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的学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全国青年失业率也创新高。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内卷”？人人争取特权、争当“人上人”的社会心态是否还能改变？德国之声就此专访了德国马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的华人所长项飙教授。 德国之声：中国高考今年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将近1300万；同时，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字显示，全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0.4%，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从这两个数字来看，能不能说中国社会的内卷程度在接下去一段时间还会加剧？ 项彪：所谓内卷就是在没有很大收益情况下的激烈竞争，或者说用很大量的付出去争取一点点的回报，甚至一点回报也没有。而促使这种竞争的是近乎虚幻的希望。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个拐点，大家可能会放弃这种无限制的竞争投入。当然这会是逐步的，不可能全体中国青年一起这样做，我们猜测这会从机会最少的群体开始，他们会最先"躺平"。 回到你说的这两个数字：一个明确的结论倒并非内卷的强化，而是代表了一种抑郁、乃至幻灭的情绪，至少大家的挫折感会上升。大学的扩招已经饱和，高校的名额不太可能再增长，许多高中毕业生就会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假如进入了一所"二本"大学，他就会觉得自己整个的前途都很渺茫。在很多例子中我们都看到他们在整个大学阶段沉浸在抑郁、不甘的情绪中。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报考研究生，有些人甚至多次考研。尤其是那些"二本"大学生，他们很早就准备考研，因为他们觉得否则没有好的工作机会。这种"内卷"和以往有些不同：他们不再是觉得"内卷"能带来什么回报，而是越来越多地试图去逃避某些挫折。也就是说，驱动力不是希望，而是压力。从统计角度来看，最后必然有许多人是得不到所期望的回报，于是就产生了挫败感和幻灭感。20%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就是说连内卷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这会是一个新问题。 德国之声：出生在70、8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很难体会到如今的年轻人所面对的激烈竞争压力。这尽管是一个主观感觉，但是确实是很多人都有的主观感觉。您能否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项飙：直观而言，这和1999年起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有关。进入大学变得更容易了，但竞争却变得更激烈了。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中国式内卷非常inclusive，也就是说非常具有"参与性"。扩招前的中国大学是走精英教育路线，尽管不公平，却有促成自我分化的功能：大家普遍觉得只有少数孩子适合上大学，大部分的孩子则应该另谋出路。这其实和德国有点像，当然中国的社会心态还是略微有点不同，考不上大学多少总是有点自卑。但不管怎样，不会所有人都往一条路上挤。而1999年扩招之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觉得人人都应该上大学，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普遍化，家庭对于子女的投入显著增加。这又牵涉到中国经济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父母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能否抓住一个优质工作机会、能否进入所谓的"白领生活"，会在生活质量方面造成非常大的差异。出于对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的恐惧，父母就会不惜一切地对孩子进行投入，希望孩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德国之声：所以，您的主要观点就是，内卷程度加剧、竞争压力变大的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项飙：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国际比较，就会发现大部分社会都是很不平等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内卷"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没有不平等，当然就不会有这种恐惧和焦虑，也不会有这种无限制的投入。但仅有平等，也不是充分条件。这里要分三点来讲：1.中国还留存有一些社会主义传统；2.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普惠性的，成功地让社会全体都受惠于进步，因此让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即人人都应该受益于发展；3.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社会意识方面、对多元价值的包容性方面，几乎没有进步。这就造成了全社会都抱定一个信心，想要考上好大学、要过都市白领的生活、要去一线城市等等。如果十几亿人都相信只有一种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同质化的思想就会与客观事实脱节。更进一步分析，其实十几亿人形成的这一同质化的社会意识，本质上是少数精英的意识，使得剩余的90%的人认为自己不值得以当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人都对自己当下的生活从本质上不满意。