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时候，总有很多媒体用六四来恶心中共。中共之所以对六四话题敏感，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媒体相关的客观记录太少了。已故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中对89学运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油管上查“mike chinoy assignment china tiananmen square” 可以搜到9年前的两小时多的记录片，是当时在北京的西方记者对当时的回忆。其中一位记者非常明确地承认,当时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他对天安门事件报道有编造的成分，用他的话“not the finest moment of journalism"。当时第一手资料都如此，现在的添油加醋，歪曲抹黑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今天是六四事件35週年，中国北京天安门城楼“6月4日全天关闭”（美联社）
华尔街日报4日报导，1989年的六四镇压引发中国与西方关係的重大危机。35年后，中国如今又在国际上面临与当年类似的处境。不同的是，西方对中国的疏离是有系统且渐进性的。
报导直指，如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安不再源自于枪砲，而是中国激进的产业政策加上对台动武的倾向，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限制个人自由，对外影响国际事务的政策。
报导指出，加州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知名访问学者沉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进行了长达40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样面临一次性冲击，而是正在经历“系统而渐进的长期性下滑”。
他分析，虽然中国政府现在的抗压能力比六四时增强许多，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虑却比当时更广泛，且蔓延到西方以外的国家。中国自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面临的国际压力包括外商对中国投资减少，以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屡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报导指出，根据盖洛普（Gallup）调查，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好感度仅20%，比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的34%还要低，也表明许多人嗅到“新冷战”的味道。目前中国经济成长率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六四事件后的低点，即1990年的3.9%成长率，无法企及前几年两位数的增幅。
即使1989年时有一些外资迅速撤离中国，但随后1992年的改革开放吸引投资者回归。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说，儘管天安门事件令人心有馀悸，但看起来中国的未来仍然可期。中国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体排名从1989年的第11名跃居到现在的第2名。经济发展淹没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1989年，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面对国际强烈谴责採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如今习近平反其道而行，採“战狼外交”，愤怒反驳各国对中国的批评，并透过领主土张挑衅邻国。即使更多国家（包括不少亚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尚武主义、重商主义和影响力表现出担忧，但鑑于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如今针对中国的手段是有限的。
沉大伟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他还称，“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个国家的身分和未来走向有疑虑”。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中国问题学者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表示，习近平表现出对改革的恐惧，怕改革会引发国家大乱，且为达成统一需要强大的军队，他也不信任西方。
报导还点出中国国内面临的困境，包括中国受房地产危机影响，人们信心下滑，就业前景也变得渺茫，中国年轻人理想破灭。女性放弃生育，更加剧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如今更有大量中国人在冒险移民，无论贫富，就像1989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