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咬死人后，如何治理野猪泛滥，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不仅在农村，野猪也进入了城市，游走在繁华的商业区和人流密集的学校周边，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顶撞、撕咬、悬赏、捕捉，成了野猪们的代名词。人猪矛盾似乎在这个秋天格外激烈。
近期，陕西安康一县城的庄稼总有被破坏的痕迹，有人带猎狗追赶野猪，后者误闯村民家中，顶撞撕咬老人，老人受惊摔跤，经抢救无效死亡。时间再往前移一点，在南京街头，不时能看到猪哥的身影。其还曾闯入酒店，逃跑时撞到玻璃，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图/bilibili@掌闻视讯）
骚扰住户、入侵民宅、偷吃食物甚至咬伤家犬的事件还出现在各地。为此，宁夏还招募赏金猎人，旨在解决野猪围城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野猪的数量已经高达200万头，并广泛分布于28个省份。
（图/bilibili@央视网）
三年前，相似的情形在中国香港也频繁出现。2021年，在山边公路、市区公路、地铁站、公园，甚至是学校和居民区，都能看到猪猪的身影。伤人事件的数量也是在那一年突然飙升。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以下简称“渔护署”）统计，那年全港约有2500只野猪，因猪受伤者从2016年的4人，大幅上升至2021年的22人，仅11月一个月更录得高达6宗野猪伤人个案。
野猪问题正演变成一个涉及城市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生态保护的复杂难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土地开发的加剧，原本栖息郊野山区的野猪逐渐走向城市中心，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常客”。野猪的“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和人流密集的学校周边，野猪的频繁出现不仅令人感到困扰，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香港也是野猪重灾区，伤人事件频发，但近几年有所改善。香港做了什么，或者说做对了什么？
“乖啦自己出去，不要被捉”
“如遇到野猪时，应保持镇定，切勿主动走近及干扰它们；
请勿接触野猪，包括幼猪；
如有需要，可躲在障碍物后，待野猪离开后才继续前进；
不应用物件抛向或驱赶野猪，以免挑衅野猪而发生危险；
不要困住野猪或阻挡它们的去路；及如受野猪滋扰，可致电本署跟进；如情况紧急，应立刻致电999报警求助。”
这是渔护署的温馨提示。
（图/微博@香港文汇网）
自2021年11月起，渔护署推行野猪捕捉行动，定期在市区及郊野地区有野猪出没、曾经发生野猪伤人或其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的地点捕捉及人道处理野猪；亦在接获有关野猪的报告时，按需要采取相关行动。
更具体的情形是这样的：接到野猪出没的报告，附近警员抵达现场，用栏杆等阻碍物围住野猪，封锁其活动范围，并与人保持一定距离。警员手持盾牌，与渔护署人员合力围捕，一旁的兽医伺机而动，发射麻醉针，通常要4~5针，直到野猪倒地不动，渔护署的工作人员上前用担架将其搬走，进行人道毁灭。
从那时起，截至今年11月25日，渔护署已进行超过654次捕捉行动，人道处理共1411头野猪。其中，2023年每月平均人道处理的野猪数目为41头，比2022年每月平均24头上升约71%。
此外，渔护署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野猪整体数目约为1360头，比2022年的约1830头减少约26%；野猪滋扰黑点数目为21个，比2022年的42个减少50%；野猪伤人个案为9宗，比2022年的36宗下降75%。
不过，并不是所有野猪都格杀勿论，至少符合一个准则的野猪才会被毁灭：要么是习惯在市区觅食，或习惯主动向人索食，并会从人手上抢去食物，威胁人身安全的野猪；要么曾经袭击过人、发恶的野猪。
如果收到非伤人案，或野猪闯入市区人群聚集地之外的报告，渔护署一般会在一星期内向报案人了解情况并提供相关建议，如有需要会尽快派员进行实地调查，或安排针对性行动捕捉。
系列行动看起来酣畅淋漓，却也带来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人道毁灭过于残忍，应该寻求人猪共存，而不是赶尽杀绝。
三个月前，一只野猪进入停车场，撞伤一名保安，有人报警。在场其他人员却劝野猪快跑，不要被抓，“猪猪快点出去海皮（注：海边），乖啦自己出去，不要被捉。”
捕杀or not
此前，香港也有过民间狩猎队。
那时，当地的野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狩猎队不是专门的猎人队伍，而是由有狩猎经验和野生动物管理知识的志愿者组成。团队通过考核获得许可证后，便可开展工作。
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狩猎队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如新界和一些偏远的郊野区域，利用捕兽笼、麻醉枪等设备，协助政府部门捕捉，并转移野猪到更远的郊野区，减少野猪与市民的接触。