我称之为"悬浮"状态，也就是对自我的否定。这是当前中国人焦虑的最主要原因，大家都千方百计想过上"别人的生活"。 德国之声：大家都争当"人上人"？ 项飙：对。总而言之，大家都意识到贫富差距在加大，却没有去批判性地思索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反而纷纷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不平等的环境中得益，希望自己能比别人快一步、在不平等关系中成为"人上人"而不是留在下层。大家都在不断追逐成为"人上人"，而不思考背后的原因，也不思考如何在不成为"人上人"的情况下改变自己周边环境、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人上人"，所以大家都很焦虑。 德国之声：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贫富差距、争当"人上人"之心态似乎都很难解决，让大家都接受"躺平"也绝非易事…… 项飙："内卷"的对立面不是"躺平"，至少不应该是放弃式的"躺平"，因为努力还是必要的。放弃式"躺平"就是什么都不干，这个其实很难，只有那些在一线城市拥有多套房产收租的人方才能做到。而另一种"躺平"是退出式的，我称之为积极"躺平"，也就是说不参与这个"内卷"游戏，不削尖脑袋去争当"人上人"。虽然不放弃努力，但却有着别的思考，在解决生计的基础上寻找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做那些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别人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所谓"退出"，就是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想清楚以后扎实地去做。也许这会让人生活得相对清贫，但不会有意义方面的空虚感和焦虑感。当然，究竟应该如何生活，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事情，只能从无数小事着手。宏观角度而言，我很难理解中国经济政策、难以揣摩上层决策者的意图以及中间执行者的想法，但至少一点是明确的：单纯靠经济增长速度来给大家希望、让大家闷头努力赶上前进的列车，这种状态已经无法维持。现在大家想要的是切实的前景，而不是想象当中的未来。这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命题，暂且不表。总而言之，中国需要从物质生产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生产，这里包括关怀、娱乐、艺术、教育、休闲等多方面，有关"意义"的问题也会越来越重要。 这些问题其实有很强的政治含义。在一切以经济发展速度为重的年代，社会公正等成为了闲暇时分的边角料议题。而如今，非经济问题的重要度显著上升，它牵涉到许多问题，比如人的精力如何分配？人的精力其实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分配精力？在物质生活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精力分配的问题将愈发重要。所以我认为，针对"内卷"，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案，不可能通过某套政策去解决，关键还是大家要有意识去进行讨论，探索式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依靠的是公共参与式的自我改变。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不认为通过高考制度的某些改革来缓解社会的"内卷"？ 项飙：很难通过某些针对高考制度的技术性调整去缓解"内卷"。假设我们现在完全放弃高考，而是搞大学自主命题、学生主动申请，只会导致"内卷"更加严重。届时肯定会冒出来许多教大家怎样写简历的公司，还有些公司会组织中学生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帮你写好相应的简历。因为中国民众对于高校功能的认知普遍是：大学给予的是文化资本；大家会想"我进了北大、清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而在德国，高校则没有这种光环，我认为这是德国比其他国家做得好的地方。进了高校只不过说明这个孩子更适合理论思考，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另外，中国社会对于大学的等级化观念根深蒂固，几乎找不到任何社会力量去反对这种等级化，政府自己也反复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造成所谓的211、985高校努力保护自己的地位，毕业出来的学生也努力维护这种光环，强化等级区分。吊诡的是，"二本"大学、非精英的大学生，也对北大、清华有着崇拜的心理，没有自主的话语体系。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式"内卷"的全民参与性。大家都认同同质化的一种观念，很愿意把所有事情都进行高下优劣的排列，当然这和权力制度不无关系。各个高校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己分别在干什么，而是"我比你更牛"，"我比你更有光环"。从"精力分配"角度来说，"进入光环"这件事最能调动中国人的心态。至于"进入光环"本身对于自己、别人、社会有什么意义，则很少有人过问。如果这些东西不改变，那无论在什么考试制度下，大家最关心的始终会是"进入光环"应该用什么手段。那么多人处于单一的评价体系下，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令人焦虑。 德国之声：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我们注意到不少网民认为，中国社会"内卷"的根源在于人均经济资源太少，所以要改变老牌发达国家制订的国际经济分工的游戏规则，从而把"蛋糕做大"，在世界层面上解决中国社会的"内卷"。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这又是否会造成中国式"内卷"溢出到国外的危险？ 项飙：所谓"外溢"风险，一种是中国人出国后把"内卷"文化带到外面，迫使外国人也只能以"内卷"来竞争。