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裴德思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院、语言学者
德国学者、作家裴德思（Thorsten J. Pattberg ）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专攻中西方比较文化与语言文学，主张中国文化解释中文词汇
裴德思此前曾在观网发表文章，结合自身经历，解释了为什么“亲中的西方大学生很难拿到毕业证”，在读者中引发热烈讨论。
在本文中，他进一步阐释了对西方文化霸权、反华的“中国研究”圈，以及中外交流等问题的看法。
观察者网：在之前的文章中您提到，西方大学所谓的“中国研究”专业，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被发明出来的。能否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裴德思：西方高校里的中国研究这门学科纯属虚构，是为了方便西方统治者控制、操纵以及创造他们期待看到的中国。这当然属于帝国主义工具。想想英国牛津大学或德国图宾根大学开设的台湾研究专业。生造这个学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台独”的虚伪主张。
观察者网：您的文章提及，为了给西方大学所谓的“中国研究”提供虚假合法性，巩固英国的对华主张，英国当局正与成千上万的台湾人、香港人勾搭。他们向您个人开的条件是去台湾、香港地区交流，还有奖学金。您了解这背后的资金来源吗？
裴德思：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向您推荐我写的三本书：第一本叫《媒体战士》，关于西方记者如何从事颠覆和破坏中国的活动；第二本《新文明》，关于中国人能做和不能做的事。这两本书应该推荐给每家图书馆。如果你想经受事实的进一步冲击，还有第三本，《Finis Sinarum》。讲的是美国人如何对中国高校进行战略渗透。
至于他们向我个人提供去香港读书的奖学金问题，2001年我在爱丁堡大学读本科。苏格兰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但它也是英国的一部分。所以，爱丁堡大学的中国研究专业学生，自然而然获得去台湾与香港交流的机会，因为那里都是美、英的殖民地。
当我拒绝去香港，自行联系上海复旦大学并获得录取后，我的导师大发雷霆。我在复旦和北大待了两年，2004年快毕业前回到英国，他们却告诉我，之前在中国交流的两个学年作废，他们说去中国大陆的交流不能算进学分。
英国爱丁堡大学
观察者网：您提到西方利用话语霸权编织对中国的谎言，甚至视之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文化战争。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该如何回应？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维为教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叙事，有力地推动了破除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您如何评价这一课题？
裴德思：我认为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勇敢的人。西方没有”文明”这个概念。西方学者称之为civilization或nation。“文明”肯定不是在欧美发明的，“文明”是中国境界，不能被直译。“文明”就是文明。
近日，也有时政评论员加入对我的评论。他们早就怀疑西方的“中国研究”有问题，尤其是与西方围绕新疆、孔子学院，甚至新冠与中国“清零”政策所炮制的谎言有关。我只能说西方现在病入膏肓了——一个生病的人在对世界大发雷霆。
西方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有两个：政权更迭，与此同时，还要允许西方的跨国公司与中国正常贸易。显然，学术界现在被严重政治化了，这会导致“电抗”（reactance）。
让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它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重要：电抗（reactance）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团体或国家遭到施压，要求它以某种方式行事，出于纯粹的反感，它几乎总会做出相反的事情。所以不管中国人如何好言相劝，希望西方侵略者“请停止冲动，讲点道理”，西方侵略者永远不会停下来，也永远不会讲道理。华盛顿或伦敦永远不会采纳、考虑甚至提及“文明”、“天人合一”、“和谐社会”或任何其他中国看待世界的观念。
裴德思（Thorsten J Pattberg）观察者网：因为坚持研究中国，您在求学路上受到英美反华机构的威胁与骚扰，付出很大代价。但最终突破阻碍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您愿意与我们分享这中间的艰辛吗？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过来？
裴德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故事。我有两位同学，他们过去都在圣诞节自杀。一个是中国人，在法学院读书。他从爱丁堡大学宿舍的八楼跳下，因为他觉得英国学位是虚假的。英国大学成为专门针对亚裔学生的学位工厂，亚裔学生为了获得西方学位，不惜任何代价。因此，英国大学为绝望的中国学生设立了虚假的一年制硕士学位快速通道。他们甚至被安排在单独的宿舍，远离真正的英国学生。我的教授警告我，如果去中国大陆学习中国，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最好是在在剑桥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不是去北京或上海学习中国。
“西方教育”这个词用得不恰当。它与“教育”无关，而是与“特权”有关。如果你在西方没有任何背景，你就是一个无名小卒。因此，通过攻读中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西方精英眼中，我拉低了自己的身价。2019年我短暂返回德国，发现我的北大学博士学位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我必须永远留在亚洲，目前我在日本。
观察者网：从您的描述中，一名英美国家的学生，如果对中国产生兴趣，未来有志于做中国研究方面的工作。他是否会遭遇哪些来自社会、学校、导师的压力？您也聊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无所知，到通过主动认识，推翻了英美政府灌输的关于中国的谎言。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年轻学子可能都会面临这种压力。您会给他们提供哪些建议与忠告？