经验丰富后，狩猎队成员还会提前在野猪可能出现的区域，布置捕捉设施，并动态监测野猪出没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捕捉行动，每年打掉上百头入侵人类领地的野猪。
然而，随着社会对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公众对野猪捕捉方式的争议，民间狩猎队的角色引起了不同声音。一方面，民间狩猎队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被肯定，他们常常快速抵达现场，且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部分社会团体和人士开始质疑，狩猎队的捕捉方式是否过于粗暴，是否有更温和的替代方案。这些观点逐渐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最终在2017年，狩猎行动被叫停，抓猪行动改由渔护署主要负责。
2019年，此前颁发的许可证到期不再续发，狩猎队成为历史。
也是在正式接手抓猪行动的这一年，2017年，渔护署开始做出新尝试。同年年底，渔护署曾推出野猪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
两年间，承办商会派出兽医使用麻醉枪捕捉野猪，并会为合适及身体状况良好的野猪注射避孕疫苗和植入芯片，以及佩戴全球定位追踪器，完成后会将这些野猪野放至远离民居及农田的偏远郊区。与此同时，使用自动摄影机及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技术，以加强监察野猪数目、分布及活动模式所进行的工作，从而评估计划的成效。其间，渔护署合共安排了超过350次行动。
然而，避孕和绝育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繁殖速度。
从野猪的繁衍来看，一头母野猪一年生育两次，每次生4到8头，而其天敌老虎、豹子在香港已绝迹多年，因此野猪繁衍速度越来越快。
（图/Facebook 香港野猪关注组）
后来渔护署评估，避孕成效需时4~6年，其间繁殖力极强的野猪已可产下许多后代。而且野猪一旦习惯被人喂饲，即使被搬迁到郊野，仍会不断重返市区或民居向人索食，只能放弃该计划。2021年11月，渔护署正式推行新措施“杀猪令”，即捕捉及人道处理野猪行动，取代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
捕杀又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但这是否与人猪共存的理念相违背？
人猪共存
与内地城市稍有不同的是，人为喂饲活动是香港野猪滋扰问题的源头之一。
2021年，一段“野猪追赶的士”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显示，野猪对轿车和旅游巴士并无反应，但当的士经过时，野猪会蜂拥而上，追赶的士，迫使司机左避右闪。
当地媒体调查发现，每晚7点，一名婆婆坐的士前来深湾道公路，开门丢下几袋面包皮喂野猪。该婆婆表示，自己心疼野猪瘦弱，不忍心它们挨饿，因此坚持每日花费近100港元买食物喂食猪猪们。尽管子女反对，不给她生活费，甚至收到罚单，她仍然认为这是一片好心，自己做得对。
周围的船厂员工对婆婆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导致了野猪四处便溺，影响了环境卫生。而且在她的喂养下，几年间附近野猪数量激增，从5只变成近百只。视频一出，各种声音四起，有人认为她的好心可能加剧了问题。果不其然，渔护署不久后到该地抓捕了7只野猪。
后来有人发现，“侥幸”逃过一劫的野猪家族，每天按时出现，但婆婆没再出现，导致它们没有了食物。
港府强调，要减少野猪在民居附近出没，最有效的方法是停止喂饲。渔护署现正透过一系列的宣传及教育活动，张贴宣传语，派传单，发广告，提醒喂饲野生动物的不良影响，以减少喂饲行为。
自2022年12月31日起，香港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指明的“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地方”扩展至全港。渔护署已对210名涉及非法喂饲野生动物的人士采取执法行动，其中30人涉及非法喂饲野猪，17人被成功定罪，分别被判罚款港币500至1000元不等。
（图/香港渔护署）
此外，他们还做了很多尝试。
渔护署委托香港理工大学设计了三款能预防野生动物滋扰的垃圾收集设施，要够坚固，不轻易被翻倒。截至今年3月底，食环署在各区多个受野生动物滋扰的地点，设置共约450个此类垃圾桶和废屑箱，并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在全港设置共约990个。但该行动的效果是否实现，暂未对外披露。
与此同时，渔护署进一步调拨资源，增加行动次数，并透过设置网络监控摄影机监测，配以新型捕兽器，提升行动效率。
例如，在野猪滋扰地点安装了近100个红外线相机，记录它们的数目及出没情况，从而安排合适行动，包括设置新型捕兽器或安排捕捉行动，以进一步提高捕捉野猪的效率。
个别非法喂饲黑点也安装了红外线相机，侦察非法喂饲情况，以便搜集资料及安排执法行动。
渔护署还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上合适的科技设备，以加强监察及管理野猪的能力；同时委托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专家，检视本地野猪问题情况。