还有一种是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大，迫使非洲人或者欧洲人也开始"内卷"来保持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让全球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这个角度而言，"内卷"理论上似乎真的有外溢的风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经济领域实际发生的是：中国产业崛起后，各国产业进入了"细分化"以及"多样化"进程，而不是"内卷式"竞争。虽然我们一直说，市场经济就是要竞争，但其实竞争是非理性的行为。大家实际上想的是："我干嘛要正面和你竞争呢？我可以想办法去做一些别的。"所以事实上这是在避免竞争。比如中国生产鞋子，那其他国家很快就进行调整，去生产别的商品。 至于"润"到国外的年轻中国人，本身就是不想"内卷"才"润"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的华人普遍高度欣赏这里的生活工作平衡。 从理论角度而言，"内卷是因为狼多肉少"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认知。从历史角度而言，人均资源和内卷程度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中国的"内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正是在人均经济资源大量增长后才开始的么？2000年之后才逐渐开始出现"内卷"的。所以首先这是一个"不公平"所导致的问题。其次，那些只分配到少数资源的大多数人，没有去思考如何改变这个体系，而是想着如何去成为获取多数资源的少数人。 由此引申：指望通过拿国外的"肉"来解决国内的"狼多肉少"之矛盾，这是百分百的谬误。回顾历史：资本主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回报率会下降，于是把对外扩张市场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但人类史上，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扩张几乎都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不如是对输出国还是输入国而言。而且当今国际社会也不再是殖民主义，不允许无限制地输出产能。 至于"把世界范围内的肉拿到中国国内来分"，我们实际看到的是：这反而强化了国内的"内卷"。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益的人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不太会把拿回来的"肉"分给全国人民，只会对中国社会更加不负责任：在中国有利，他们就图；在中国无利可图，他们就跑。这其实是全球性问题，在德国也是一样的情况：德国的跨国金融机构、跨国投机者在德国社会的口碑很差。这些人是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公共性"观念，不太关心自己生活的地方，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不愿意和其他人分享利益。
本采访略有删节。
中国青少年的学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全国青年失业率也创新高。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内卷”？人人争取特权、争当“人上人”的社会心态是否还能改变？德国之声就此专访了德国马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的华人所长项飙教授。
德国之声：中国高考今年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将近1300万；同时，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字显示，全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0.4%，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从这两个数字来看，能不能说中国社会的内卷程度在接下去一段时间还会加剧？
项彪：所谓内卷就是在没有很大收益情况下的激烈竞争，或者说用很大量的付出去争取一点点的回报，甚至一点回报也没有。而促使这种竞争的是近乎虚幻的希望。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个拐点，大家可能会放弃这种无限制的竞争投入。当然这会是逐步的，不可能全体中国青年一起这样做，我们猜测这会从机会最少的群体开始，他们会最先"躺平"。
回到你说的这两个数字：一个明确的结论倒并非内卷的强化，而是代表了一种抑郁、乃至幻灭的情绪，至少大家的挫折感会上升。大学的扩招已经饱和，高校的名额不太可能再增长，许多高中毕业生就会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假如进入了一所"二本"大学，他就会觉得自己整个的前途都很渺茫。在很多例子中我们都看到他们在整个大学阶段沉浸在抑郁、不甘的情绪中。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报考研究生，有些人甚至多次考研。尤其是那些"二本"大学生，他们很早就准备考研，因为他们觉得否则没有好的工作机会。这种"内卷"和以往有些不同：他们不再是觉得"内卷"能带来什么回报，而是越来越多地试图去逃避某些挫折。也就是说，驱动力不是希望，而是压力。从统计角度来看，最后必然有许多人是得不到所期望的回报，于是就产生了挫败感和幻灭感。20%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就是说连内卷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这会是一个新问题。
