋和弱点。
具体来说，我不从一些所谓“迷因”(meme)、“梗图”、“八卦”等等表象或新闻泡沫来看问题，儘管这些总是一般媒体追逐和起哄的焦点，我甚至不绝对依据民调的变化和起伏做推论，我依据的是：经验的连贯性、政策的实用性与个人特质的能见度。
国际知识涉猎不深，外交经验不足
作为一名检察官，每天所经历的是司法争议事件，特别是犯罪行为的界定与起诉，这些都是内政问题，甚至是狭义的内政问题，因此，贺锦丽基本上缺乏对国际事务、外交与国防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面对当前风云诡谲、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贺锦丽必然处于准备不足、捉襟见肘的状态。这将弱化或抵消贺锦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与决断力；在外交事务上，除了在国际公法方面可能比较具有专业的关联性，但是在曲折多变的外交战略上，贺锦丽可能处于经验有限、力不从心的状态。
儘管贺锦丽在副总统任内，以“拜登副手”的身份穿梭国际社会，但毕竟是辅助角色，经验有限。在此意义上，贺锦丽必须提出足以超越拜登或明显升级的“贺锦丽外交路线”，否则不仅将引起美国盟邦的狐疑和不确定，也会遭受境外媒体的质疑和挑战。基于美国总统同时也是世界领袖，总统的外交能力也是判断其“适格性”的标准。无论如何，川普具有一任四年的总统资历，儘管他的外交政策褒贬不一，但至少要比贺锦丽更有经验。
从政偏向：社会政策型／外向不足
作为一名参议员，贺锦丽在国会中主要致力于“左派社会福利政策”的立法和推动，特别是“联邦补贴”政策，主张以提拨政府财政(特别是富人税)来减缓结构性的社会贫穷。例如保证家庭收入、贫困家庭学费减免、扩充医疗保险福利等等，属于“社会政策型”的议员，这依然是属于内政的范畴；而且容易引起白人中产阶级和少数的“富裕捐献者”的反弹。换言之，贺锦丽是一位“内向型”的政治人物，问政的重点偏向于社会福利、少数族群、底层阶级、有色女性，总括来说可以称之为“法律强制的社会公平性”。这些当然是贡献良多，但同样也限缩了贺锦丽对国防、外交、国际事务的涉猎程度与执行能力。
儘管她可能在“国际人道主义”和“左派国际政治”方面的主张比较清晰和明确，例如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与偏袒，反对以色列对加萨走廊无限制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批评与嫌恶，对联合国“巴勒斯坦人道决议案”的支持，都很容易甚至是必然引起美国“犹太势力”的反击。
对基督教伦理的冲击
在“政治光谱”上，贺锦丽属于所谓“进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以及长期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支持。“觉醒文化”是21世纪以来一种支持种族平等、性别平权、社会公正的“左翼政治运动”(Leftist Movement)。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很容易引起右派保守主义、基督教社群、中间传统选民的反对。特别是在“性别选择与变换”的议题上，直接冲击了基督教伦理，必然得罪支持核心家庭的“基督家庭主义者”。
实际上，绑定贺锦丽为“极左派”(Far Left)并不公平，一如标定川普为“极右派”(Extreme Right)也未必准确。“极左”通常是只“拉美左派”，例如卡斯楚主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尼加拉瓜革命党等等，贺锦丽远远还搆不上“极左派”。换言之，贺锦丽的进步左派，其实只是彻底的性别平权思想，她从来没有组织游击队或颠覆美国宪法的言论。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很容易被“极右派”推挤或极端化为“极左派”，甚至贴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籤。在美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恐怖性、颠覆性的名词，贺锦丽一旦被标定，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女权主义的“有限国际观”
作为一位女性，贺锦丽倾向于关注“妇幼问题”，特别是有色人种的种族平等，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与难民问题，具有浓厚的“庶民人道主义”的精神。所以，她提倡“个人性别选择权”、“女性身体自主权”、“女性生殖权”(堕胎权)、“反性别歧视”，以及“宽容底层人民犯罪问题”、“限缩警察执法权”等等一系列涉及“强弱对比”的问题上，向来採取“弱势代言者”的立场。但是，不可讳言，我当然不会说美国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但“白人优越感”始终是美国人一种刻意隐藏主流情感，但是这种“隐藏性”在投票时是不必掩饰的。换句话说，贺锦丽最容易遭致“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击，特别是以“白人基督教伦理”为武器，以伤天害理为口径，对贺锦丽进行强烈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