除了捕捉和转移，香港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减少野猪进入城市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加强生态保护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恢复。
在西贡的湿地保护区和大埔的自然保护区，通过增加植被覆盖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为野猪及其他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缓解野猪和人类生活空间的冲突。长期来看，这些措施或有助于减少野猪进入市区的频率。
然而，野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部分野猪已经适应了城市环境，并能在街头巷尾、居民小区、公园等城市空间中找到生存资源，例如翻找垃圾桶。一则视频显示，部分野猪能用嘴拧开塑料瓶盖，饮料流出，它便饮用。
港府还加强了与市民的合作，鼓励大家在发现野猪时及时报告，并发布了关于如何避免与野猪接触、如何在野猪进入城市时采取正确应对措施的宣传材料。
此外，他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的野猪管理APP，市民可通过该平台举报野猪出没的地点，捕捉队员则根据这些信息捕捉队员快速响应。
他们也积极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并寻求合作。例如，香港与澳门等地在野猪防治方面开展了联合行动，分享监控数据和防治经验，以期通过区域合作共同应对这一问题。
（图/pixabay）
经过多年探索，香港在野猪管理方面的经验，或许能为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城市提供借鉴。而对香港来说，如何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更多考虑生态保护，如何让城市化和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如何实现人猪共存，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毕竟，这不仅仅是野猪与人类的博弈，更是城市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一场大考。
野猪咬死人后，如何治理野猪泛滥，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不仅在农村，野猪也进入了城市，游走在繁华的商业区和人流密集的学校周边，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顶撞、撕咬、悬赏、捕捉，成了野猪们的代名词。人猪矛盾似乎在这个秋天格外激烈。
近期，陕西安康一县城的庄稼总有被破坏的痕迹，有人带猎狗追赶野猪，后者误闯村民家中，顶撞撕咬老人，老人受惊摔跤，经抢救无效死亡。时间再往前移一点，在南京街头，不时能看到猪哥的身影。其还曾闯入酒店，逃跑时撞到玻璃，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图/bilibili@掌闻视讯）
骚扰住户、入侵民宅、偷吃食物甚至咬伤家犬的事件还出现在各地。为此，宁夏还招募赏金猎人，旨在解决野猪围城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野猪的数量已经高达200万头，并广泛分布于28个省份。
（图/bilibili@央视网）
三年前，相似的情形在中国香港也频繁出现。2021年，在山边公路、市区公路、地铁站、公园，甚至是学校和居民区，都能看到猪猪的身影。伤人事件的数量也是在那一年突然飙升。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以下简称“渔护署”）统计，那年全港约有2500只野猪，因猪受伤者从2016年的4人，大幅上升至2021年的22人，仅11月一个月更录得高达6宗野猪伤人个案。
野猪问题正演变成一个涉及城市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生态保护的复杂难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土地开发的加剧，原本栖息郊野山区的野猪逐渐走向城市中心，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常客”。野猪的“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和人流密集的学校周边，野猪的频繁出现不仅令人感到困扰，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香港也是野猪重灾区，伤人事件频发，但近几年有所改善。香港做了什么，或者说做对了什么？
“乖啦自己出去，不要被捉”
“如遇到野猪时，应保持镇定，切勿主动走近及干扰它们；
请勿接触野猪，包括幼猪；
如有需要，可躲在障碍物后，待野猪离开后才继续前进；
不应用物件抛向或驱赶野猪，以免挑衅野猪而发生危险；
