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暑礁并不是唯一一个“创造奇迹”的岛礁，在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还有7个类似的岛礁，它们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所称的“沙堡长城”，是中国政府在该海域主权声索的重要手段，总花费可能超过3000亿人民币。中国称这些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英国学者、BBC记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新书《创造“中国”》(The Invention of China)中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对边界和领土的理解和声索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创造出来的“中国”概念，而非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把握现代“中国”的概念，才能理解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强硬甚至激进的主权声索。
海顿的研究主要基于“新清史”学派，该学派于1990年代发源于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代表人物有得州大学路康乐(Edward Rhoads)、哈佛大学欧立德(Mark C. Elliott）、达特茅斯学院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以及匹兹堡大学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点，并非汉族王朝的延续，而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组成，这些民族保留了相当的政治自决权。
当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南中国海永暑礁的时候，这块小小的礁岩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能容纳数人同时立足。但是现在的人们如果打开谷歌地图，就会发现这个岛礁现在被白色砂石筑就的人造陆地环绕着，上面布满了停机坪和飞机跑道。
永暑礁并不是唯一一个“创造奇迹”的岛礁，在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还有7个类似的岛礁，它们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所称的“沙堡长城”，是中国政府在该海域主权声索的重要手段，总花费可能超过3000亿人民币。中国称这些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英国学者、BBC记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新书《创造“中国”》(The Invention of China)中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对边界和领土的理解和声索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创造出来的“中国”概念，而非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把握现代“中国”的概念，才能理解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强硬甚至激进的主权声索。
海顿的研究主要基于“新清史”学派，该学派于1990年代发源于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代表人物有得州大学路康乐(Edward Rhoads)、哈佛大学欧立德(Mark C. Elliott）、达特茅斯学院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以及匹兹堡大学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点，并非汉族王朝的延续，而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组成，这些民族保留了相当的政治自决权。
海顿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写，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他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并不是开始于中国共产党1949年赢得内战，而是源于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遗产。我也想说明，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是源于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的政治选择，不是天然就如此，也不是原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
海顿自1998年开始为英国BBC工作，2014年他的著作《南中国海》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书籍，而《创造“中国”》的灵感也源于他撰写《南中国海》时对“中国”概念和领土问题的研究。此书分为八个章节，分别从“国家”，“主权”，“民族”，“历史“，“语言”，“领土”等多个方面论述“中国”概念在近代的形成。
“中国”概念的诞生
海顿在书中首先指出，一个一以贯之、历史悠久、从未间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并不存在，至少并不是当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他表示，在过去数千年历史中，当代中国的领土上一直有生活着多个不同的民族，群体规模有大有小，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包括藏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壮族、回族、羌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多有着独特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他们分分合合，有时自立国家，有时相互融合，有时又归于汉族为主的王朝。因此，并没有一个国家一直叫“中国”，也没有一个古老的单一的“中华民族”。
海顿认为，“‘国家’这个概念，也就是“一群人因为文化还有共同的情感而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说：“当时的革命家和改革家想要摆脱清朝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来自西方的攻击，和强烈的落后感。他们在西方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理论中找到了答案，并且认为能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让人们能够在新世界中生存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借鉴这些概念，让它们变成“中国的”，不仅是在翻译上，而且是回顾历史并且赋予这些词语新的意义。”
《创造“中国”》指出，以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开始持有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汉族国家才是中国，比如他们提出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然将满族排除在中国之外。
而立宪派的康有为则认为民族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力图从文化上寻找认同的根据。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前期一度排满，但在接触到19世纪欧洲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后，他提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主张联合清朝境内各民族共同建立现代国家。
此外，梁启超还被认为是最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之一。1905年初，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写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到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章太炎和孙中山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接受了多民族国家的理念，选取了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旗”为国旗，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而促使这种政治路线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国内政治格局及国际政治环境。
海顿说：“这要追溯到20世纪初，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西藏、新疆和蒙古寻求独立，汉人之间军阀混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创造出‘国家和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他们的方法就是告诉大家外国会瓜分中国，中国人应该保持领土完整。他们通过媒体、教科书还有舆论营造出一种国家分裂、列强瓜分的焦虑感。那个时候，他们创建了对于‘领土’的一种理解方式，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国，你就必须担忧领土，当被外国侵占领土，你也必须切身感到羞耻感和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很早的时候，对领土的焦虑根植在民族主义者看世界的方式之中，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很容易执着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土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凯尔·谢努克则告诉美国之音，成为民族国家对于晚清中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民族国家的形式并非必然带来有害的民族主义，但确实是因素之一，而且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挑战。