德国之声：出生在70、8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很难体会到如今的年轻人所面对的激烈竞争压力。这尽管是一个主观感觉，但是确实是很多人都有的主观感觉。您能否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项飙：直观而言，这和1999年起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有关。进入大学变得更容易了，但竞争却变得更激烈了。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中国式内卷非常inclusive，也就是说非常具有"参与性"。扩招前的中国大学是走精英教育路线，尽管不公平，却有促成自我分化的功能：大家普遍觉得只有少数孩子适合上大学，大部分的孩子则应该另谋出路。这其实和德国有点像，当然中国的社会心态还是略微有点不同，考不上大学多少总是有点自卑。但不管怎样，不会所有人都往一条路上挤。而1999年扩招之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觉得人人都应该上大学，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普遍化，家庭对于子女的投入显著增加。这又牵涉到中国经济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父母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能否抓住一个优质工作机会、能否进入所谓的"白领生活"，会在生活质量方面造成非常大的差异。出于对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的恐惧，父母就会不惜一切地对孩子进行投入，希望孩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德国之声：所以，您的主要观点就是，内卷程度加剧、竞争压力变大的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项飙：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国际比较，就会发现大部分社会都是很不平等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内卷"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没有不平等，当然就不会有这种恐惧和焦虑，也不会有这种无限制的投入。但仅有平等，也不是充分条件。这里要分三点来讲：1.中国还留存有一些社会主义传统；2.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普惠性的，成功地让社会全体都受惠于进步，因此让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即人人都应该受益于发展；3.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社会意识方面、对多元价值的包容性方面，几乎没有进步。这就造成了全社会都抱定一个信心，想要考上好大学、要过都市白领的生活、要去一线城市等等。如果十几亿人都相信只有一种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同质化的思想就会与客观事实脱节。更进一步分析，其实十几亿人形成的这一同质化的社会意识，本质上是少数精英的意识，使得剩余的90%的人认为自己不值得以当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人都对自己当下的生活从本质上不满意。我称之为"悬浮"状态，也就是对自我的否定。这是当前中国人焦虑的最主要原因，大家都千方百计想过上"别人的生活"。
德国之声：大家都争当"人上人"？
项飙：对。总而言之，大家都意识到贫富差距在加大，却没有去批判性地思索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反而纷纷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不平等的环境中得益，希望自己能比别人快一步、在不平等关系中成为"人上人"而不是留在下层。大家都在不断追逐成为"人上人"，而不思考背后的原因，也不思考如何在不成为"人上人"的情况下改变自己周边环境、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人上人"，所以大家都很焦虑。
德国之声：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贫富差距、争当"人上人"之心态似乎都很难解决，让大家都接受"躺平"也绝非易事……
项飙："内卷"的对立面不是"躺平"，至少不应该是放弃式的"躺平"，因为努力还是必要的。放弃式"躺平"就是什么都不干，这个其实很难，只有那些在一线城市拥有多套房产收租的人方才能做到。而另一种"躺平"是退出式的，我称之为积极"躺平"，也就是说不参与这个"内卷"游戏，不削尖脑袋去争当"人上人"。虽然不放弃努力，但却有着别的思考，在解决生计的基础上寻找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做那些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别人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所谓"退出"，就是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想清楚以后扎实地去做。也许这会让人生活得相对清贫，但不会有意义方面的空虚感和焦虑感。当然，究竟应该如何生活，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事情，只能从无数小事着手。宏观角度而言，我很难理解中国经济政策、难以揣摩上层决策者的意图以及中间执行者的想法，但至少一点是明确的：单纯靠经济增长速度来给大家希望、让大家闷头努力赶上前进的列车，这种状态已经无法维持。现在大家想要的是切实的前景，而不是想象当中的未来。这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命题，暂且不表。总而言之，中国需要从物质生产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生产，这里包括关怀、娱乐、艺术、教育、休闲等多方面，有关"意义"的问题也会越来越重要。
这些问题其实有很强的政治含义。在一切以经济发展速度为重的年代，社会公正等成为了闲暇时分的边角料议题。而如今，非经济问题的重要度显著上升，它牵涉到许多问题，比如人的精力如何分配？人的精力其实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分配精力？在物质生活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精力分配的问题将愈发重要。所以我认为，针对"内卷"，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案，不可能通过某套政策去解决，关键还是大家要有意识去进行讨论，探索式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依靠的是公共参与式的自我改变。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不认为通过高考制度的某些改革来缓解社会的"内卷"？