不要困住野猪或阻挡它们的去路；及如受野猪滋扰，可致电本署跟进；如情况紧急，应立刻致电999报警求助。”
这是渔护署的温馨提示。
（图/微博@香港文汇网）
自2021年11月起，渔护署推行野猪捕捉行动，定期在市区及郊野地区有野猪出没、曾经发生野猪伤人或其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的地点捕捉及人道处理野猪；亦在接获有关野猪的报告时，按需要采取相关行动。
更具体的情形是这样的：接到野猪出没的报告，附近警员抵达现场，用栏杆等阻碍物围住野猪，封锁其活动范围，并与人保持一定距离。警员手持盾牌，与渔护署人员合力围捕，一旁的兽医伺机而动，发射麻醉针，通常要4~5针，直到野猪倒地不动，渔护署的工作人员上前用担架将其搬走，进行人道毁灭。
从那时起，截至今年11月25日，渔护署已进行超过654次捕捉行动，人道处理共1411头野猪。其中，2023年每月平均人道处理的野猪数目为41头，比2022年每月平均24头上升约71%。
此外，渔护署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野猪整体数目约为1360头，比2022年的约1830头减少约26%；野猪滋扰黑点数目为21个，比2022年的42个减少50%；野猪伤人个案为9宗，比2022年的36宗下降75%。
不过，并不是所有野猪都格杀勿论，至少符合一个准则的野猪才会被毁灭：要么是习惯在市区觅食，或习惯主动向人索食，并会从人手上抢去食物，威胁人身安全的野猪；要么曾经袭击过人、发恶的野猪。
如果收到非伤人案，或野猪闯入市区人群聚集地之外的报告，渔护署一般会在一星期内向报案人了解情况并提供相关建议，如有需要会尽快派员进行实地调查，或安排针对性行动捕捉。
系列行动看起来酣畅淋漓，却也带来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人道毁灭过于残忍，应该寻求人猪共存，而不是赶尽杀绝。
三个月前，一只野猪进入停车场，撞伤一名保安，有人报警。在场其他人员却劝野猪快跑，不要被抓，“猪猪快点出去海皮（注：海边），乖啦自己出去，不要被捉。”
捕杀or not
此前，香港也有过民间狩猎队。
那时，当地的野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狩猎队不是专门的猎人队伍，而是由有狩猎经验和野生动物管理知识的志愿者组成。团队通过考核获得许可证后，便可开展工作。
（图/微博@香港文汇网）
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狩猎队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如新界和一些偏远的郊野区域，利用捕兽笼、麻醉枪等设备，协助政府部门捕捉，并转移野猪到更远的郊野区，减少野猪与市民的接触。
经验丰富后，狩猎队成员还会提前在野猪可能出现的区域，布置捕捉设施，并动态监测野猪出没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捕捉行动，每年打掉上百头入侵人类领地的野猪。
然而，随着社会对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公众对野猪捕捉方式的争议，民间狩猎队的角色引起了不同声音。一方面，民间狩猎队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被肯定，他们常常快速抵达现场，且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部分社会团体和人士开始质疑，狩猎队的捕捉方式是否过于粗暴，是否有更温和的替代方案。这些观点逐渐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最终在2017年，狩猎行动被叫停，抓猪行动改由渔护署主要负责。
2019年，此前颁发的许可证到期不再续发，狩猎队成为历史。
也是在正式接手抓猪行动的这一年，2017年，渔护署开始做出新尝试。同年年底，渔护署曾推出野猪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
两年间，承办商会派出兽医使用麻醉枪捕捉野猪，并会为合适及身体状况良好的野猪注射避孕疫苗和植入芯片，以及佩戴全球定位追踪器，完成后会将这些野猪野放至远离民居及农田的偏远郊区。与此同时，使用自动摄影机及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技术，以加强监察野猪数目、分布及活动模式所进行的工作，从而评估计划的成效。其间，渔护署合共安排了超过350次行动。
然而，避孕和绝育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繁殖速度。
从野猪的繁衍来看，一头母野猪一年生育两次，每次生4到8头，而其天敌老虎、豹子在香港已绝迹多年，因此野猪繁衍速度越来越快。
（图/Facebook 香港野猪关注组）
后来渔护署评估，避孕成效需时4~6年，其间繁殖力极强的野猪已可产下许多后代。而且野猪一旦习惯被人喂饲，即使被搬迁到郊野，仍会不断重返市区或民居向人索食，只能放弃该计划。2021年11月，渔护署正式推行新措施“杀猪令”，即捕捉及人道处理野猪行动，取代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
捕杀又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但这是否与人猪共存的理念相违背？
人猪共存
与内地城市稍有不同的是，人为喂饲活动是香港野猪滋扰问题的源头之一。