他说：“如果回顾清朝晚期和中华民国历史，当时中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情况，比如上海、香港、澳门，那是其他的民族国家扩张的后果，所以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明确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以前那种朝代似的帝国，是明智的选择，在那个时候也是应该的。一个多世纪后的现在，情况就很难说了，民族国家的结构不一定会导致负面的民族主义，但是很多情况下确实导致了有害的民族主义。在美国、中国还有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民粹主义等让人不愿意见到的民族主义形式正在甚嚣尘上。”
去年以来，新冠疫情的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高涨的契机：中国网民嘲笑美国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的言论充斥于网络，沈阳一家餐馆挂出庆祝病毒在美国和日本传播的横幅；中共政府高层官员实行“战狼式”外交，散播“美军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等谣言；而勇敢批评政府抗疫不利的作家方方，则被官媒和民众斥为“卖国贼”。
何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共政府在回应领土争议时，长期使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等词汇来证明其声索的合理性。比如，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有多篇文章论述西藏、新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习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员也在多个场合称南中国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但是海顿指出，这样的说法缺乏完整和客观的历史依据。
在“领土”一章中，海顿回顾了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如何在近代中国演变的。首先，古代的“疆域”是不是近代的“领土”，这一点存有争议。在古代中国只有“疆域”一词，可以泛指皇权影响的范围，包括附庸国，但并没有规定明确的边界。近代意义上的“领土”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对日本学者关于“领土”一词的引进，指称有明确边界的主权国家。此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历经多次修订，但也反复提及“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却没有明确定义从前的疆域具体是哪里。
其次，海顿认为，清末之前的传统中国王朝只能对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实施间接统治，称之为“羁縻”。这些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并不符合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领土概念。因此，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是否意味着拥有这些边疆地区的主权，常常也存在争议。
费正清中心学者谢努克也赞同海顿的观点，他还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都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纳入领土。1931年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就曾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 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谢努克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红军长征之前，中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之间一直有讨论是否保留西藏和内蒙古，人们有这样的讨论，就像还没有定论一样。现在人们却对此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历史性失忆，因为之前有这样的疑问和讨论，现在却变成了敏感话题。我们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为什么有人能说“西藏自古就是也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能这么说，其中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目的又是什么？”
《创造“中国”》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对领土“过度敏感”的例子，比如包括GAP, 万豪(Marriott), 魅可(MAC)等在内的国际公司，都因为印制的中国地图
“缺少”台湾或者南海诸岛等问题被迫道歉；以及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习近平一副1735年绘制的中国古地图，其中不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区，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却将其修改替换成另一张一百多年后中国疆域版图最大时的地图。
中共对领土的敏感也导致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历史主权争议地区的高压政策。大多数现代国家都经历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有些也依然存在内部民族矛盾，比如英国的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部分民众想要独立，但是很少有国家像中国政府一样，积极干预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尽管历史上中共对少数民族的立场一度比较宽松，曾给予一些自主权，但是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又回到了要同化其他民族的阶段，并在香港等地进一步采取高压统治以创造统一的身份认同。
海顿说，“新疆人被告知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不能喝酒，又或者应该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宗教朝拜，显然他们很憎恨这些。与此同时，有人告诉习近平，不同的情感对于国家来说是个问题，必须去除，这就是现在的局面。他们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风险，他觉得如果差异太大，这个国家就会分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高压应对，要消除所有差异，让人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这就引起了外界所说的人权问题，美国政府称中共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是指摧残人们的文化，更甚于肉体上的杀害。”
如何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主权声索
中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主权声索渐趋强硬，但此举不仅损害了周边国家的利益，还可能损害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海顿认为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应是和平的外交关系，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而微小的领土争端只会阻碍了中国寻求更大的利益所在。
在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都比较缓和，但是局势在中国提出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后发生了改变。海顿说：“东南亚国家开始担忧，他们说：等等，我们想要美国回来制衡中国。所以那是适得其反了。如果中国政府什么也没做，可能大家会越来越倾向于中国，中国会更容易崛起。但是中国突出了领土问题，我认为这样损害了他们更大的利益。”
除了民族主义和历史误解，中国发起南中国海主权声索还有资源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其填海造岛活动也不会只是名义上的“澄清主权”，而是会对东南亚国家的利益造成实际损失。谢努克指出，东南亚国家必须持续申诉，向中国施加压力。他说：“他们需要继续向国际机构申诉，确保他们的声索得到承认。中国想说什么都可以，对某些领土提出主权声索，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承认，中国还是很难实现其目标。”
而对于美国来说，谢努克认为拜登政府应该进一步巩固和印太地区伙伴国及盟友的关系。此外，等待中国国内局势的转变也可能是一种策略。他说：“从美国政府的利益来说，如果美国不想中国声称那些岛屿是自己的领土，我认为应该就继续支持其他国家对那些岛屿的声索。再就是等待，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也很极端，可能短期内不会消失，但是情况和环境可能在10年或者15年后有所改变，也许到那个时候其他的国家会说：现在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否会消减，海顿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创造“中国”》一书的结尾，他讲述了2006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批评政府给学生灌输“狼奶”的事件。袁伟时认为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是“狼奶”教育，但是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在继续喂“狼奶”。
在这里，“狼奶”指代极端的、排他的、煽动仇恨的意识形态灌输，其中又以极端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思想为主。刊登文章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改数月。
海顿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狼奶灌输”愈演愈烈，在他的“中国梦”宣传下，许多中国民众都支持政府激进的主权主张，并且对领土问题额外敏感。他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概念会把当代中国引向何方？“中国梦”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