裴德思：对于想来中国并获得中国学位的西方学生，在我看来没法给出建议。例如，欧盟不会认可你在中国获得的学位。你只能参加本国政府批准的交流计划。美国人正计划通过清华或北大的项目，来培养他们未来的“中国专家”。如今，许多西方大学都与中国大学有某种形式的合作交流项目，但不幸的是，其中大约95%都是虚假的“对外汉语”语言课程，所以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想像中国人一样在中国大学学习，马上就会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与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人盯上你。我在书中描述了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也有外国记者参与。我在北京大学的研究导师，之前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短暂工作过，作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这是无法避免的。
他邀请了哈佛研究中国的教授们，比如傅高义、马若德等等，都有在中情局工作的背景，这不是秘密。他无意中雇用了我，因为我也在哈佛交流过。他从欧洲天主教方面收到一笔钱，认为可以雇我做一些中文、德文的翻译工作，不是为了研究中国，而是如何破解、接管中国。
这样的活动在我的研究所里很正常，北大的院长和教授们都知道。你想想，最好跟你的敌人保持靠近，但有必要那么近吗？我正在学习“语言”，对吧？“语言”或“国语”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神圣的，尤其是对美国政府来说，”语言”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武器之一。美国人显然希望世界说英语，不要有来自中文的外来词。
我在北大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国传统经典中“圣人”的概念，以及在西方世界的翻译问题。那是出自机缘巧合，我读了《论语》的所有德文译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们与英文、法文或拉丁文的译文都不同。所以我检索了自1600年以来所有《论语》西方译本对“圣人”的主流翻译，发现：西方列强故意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揣测、替换中国文化的关键概念。孔子成为saint和holy man，就像“圣诞老人”尼古拉一样。太可笑了。
所以当我出版《圣人》一书时，这些哈佛教授就联合封杀我。超过七百家西方的出版社与媒体拒绝发表我的文章。《经济学人》抄袭我书中的内容，却从未提及来源。这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但他们确实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学术/传媒集团可能是我最致命的对手，但我们会继续过招，请拭目以待。
追求真正的学术生涯，仍然是可能的，但你必须低着头做人，生活在清贫之中。如果你想避免冷血的东西方政治和美国的权力攫取者，你可能不应该选择北京、台北或者香港作为求学目的地。我甚至可以说，现在西方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不带偏见的中国研究。西方在对来自中国的名字、品牌和概念说“不”。我已经说过，但还要再说一遍，希望你们能发出来：西方的“中国研究”是错误的，不可救药的，必须抛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裴德思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院、语言学者
德国学者、作家裴德思（Thorsten J. Pattberg ）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专攻中西方比较文化与语言文学，主张中国文化解释中文词汇
裴德思此前曾在观网发表文章，结合自身经历，解释了为什么“亲中的西方大学生很难拿到毕业证”，在读者中引发热烈讨论。
在本文中，他进一步阐释了对西方文化霸权、反华的“中国研究”圈，以及中外交流等问题的看法。
观察者网：在之前的文章中您提到，西方大学所谓的“中国研究”专业，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被发明出来的。能否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裴德思：西方高校里的中国研究这门学科纯属虚构，是为了方便西方统治者控制、操纵以及创造他们期待看到的中国。这当然属于帝国主义工具。想想英国牛津大学或德国图宾根大学开设的台湾研究专业。生造这个学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台独”的虚伪主张。
观察者网：您的文章提及，为了给西方大学所谓的“中国研究”提供虚假合法性，巩固英国的对华主张，英国当局正与成千上万的台湾人、香港人勾搭。他们向您个人开的条件是去台湾、香港地区交流，还有奖学金。您了解这背后的资金来源吗？
裴德思：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向您推荐我写的三本书：第一本叫《媒体战士》，关于西方记者如何从事颠覆和破坏中国的活动；第二本《新文明》，关于中国人能做和不能做的事。这两本书应该推荐给每家图书馆。如果你想经受事实的进一步冲击，还有第三本，《Finis Sinarum》。讲的是美国人如何对中国高校进行战略渗透。
至于他们向我个人提供去香港读书的奖学金问题，2001年我在爱丁堡大学读本科。苏格兰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但它也是英国的一部分。所以，爱丁堡大学的中国研究专业学生，自然而然获得去台湾与香港交流的机会，因为那里都是美、英的殖民地。
当我拒绝去香港，自行联系上海复旦大学并获得录取后，我的导师大发雷霆。我在复旦和北大待了两年，2004年快毕业前回到英国，他们却告诉我，之前在中国交流的两个学年作废，他们说去中国大陆的交流不能算进学分。
英国爱丁堡大学
观察者网：您提到西方利用话语霸权编织对中国的谎言，甚至视之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文化战争。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该如何回应？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维为教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叙事，有力地推动了破除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您如何评价这一课题？
裴德思：我认为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勇敢的人。西方没有”文明”这个概念。西方学者称之为civilization或nation。“文明”肯定不是在欧美发明的，“文明”是中国境界，不能被直译。“文明”就是文明。