2021年，一段“野猪追赶的士”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显示，野猪对轿车和旅游巴士并无反应，但当的士经过时，野猪会蜂拥而上，追赶的士，迫使司机左避右闪。
当地媒体调查发现，每晚7点，一名婆婆坐的士前来深湾道公路，开门丢下几袋面包皮喂野猪。该婆婆表示，自己心疼野猪瘦弱，不忍心它们挨饿，因此坚持每日花费近100港元买食物喂食猪猪们。尽管子女反对，不给她生活费，甚至收到罚单，她仍然认为这是一片好心，自己做得对。
周围的船厂员工对婆婆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导致了野猪四处便溺，影响了环境卫生。而且在她的喂养下，几年间附近野猪数量激增，从5只变成近百只。视频一出，各种声音四起，有人认为她的好心可能加剧了问题。果不其然，渔护署不久后到该地抓捕了7只野猪。
后来有人发现，“侥幸”逃过一劫的野猪家族，每天按时出现，但婆婆没再出现，导致它们没有了食物。
港府强调，要减少野猪在民居附近出没，最有效的方法是停止喂饲。渔护署现正透过一系列的宣传及教育活动，张贴宣传语，派传单，发广告，提醒喂饲野生动物的不良影响，以减少喂饲行为。
自2022年12月31日起，香港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指明的“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地方”扩展至全港。渔护署已对210名涉及非法喂饲野生动物的人士采取执法行动，其中30人涉及非法喂饲野猪，17人被成功定罪，分别被判罚款港币500至1000元不等。
（图/香港渔护署）
此外，他们还做了很多尝试。
渔护署委托香港理工大学设计了三款能预防野生动物滋扰的垃圾收集设施，要够坚固，不轻易被翻倒。截至今年3月底，食环署在各区多个受野生动物滋扰的地点，设置共约450个此类垃圾桶和废屑箱，并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在全港设置共约990个。但该行动的效果是否实现，暂未对外披露。
与此同时，渔护署进一步调拨资源，增加行动次数，并透过设置网络监控摄影机监测，配以新型捕兽器，提升行动效率。
例如，在野猪滋扰地点安装了近100个红外线相机，记录它们的数目及出没情况，从而安排合适行动，包括设置新型捕兽器或安排捕捉行动，以进一步提高捕捉野猪的效率。
个别非法喂饲黑点也安装了红外线相机，侦察非法喂饲情况，以便搜集资料及安排执法行动。
（图/香港渔护署）
渔护署还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上合适的科技设备，以加强监察及管理野猪的能力；同时委托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专家，检视本地野猪问题情况。
除了捕捉和转移，香港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减少野猪进入城市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加强生态保护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恢复。
在西贡的湿地保护区和大埔的自然保护区，通过增加植被覆盖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为野猪及其他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缓解野猪和人类生活空间的冲突。长期来看，这些措施或有助于减少野猪进入市区的频率。
然而，野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部分野猪已经适应了城市环境，并能在街头巷尾、居民小区、公园等城市空间中找到生存资源，例如翻找垃圾桶。一则视频显示，部分野猪能用嘴拧开塑料瓶盖，饮料流出，它便饮用。
港府还加强了与市民的合作，鼓励大家在发现野猪时及时报告，并发布了关于如何避免与野猪接触、如何在野猪进入城市时采取正确应对措施的宣传材料。
此外，他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的野猪管理APP，市民可通过该平台举报野猪出没的地点，捕捉队员则根据这些信息捕捉队员快速响应。
他们也积极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并寻求合作。例如，香港与澳门等地在野猪防治方面开展了联合行动，分享监控数据和防治经验，以期通过区域合作共同应对这一问题。
（图/pixabay）
经过多年探索，香港在野猪管理方面的经验，或许能为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城市提供借鉴。而对香港来说，如何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更多考虑生态保护，如何让城市化和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如何实现人猪共存，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毕竟，这不仅仅是野猪与人类的博弈，更是城市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一场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