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一般情况下，来自中国东部安徽省的大学生帕特里克·吴(Patrick Wu)知道最好不要和父母谈论政治。 帕特里克·吴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念大四，自称对中国政府持怀疑态度。他的父母是地方政府官员。 但最近几个月一直处在非常时期。帕特里克·吴整天想的是疫情暴发及其政治后果。自从1月回老家过年后，他这几个月一直被困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周帕特里克·吴在餐桌上和他唯一可以见到的两个人就政治问题进行争论的原因，这恐怕是长期呆在家里的最大错误。 “你可以每天花12个小时上网和朋友聊天，”帕特里克·吴说。“但是你每天24小时都很愤怒。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愤怒是拦不住的。” 一家人存在政治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异议不仅在吃饭的时候影响心情，而且会带来实际后果。 帕特里克·吴的经历反映了疫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它深入到远离疫情中心的家庭里，甚至在通常坚定不移的政府支持者中也引发了疑虑。 在封锁最严格的时期，帕特里克·吴两天才能出门一次。困在父母家里，他感到沮丧，他让他们看关于疫情源头武汉的医院里遭删除视频的截图，以及来自中国新闻媒体的调查报道，那些报道记录了政府对吹哨人的打压。 他40多岁的父母表示怀疑。帕特里克·吴说，他父亲尽量远离政治讨论。他母亲支持执政的共产党。 晚餐时间的讨论常常变成了大吼大叫。但是他们无处可去。 帕特里克·吴回家并不是要去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他和父母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关系很亲密。每次回安徽——通常时间短暂——他总是避免提及敏感话题。 他们第一次讨论中国中部地区新出现的神秘疾病，是在1月初帕特里克·吴返回安徽之前的一次通话中。 他的父母说，情况似乎并不严重。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回到家的帕特里克·吴在微博上看到了越来越多来自武汉的危难迹象。微博是类似于Twitter的热门中文平台。在官方新闻媒体淡化了这种病毒的严重程度之后，他翻墙阅读外国的新闻报道。 他的父母像许多中国老人一样，不使用微博。他们并不担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 “事情就这样失控了。你能看到很多人死在家里，”帕特里克·吴说。 “我就是觉得更多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并且我应该敞开心扉进行更多探讨——至少和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是我信任的人。” 他的父母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排斥：‘这怎么会在武汉发生？一定是假的。’”帕特里克·吴回忆道。 在说服他们疫情是真实存在之后，他们不相信中国官员最初掩盖疫情的说法，并质疑疫情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地暴发。 当这种病毒被追溯到武汉一个卖野生动物的市场后，他们问，罪魁祸首是否是食用野生动物的人。考虑到中国政府一名高级发言人散布的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他的父母说，或许是美国人放毒。 帕特里克·吴说：“我认为信息鸿沟太大，有时不是我一个人能填补的。” 不过，他慢慢地感觉到母亲的态度变得缓和了。网上有关疫情的发帖量超过了政府的审查队伍删帖的速度。父母的社交媒体时间线上出现了愤怒和绝望，当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死于冠状病毒，并在网上引发了反对审查的反抗时，是母亲提醒了他这个消息。 帕特里克·吴带来了对局势看法的改变，但他也没有脱离现实。他说，他的父亲坚决避免进行政治讨论。最近几周，随着中国政府开始控制住疫情，他母亲对政府危机处理不当的担忧也逐渐消失。 很快，帕特里克·吴终于可以离开安徽回到校园了。（他的家乡不再处于封锁状态，但北京对抵京人员的限制仍然严格。） 不过，他仍然希望与母亲继续对话。 他说：“让她彻底改变仍然很难，但至少我让她相信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香港——在一般情况下，来自中国东部安徽省的大学生帕特里克·吴(Patrick Wu)知道最好不要和父母谈论政治。
帕特里克·吴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念大四，自称对中国政府持怀疑态度。他的父母是地方政府官员。
但最近几个月一直处在非常时期。帕特里克·吴整天想的是疫情暴发及其政治后果。自从1月回老家过年后，他这几个月一直被困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周帕特里克·吴在餐桌上和他唯一可以见到的两个人就政治问题进行争论的原因，这恐怕是长期呆在家里的最大错误。
“你可以每天花12个小时上网和朋友聊天，”帕特里克·吴说。“但是你每天24小时都很愤怒。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愤怒是拦不住的。”
一家人存在政治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异议不仅在吃饭的时候影响心情，而且会带来实际后果。
帕特里克·吴的经历反映了疫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它深入到远离疫情中心的家庭里，甚至在通常坚定不移的政府支持者中也引发了疑虑。
在封锁最严格的时期，帕特里克·吴两天才能出门一次。困在父母家里，他感到沮丧，他让他们看关于疫情源头武汉的医院里遭删除视频的截图，以及来自中国新闻媒体的调查报道，那些报道记录了政府对吹哨人的打压。
他40多岁的父母表示怀疑。帕特里克·吴说，他父亲尽量远离政治讨论。他母亲支持执政的共产党。
晚餐时间的讨论常常变成了大吼大叫。但是他们无处可去。
帕特里克·吴回家并不是要去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他和父母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关系很亲密。每次回安徽——通常时间短暂——他总是避免提及敏感话题。
他们第一次讨论中国中部地区新出现的神秘疾病，是在1月初帕特里克·吴返回安徽之前的一次通话中。
他的父母说，情况似乎并不严重。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回到家的帕特里克·吴在微博上看到了越来越多来自武汉的危难迹象。微博是类似于Twitter的热门中文平台。在官方新闻媒体淡化了这种病毒的严重程度之后，他翻墙阅读外国的新闻报道。
他的父母像许多中国老人一样，不使用微博。他们并不担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
“事情就这样失控了。你能看到很多人死在家里，”帕特里克·吴说。 “我就是觉得更多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并且我应该敞开心扉进行更多探讨——至少和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是我信任的人。”
他的父母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排斥：‘这怎么会在武汉发生？一定是假的。’”帕特里克·吴回忆道。
在说服他们疫情是真实存在之后，他们不相信中国官员最初掩盖疫情的说法，并质疑疫情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地暴发。
当这种病毒被追溯到武汉一个卖野生动物的市场后，他们问，罪魁祸首是否是食用野生动物的人。考虑到中国政府一名高级发言人散布的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他的父母说，或许是美国人放毒。
帕特里克·吴说：“我认为信息鸿沟太大，有时不是我一个人能填补的。”
不过，他慢慢地感觉到母亲的态度变得缓和了。网上有关疫情的发帖量超过了政府的审查队伍删帖的速度。父母的社交媒体时间线上出现了愤怒和绝望，当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死于冠状病毒，并在网上引发了反对审查的反抗时，是母亲提醒了他这个消息。
帕特里克·吴带来了对局势看法的改变，但他也没有脱离现实。他说，他的父亲坚决避免进行政治讨论。最近几周，随着中国政府开始控制住疫情，他母亲对政府危机处理不当的担忧也逐渐消失。
很快，帕特里克·吴终于可以离开安徽回到校园了。（他的家乡不再处于封锁状态，但北京对抵京人员的限制仍然严格。）
不过，他仍然希望与母亲继续对话。
他说：“让她彻底改变仍然很难，但至少我让她相信政府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