近日，也有时政评论员加入对我的评论。他们早就怀疑西方的“中国研究”有问题，尤其是与西方围绕新疆、孔子学院，甚至新冠与中国“清零”政策所炮制的谎言有关。我只能说西方现在病入膏肓了——一个生病的人在对世界大发雷霆。
西方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有两个：政权更迭，与此同时，还要允许西方的跨国公司与中国正常贸易。显然，学术界现在被严重政治化了，这会导致“电抗”（reactance）。
让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它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重要：电抗（reactance）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团体或国家遭到施压，要求它以某种方式行事，出于纯粹的反感，它几乎总会做出相反的事情。所以不管中国人如何好言相劝，希望西方侵略者“请停止冲动，讲点道理”，西方侵略者永远不会停下来，也永远不会讲道理。华盛顿或伦敦永远不会采纳、考虑甚至提及“文明”、“天人合一”、“和谐社会”或任何其他中国看待世界的观念。
裴德思（Thorsten J Pattberg）观察者网：因为坚持研究中国，您在求学路上受到英美反华机构的威胁与骚扰，付出很大代价。但最终突破阻碍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您愿意与我们分享这中间的艰辛吗？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过来？
裴德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故事。我有两位同学，他们过去都在圣诞节自杀。一个是中国人，在法学院读书。他从爱丁堡大学宿舍的八楼跳下，因为他觉得英国学位是虚假的。英国大学成为专门针对亚裔学生的学位工厂，亚裔学生为了获得西方学位，不惜任何代价。因此，英国大学为绝望的中国学生设立了虚假的一年制硕士学位快速通道。他们甚至被安排在单独的宿舍，远离真正的英国学生。我的教授警告我，如果去中国大陆学习中国，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最好是在在剑桥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不是去北京或上海学习中国。
“西方教育”这个词用得不恰当。它与“教育”无关，而是与“特权”有关。如果你在西方没有任何背景，你就是一个无名小卒。因此，通过攻读中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西方精英眼中，我拉低了自己的身价。2019年我短暂返回德国，发现我的北大学博士学位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我必须永远留在亚洲，目前我在日本。
观察者网：从您的描述中，一名英美国家的学生，如果对中国产生兴趣，未来有志于做中国研究方面的工作。他是否会遭遇哪些来自社会、学校、导师的压力？您也聊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无所知，到通过主动认识，推翻了英美政府灌输的关于中国的谎言。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年轻学子可能都会面临这种压力。您会给他们提供哪些建议与忠告？
裴德思：对于想来中国并获得中国学位的西方学生，在我看来没法给出建议。例如，欧盟不会认可你在中国获得的学位。你只能参加本国政府批准的交流计划。美国人正计划通过清华或北大的项目，来培养他们未来的“中国专家”。如今，许多西方大学都与中国大学有某种形式的合作交流项目，但不幸的是，其中大约95%都是虚假的“对外汉语”语言课程，所以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想像中国人一样在中国大学学习，马上就会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与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人盯上你。我在书中描述了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也有外国记者参与。我在北京大学的研究导师，之前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短暂工作过，作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这是无法避免的。
他邀请了哈佛研究中国的教授们，比如傅高义、马若德等等，都有在中情局工作的背景，这不是秘密。他无意中雇用了我，因为我也在哈佛交流过。他从欧洲天主教方面收到一笔钱，认为可以雇我做一些中文、德文的翻译工作，不是为了研究中国，而是如何破解、接管中国。
这样的活动在我的研究所里很正常，北大的院长和教授们都知道。你想想，最好跟你的敌人保持靠近，但有必要那么近吗？我正在学习“语言”，对吧？“语言”或“国语”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神圣的，尤其是对美国政府来说，”语言”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武器之一。美国人显然希望世界说英语，不要有来自中文的外来词。
我在北大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国传统经典中“圣人”的概念，以及在西方世界的翻译问题。那是出自机缘巧合，我读了《论语》的所有德文译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们与英文、法文或拉丁文的译文都不同。所以我检索了自1600年以来所有《论语》西方译本对“圣人”的主流翻译，发现：西方列强故意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揣测、替换中国文化的关键概念。孔子成为saint和holy man，就像“圣诞老人”尼古拉一样。太可笑了。
所以当我出版《圣人》一书时，这些哈佛教授就联合封杀我。超过七百家西方的出版社与媒体拒绝发表我的文章。《经济学人》抄袭我书中的内容，却从未提及来源。这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但他们确实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学术/传媒集团可能是我最致命的对手，但我们会继续过招，请拭目以待。
追求真正的学术生涯，仍然是可能的，但你必须低着头做人，生活在清贫之中。如果你想避免冷血的东西方政治和美国的权力攫取者，你可能不应该选择北京、台北或者香港作为求学目的地。我甚至可以说，现在西方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不带偏见的中国研究。西方在对来自中国的名字、品牌和概念说“不”。我已经说过，但还要再说一遍，希望你们能发出来：西方的“中国研究”是错误的，不可救药的，必须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