项飙：很难通过某些针对高考制度的技术性调整去缓解"内卷"。假设我们现在完全放弃高考，而是搞大学自主命题、学生主动申请，只会导致"内卷"更加严重。届时肯定会冒出来许多教大家怎样写简历的公司，还有些公司会组织中学生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帮你写好相应的简历。因为中国民众对于高校功能的认知普遍是：大学给予的是文化资本；大家会想"我进了北大、清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而在德国，高校则没有这种光环，我认为这是德国比其他国家做得好的地方。进了高校只不过说明这个孩子更适合理论思考，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另外，中国社会对于大学的等级化观念根深蒂固，几乎找不到任何社会力量去反对这种等级化，政府自己也反复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造成所谓的211、985高校努力保护自己的地位，毕业出来的学生也努力维护这种光环，强化等级区分。吊诡的是，"二本"大学、非精英的大学生，也对北大、清华有着崇拜的心理，没有自主的话语体系。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式"内卷"的全民参与性。大家都认同同质化的一种观念，很愿意把所有事情都进行高下优劣的排列，当然这和权力制度不无关系。各个高校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己分别在干什么，而是"我比你更牛"，"我比你更有光环"。从"精力分配"角度来说，"进入光环"这件事最能调动中国人的心态。至于"进入光环"本身对于自己、别人、社会有什么意义，则很少有人过问。如果这些东西不改变，那无论在什么考试制度下，大家最关心的始终会是"进入光环"应该用什么手段。那么多人处于单一的评价体系下，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令人焦虑。
德国之声：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我们注意到不少网民认为，中国社会"内卷"的根源在于人均经济资源太少，所以要改变老牌发达国家制订的国际经济分工的游戏规则，从而把"蛋糕做大"，在世界层面上解决中国社会的"内卷"。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这又是否会造成中国式"内卷"溢出到国外的危险？
项飙：所谓"外溢"风险，一种是中国人出国后把"内卷"文化带到外面，迫使外国人也只能以"内卷"来竞争。还有一种是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大，迫使非洲人或者欧洲人也开始"内卷"来保持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让全球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这个角度而言，"内卷"理论上似乎真的有外溢的风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经济领域实际发生的是：中国产业崛起后，各国产业进入了"细分化"以及"多样化"进程，而不是"内卷式"竞争。虽然我们一直说，市场经济就是要竞争，但其实竞争是非理性的行为。大家实际上想的是："我干嘛要正面和你竞争呢？我可以想办法去做一些别的。"所以事实上这是在避免竞争。比如中国生产鞋子，那其他国家很快就进行调整，去生产别的商品。
至于"润"到国外的年轻中国人，本身就是不想"内卷"才"润"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的华人普遍高度欣赏这里的生活工作平衡。
从理论角度而言，"内卷是因为狼多肉少"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认知。从历史角度而言，人均资源和内卷程度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中国的"内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正是在人均经济资源大量增长后才开始的么？2000年之后才逐渐开始出现"内卷"的。所以首先这是一个"不公平"所导致的问题。其次，那些只分配到少数资源的大多数人，没有去思考如何改变这个体系，而是想着如何去成为获取多数资源的少数人。
由此引申：指望通过拿国外的"肉"来解决国内的"狼多肉少"之矛盾，这是百分百的谬误。回顾历史：资本主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回报率会下降，于是把对外扩张市场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但人类史上，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扩张几乎都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不如是对输出国还是输入国而言。而且当今国际社会也不再是殖民主义，不允许无限制地输出产能。
至于"把世界范围内的肉拿到中国国内来分"，我们实际看到的是：这反而强化了国内的"内卷"。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益的人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不太会把拿回来的"肉"分给全国人民，只会对中国社会更加不负责任：在中国有利，他们就图；在中国无利可图，他们就跑。这其实是全球性问题，在德国也是一样的情况：德国的跨国金融机构、跨国投机者在德国社会的口碑很差。这些人是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公共性"观念，不太关心自己生活的地方，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不愿意和其他人分享利益。
本采访略有删节。