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破万，纽约更是疫情中心，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5日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文中说了一句“坚信我喜爱的纽约能熬过去”……让一些人感叹。这句话不管有无真情，至少不失“外交辞令”，有人感叹，过去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句“无可奉告”，觉得面目可憎，可是与现在的战狼外交官比起来，这句话还真不失“外交辞令”的范畴呢!
中国外交官不讲究外交辞令，专在国际场合比横斗狠，一些观察家指出应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愈来愈突出。有分析人士把这概括为“王毅现象”，王毅几年前在加拿大不顾外交礼仪训斥本来向加国外长就铜锣湾书商失踪案寻求解答的加国女记者：“你没有发言权!” “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了我们的宪法吗？”，但是把战狼式外交推向高潮的应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干脆把网传阴谋论搬出来，指责是美国军方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结果招致特朗普直接把新冠病毒叫做“中国病毒”。
有分析认为，最近西方媒体一波接一波对武汉疫情提出质疑，西方出现了许多向中国索赔疫情损失的团体和个人，其规模其速度，都和中国战狼外交官一波接一波的“甩锅系列剧”有关，包括赵立坚硬要给美国赖上放毒的恶名，包括武汉疫情爆发后，华春莹等人抨击西方国家的人道撤侨行为为“过度反应”，还有，西方一直对中国隐瞒武汉疫情有着巨大的怀疑，外交部发言人却延续了五毛“抄作业”的说法，反而抨击他国“浪费了中国为他们争取的抗疫时间”。还有后来的“口罩外交”，说起来中国在自己喘过一口气之后，以全球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口罩产能，支援支援他国值得首肯，然而，北京把这件事宣传到最后让欧盟反感的地步。
西方舆论开始穷根究底起来，武汉疫情到底死人多少，中共政权最初是如何隐瞒疫情的，北京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西方防疫？种种，这都和战狼外交的刺激严重地分不开。
3月6日出版的『星岛日报』称，中国在控制疫情之后，展开“抗疫外交”，虽然得到认可，也引起西方警惕。报道引述被称之为经常为北京“出谋划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中国应该放弃现在的高调举措，回归“人道关怀”。这位学者表示，中国不要关起门来说话，“应该说些外国人能听得进去的，而不是人家听不懂的、高深的哲学上的东西。”他称，中国官方强调的“大国责任”，容易被国外理解成“要籍此机会称霸”。郑永年表示，“中国援助的实际行动赚来的这种信用、信誉，基本上被媒体、宣传部门、外交部门消费掉了”。
前述报道还引述南京大学教授朱锋表示，中国感恩外交，“我支援你，你就要欢迎我，给我好处”，降低了外交品格和道德形象，受援国的看法也随之变味。“中国会被认定过于功利，是在利用疫情施展外交影响力，赢得市场”。
分析人士胡少江则严厉地指出 ：“王毅所代表的中国外交已经获得了一个‘美名’：战狼式外交。据理力争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国际朋友成为了一种过时的、软弱的象征，他和他所器重的那几位外交部发言人正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的态度更强硬，谁的口吻更具冒犯性。”他指这不仅是中国外交部的风格，而是中国执政团队的整体风格，是义和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上的一场“沐猴而冠”的丑剧。
因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文中所说“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对那些企图山东种族主义和歧视仇外、把别国或别的种族当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说不”就被视为与“王毅现象”有明显的区别。北京学者荣剑就此评论：“和吾国驻英大使或瑞典大使比起来，崔大使还是尽可能表现出一个驻外大使应有的理性、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大使的使命是外交，外交的使命是对外友好交往，而不是致力于断交的战狼式对抗”。
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破万，纽约更是疫情中心，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5日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文中说了一句“坚信我喜爱的纽约能熬过去”……让一些人感叹。这句话不管有无真情，至少不失“外交辞令”，有人感叹，过去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句“无可奉告”，觉得面目可憎，可是与现在的战狼外交官比起来，这句话还真不失“外交辞令”的范畴呢!
中国外交官不讲究外交辞令，专在国际场合比横斗狠，一些观察家指出应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愈来愈突出。有分析人士把这概括为“王毅现象”，王毅几年前在加拿大不顾外交礼仪训斥本来向加国外长就铜锣湾书商失踪案寻求解答的加国女记者：“你没有发言权!” “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了我们的宪法吗？”，但是把战狼式外交推向高潮的应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干脆把网传阴谋论搬出来，指责是美国军方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结果招致特朗普直接把新冠病毒叫做“中国病毒”。
有分析认为，最近西方媒体一波接一波对武汉疫情提出质疑，西方出现了许多向中国索赔疫情损失的团体和个人，其规模其速度，都和中国战狼外交官一波接一波的“甩锅系列剧”有关，包括赵立坚硬要给美国赖上放毒的恶名，包括武汉疫情爆发后，华春莹等人抨击西方国家的人道撤侨行为为“过度反应”，还有，西方一直对中国隐瞒武汉疫情有着巨大的怀疑，外交部发言人却延续了五毛“抄作业”的说法，反而抨击他国“浪费了中国为他们争取的抗疫时间”。还有后来的“口罩外交”，说起来中国在自己喘过一口气之后，以全球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口罩产能，支援支援他国值得首肯，然而，北京把这件事宣传到最后让欧盟反感的地步。
西方舆论开始穷根究底起来，武汉疫情到底死人多少，中共政权最初是如何隐瞒疫情的，北京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西方防疫？种种，这都和战狼外交的刺激严重地分不开。
3月6日出版的『星岛日报』称，中国在控制疫情之后，展开“抗疫外交”，虽然得到认可，也引起西方警惕。报道引述被称之为经常为北京“出谋划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中国应该放弃现在的高调举措，回归“人道关怀”。这位学者表示，中国不要关起门来说话，“应该说些外国人能听得进去的，而不是人家听不懂的、高深的哲学上的东西。”他称，中国官方强调的“大国责任”，容易被国外理解成“要籍此机会称霸”。郑永年表示，“中国援助的实际行动赚来的这种信用、信誉，基本上被媒体、宣传部门、外交部门消费掉了”。
前述报道还引述南京大学教授朱锋表示，中国感恩外交，“我支援你，你就要欢迎我，给我好处”，降低了外交品格和道德形象，受援国的看法也随之变味。“中国会被认定过于功利，是在利用疫情施展外交影响力，赢得市场”。
分析人士胡少江则严厉地指出 ：“王毅所代表的中国外交已经获得了一个‘美名’：战狼式外交。据理力争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国际朋友成为了一种过时的、软弱的象征，他和他所器重的那几位外交部发言人正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的态度更强硬，谁的口吻更具冒犯性。”他指这不仅是中国外交部的风格，而是中国执政团队的整体风格，是义和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上的一场“沐猴而冠”的丑剧。
因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文中所说“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对那些企图山东种族主义和歧视仇外、把别国或别的种族当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说不”就被视为与“王毅现象”有明显的区别。北京学者荣剑就此评论：“和吾国驻英大使或瑞典大使比起来，崔大使还是尽可能表现出一个驻外大使应有的理性、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大使的使命是外交，外交的使命是对外友好交往，而不是致力于断交的战狼式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